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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中心话语的边缘性解构 ——有关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几点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李夫生 参加讨论

    世纪末纷繁多彩的文化语境中,女性文学的异军突起或许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本土女性文化的成长,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横移和渗透,融汇成我国女性文学阔厚的底蕴。它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建设提供了新的实验,并在思维方式、叙述话语等方面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因此,女性文学如何在边缘性解构男性中心话语的同时超越自己,提升自身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品位,就成了关注这一写作情状的人们注目的焦点。 
    
    
    私人化写作是当前世界文坛的一种时尚。我国文坛上比较明显的私人化写作倾向,是90年代才出现的。其生力军是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在谈到90年代中国文坛私人化写作时,人们大都以北京的两位女作家林白和陈染为代表。林白是位从广西来到北京定居的作家,她的不少中短篇小说,尤其是近年来连续推出的几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等,都是自身经历和身边琐事或内心体验,也就是自叙性质的。陈染是位生长在北京,有着良好文学修养的青年女作家。她的早期作品有一种童话色彩和浪漫色彩。而自中篇小说《与往事干杯》后,她的小说创作越来越私人化了。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私人生活》可以看作是她私人化写作的一个代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90年代以来私人化写作的代表作品。
    何谓“私人化写作”?目前并没有一个十分严格科学的概念界定。一般认为是在回避主流话语的情景下,作家专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私人生活和边缘性体验,用一种纤巧、精细的笔触创作出来的带有某种自传性质的文学文本。就女性作家而言,所谓女性私人化写作,则更多地偏向于对女性个体生命丰富敏感、温柔细腻的内心体验的描述。
    因为“私人化”的缘故,很多论者都把目前我国文坛上“私人化写作”的源头归诸于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私小说”以及受之影响较深的郁达夫的“自传小说”。所谓“私小说”,即汉译的“自我小说”,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第一人称自传体小说。其基本精神是生活与作品的一致性,特别强调作家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作品往往直接以作家个人的自我生活为素材,直接书写作家一己的生命体验,而在作家本人,也有相当充分的献身艺术的准备和自我暴露、自我解剖的勇气,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脱除一切包装和伪饰,把自己的人性之弱暴露在文学作品中[1]。不可否认,私人化写作与私小说之间在形式上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共通之处。但我们认为,私人化写作在美学上的源流是悠远流长的。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闺怨、婉约,尤其是艳情作品其实就有某种私人化倾诉的趋向。而在西方,自古希腊的萨福起,但丁、卢梭、夏绿蒂·勃朗特等人的作品中皆可见出诸多内心体验,而像玛格丽特·杜拉斯与伍尔夫等现代作家则更是关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所思所欲了。可以说,关注个体的生命体验是以自我为特征的个人化写作的共同的美学特征。私人化写作只不过是较为极端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女性私人化写作在倾听到文学史上悠长的历史回音的时候,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扬长避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内容上,即题材上的绝对私人化倾向。大多数作家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准经历,尤其是作家内心独特的体验。很多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内心独白;另外就是艺术形式上的个人化倾向。作家摒弃了传统的写作技巧和方法,更执著寻求适合表达自己独特经验的言说方式。所以,这类作家大多具有一种唯美倾向,作品纤巧、细腻、自然、琐碎。
    
    
    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基本美学取向是灵魂独语和个人幽闭。这是一种极端边缘化的言说方式。
    为什么现时代的中国女作家们要采取这么一种言说策略呢?我们认为,这与时代的整体文化语境有关。
    首先,女权主义是世纪末的一股文化潮流。近年来,西方女权主义文学被引介到我国文坛。在惯于以男性的标准规则、思维方式以及心理倾向理解接受和欣赏文学作品的文化语境中,听到这样一种特别的声音不仅具有一种新鲜感,更有一种心灵的震颤。它与积存在本土文化土壤中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思考之间产生一种亲合作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女性私人化写作是西方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一种遥远回响。另外,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也为女性私人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在“躲避主流”、“消解主流话语”等口号的导引下,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受到某种启发也是不言而喻的。
    更重要的,这是一种对男性中心话语的边缘性解构策略。80多年前,当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出现在被自由平等的时代需求炙烤的中国人面前时,它所引发的社会回响远远超过了剧作本身的涵量。娜拉那毅然冲出家庭壁垒的响亮的关门声,在惊醒西方妇女的同时,也惊醒了一代中国女性的悠悠睡梦,使妇女解放和女性自觉成为20世纪最为强劲的历史回响。近百年来,伴随着民族解放,妇女的自由和独立也是时代最为激烈的一种声音。随着社会的不断成熟,妇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大大提高。但是,由于几千年男尊女卑封建观念的积久阻碍,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男性中心话语。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创作亦是如此。文学上的男权思想一直是主流话语、中心话语。尽管五四以来文学史上一些杰出女作家如冰心、庐隐、张爱玲、张洁、张辛欣等各自以她们不同的言说方式和创作业绩在消解着文学上的男性中心,但总的说来,未必尽如人意。
    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新生代女性作家,在大学课堂里、在文学史书上、洞悉前辈女作家忍辱负重的劳作和未成正果的遗憾,谋划着另外一种突围方式:不与男性中心话语正面冲突,而是以一种边缘写作的姿态消解这种中心,解构这种话语。所以,她们从男性中心的主流社会生活中抽身出来,走进幽闭的个人天地,执著地关注作为女性的自身。她们以一种女儿不言男人事或者只言自己心目中的男人的姿态注目社会中作为“性的人”另一半男人。所以,她们的写作既是一种轻轻的灵魂私语,也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倾诉。因为在她们看来,每一个个体都代表着全人类,“她”只不过是人种的一个特例;而且,个人的才是最为人类的[2]。为了寻求适合这种倾诉的方式,她们在体裁的寻觅上也是煞费苦心的。她们有时甚至求助于极边缘的准文学体裁,例如日记、书信、回忆录因为这些体裁受男性话语污染较少,作为女性的典型书写,更适合于表述极个人化的隐秘性感觉和经验。其根本目的在于以强调性别差异和表现女性意识来解构男性中心,从而引起人们对女性的关注。总而言之,女性私人化写作,正如陈染所说的,是“另一扇开启的门”在男人性别停止的地方,继续思考。女性写作的目的是从“女性的边缘角度”,在主流文化的框架结构中,“发出特别的声音”,使之成为主体文体文化的大“合唱”里的一声强有力的“独唱”[3]。 
    
    
    女性私人化写作定位于边缘,企图用一种消极的态势分析、拆解、颠覆男性中心话语。这是一种迂回作战的方式。“性的人”既是她们抵抗的武器,也是是她们的旗帜。以性为旗,既表明了她们不屈的勇气和决心,也表明了一种深层本质的无奈和悲壮。执著于自身身体,退隅于里屋、浴室、床等逼窄的地带,幽思冥想。这既是抵抗的形式,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我们就有理由更加宽容地理解女性私人化写作。
    但问题的实质是:这场以性为旗的战争的最后结局会是怎样?这种执著于自我迷恋的女性私人化写作究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我们以为,女性私人化写作主要存在下面几方面的缺陷:
    从理论上说,女性私人化写作一开始就掉进了一种悖论的陷阱中。女性私人化写作以强调性别差异表现女性意识为核心,作为对抗男性中心话语的生存技巧和破坏其内在生命力的有效手段,固有可取之处。但所谓的“女性私人化写作”本身就是男性中心话语长期统治压制成的产物。它的存在就是男性中心话语存在的标志。女性私人化写作在题材、体裁的选择上范围逼窄,就是一种甘拜下风的心态流露。对女性自身而言,满足于里屋、浴缸、床等身边琐事,将永远无法走向博大与精深。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把对人类本质生命的思考权和发言权让位于人。幽闭自足于纯粹的女性特征,为男性中心权力对女性的贬低提供了口实,因而无法从根本上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象征秩序。
    从实践上说,女性私人化写作中,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并不清晰明确。相反却往往是模糊不定的。比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的自我意识就是让人捉摸不透的。如果说“我”对不负责任的“父亲”和心里并不爱终又献身于他的男人,始终存在一种“弑父情结”,那么“我”又同时迷恋父亲般的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来‘覆盖’我的男人。显然,作品中的女性话语体系并不完整,甚至充盈一种甚或可以称为保守的内容。因为在现代女性意识中,女性精神独立和理性自觉早已提升到相当重要的程度,而我们女主人公却重又退缩到男性精神的支撑下面。这说明作为制度化的封建社会已经土崩瓦解后,而作为一种陈腐观念的封建意识在人们的精神意念中仍大有市场,甚至在女性意识较强的新生代作家中也时有回响。这也许是女性私人化写作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个极大反讽。
    从美学角度看,女性私人化写作过多关注自身,将自己幽闭在十分窄小的天地里,远离社会现实,在里屋、浴缸、马桶、床上转圈圈。这种情形始终让人休会不到审美上崇高。这种情况,说轻点是维美自恋,说重点则是一种价值失衡,实质上是一种精神虚弱的表现。
    所以,女性私人化写作如何超越自己,如何提升自身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品味是摆在女性作家们面前的一个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
    女性作家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她们适时提出了“超越性别意识”战略。她们认为,要建立一种权威话语,它不是以某种话语为中心,不偏向于某种权力,而是任何性别都能接受的。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理想。但我们认为,女性写作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冲破闭琐的自恋意识,走出闺阁,有意识地拥抱恢宏的时代和广阔的生活,让女性风采在社会生活中放出迷人的光芒。 
    注释:
    [1]李杭春《郁达夫:私小说和他叙事》,《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5期。
    [2]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3]同上。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1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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