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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纪晚钟即将敲响的时候，充满喧嚣与骚动的中国学界被投上了一道回顾与反思之光。在这晨昏之交的时代转折点上，人们纷纷驻足凝神，试图对风风雨雨中滚滚而来又匆匆离去的二十世纪作出深刻有力的反思。 然而，如何获得的反思的学术深度，如何不受汪洋恣肆的当代文化批评话语所惑，从何种角度切入才能使学术探求的眼光抵达文学表象背后的历史文化深处，却是一个值得思索、值得探究却又不能轻而易举予以解决的问题。 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在文学史上颇为特殊。各路先锋思潮层出不穷，旗帜变幻，派别林立，短短二十年间，不仅将西方数百年各类文学一一演示，自身也不断裂变嬗递，显示纷纭复杂气象，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现象，仅仅是对西方文学递变的压缩翻版，还是具有自身特殊规律和存在价值的有效尝试？它们是实实在在合理现实的必然产物，抑或不过是特定目的支配下的某些解释策略？只是一种盲目纷乱的众声喧哗，还是具有自身的文化逻辑和价值走向的有序过程？如果有，这种逻辑和走向究竟何在？具有什么样的现实基础又可在怎样的文化境遇中得到说明？ 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一书(以下简称《思潮论》)，对这些难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理论勘测。其中，独到之论并不鲜见。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当代先锋文学的规律和逻辑进行整体把握的理论视角和理述言路。 在作者看来，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像许多论者那样，将其仅仅理解为“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不够的。“尽管‘现代主义’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多元可能性和历史发展性，但它毕竟又是一种侧重于审美方式、艺术风格或表现策略的定性，似未能从内部的思维性质上涵盖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思潮与运动的精神特质与历史脉动”。基于此，他将当代先锋文学的演变逻辑描述为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进变过程(第4页)此外“启蒙主义”和“存在主义”并非狭义的哲学概念或流派概念，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范畴。作者认为它“构成了人类精神从近代的纯粹理性和理想主义模式到当代的怀疑主义与现存诘问模式的深刻变迁……因此，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对这一进程的高度‘浓缩’又使得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化与文学景观呈现了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巨大的跨越与转折”(第4页)。但是，读者可能马上提出疑问，这种所谓“接近本质的清晰”的描述，究竟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它难道不是用另一种表述来证明中国先锋文学乃是对西方整个现代文学的又一次短期模仿、追随和重历吗？如果并非如此，它还提供了什么意义不同寻常的批评言述呢？这些，只有从其理论的具体阐发过程和论证方略，联系作者所依循的思维构架，即“境遇”和“策略”以及对内在文化逻辑的发掘和论述，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走向其自我否定。这一过程及其结局源于包含着自身文化悖论的现代境遇。在此书言述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作为一个“功能”范畴，“一个文化实践的范畴”，又构成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文化语境(第4页)。但它并非西方启蒙主义的简单翻版。《思潮论》指出，现代中国的启蒙主义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欧洲启蒙主义是纯粹纵向的自我推进，自我开悟，是自身文化继承发展逻辑过程的必然结果，而现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决定了它的文化启蒙只能是以横向移植为主的，只能借欧洲现代文化之光启自己的中世纪之蒙。于是，它一开始就不幸地与文化殖民主义构成一对双胞胎，它既显示了现代化的希望之光，同时又潜埋下了强烈的民族屈辱。二、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主要限于十八世纪反对封建蒙昧的理性精神及其学说，而中国的启蒙运动不仅承担着反封建意识形态的使命，还担负着追赶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的任务。以打开国门横向借鉴为特征的中国的启蒙主义，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切民主精神传统和包括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内的现代文化，甚至一些反启蒙的文化成分都作为启蒙主义的精神资源加以吸收。十年动乱之后，国门重新开启之际，在过去闭关自守状态下被拒之门外的几乎一切西方现代文化，各种非启蒙思想，包括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的拆除“宏大叙事”的解构思潮，在初入中国时，均被赋予某种“宏大”的启蒙价值和功能。就本文论域而言，第二点尤为重要。它对于阐释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演进的逻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在启蒙功能驱使下，各种与启蒙异质的思潮的吸收，加速了中国当代启蒙精神的内部解体和转换，使得启蒙精神在其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文化功能尚未实现之时，即匆匆收场，涣然瓦解，遁于无形。作者这一论述的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将作为思想体系和文化精神的启蒙思想与具有功能意义的文化启蒙活动区别开来，从而揭示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为两者的错位。即使在启蒙主义走向其自我否定的过程中，从功能意义上讲，对启蒙主义的否定运动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启蒙活动。启蒙逐渐失却其终极价值，各种分裂的相对价值依然共同承担“启蒙”功能，与自身的分化并存同行，这更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语境的复杂性。 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伴随着当代先锋文学整体上的策略性。八十年代表现为“启蒙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主义选择”，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则形成一种普遍的“解构主义”策略(第20页)。中国文化处境与启蒙需求造成当代文学历史进变过程中的一系列对立统一特征。《思潮论》将其描述为摹仿性与本土化的统一，原则性与策略性的统一，异端性和正统性的统一，以及“中心”与“边缘”的互位性(第18至23页)。“当代中国所出现的所有新型文学现象无一不对应着某种西方文学思潮或哲学方法的影响和启示”，以当代文学的演变过程看，人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它构成西方文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压缩翻版，从而在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否适宜等问题上纠缠不休。然而，无论是为这些西方现代派寻找本土根据还是断然否定其适宜性的做法，均是以西方文化发展的现有历程和格局为理所当然的参照系，看不到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互渗性、分化性及其特征。如此立论者，将自身置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幼稚宣扬者和简单抨击者同等水平，未能从更深层面探究这些流派主张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的策略性根基。如前所述，这种策略性是整体上的，它是中国文化启蒙精神的产物。它具体表现为创作上的先锋策略和阐释上的先锋策略。前者是作家个体性艺术超越活动的依据，包含着摹仿和创新的内在悖论；而后者则是向西方现代主义寻求合法性依据的阐释活动。这种行动与本土正统合法性发生偏差，在冲突之中造成具体解释策略的游移，并与西方价值相对性构成特有的共振。在先锋文学的各种游移不定的解释策略中，有一个总的策略是不变的，那就是以“新”为最具权威性的价值标准和最富褒扬修辞功能的策略术语。各种文学现象都因冠以“新”字而“熠熠生辉”。“新潮小说”、“新生代诗”、“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市民”，连“保守主义”都冠以“新”字，而九十年代文化语境中的“后”字前缀，亦取更新换代之意(第17页)。在各种策略中，“新”成为赋予一切先锋思潮以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 《思潮论》一书揭示出，“唯新论”的内在驱动力源于所谓“现代性焦虑”(第16、17页)。它构成充满复杂矛盾、难于界定其价值的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绝对性逻辑，启蒙语境中的现代化焦虑，使中国当代文学形成类似于历史进化论的价值指归。有的论者名之曰“时间神话”情绪[2]。在它的支配下，文学进程展示为时间纬度上的竞争。“这种对时间制高点的占领同时也意味着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制高点的占领。”[3]“唯新论”的时间神话注定了当代先锋文学思潮作为时间范畴的本质，注定它不断表现为波澜壮阔浪涌潮迭的运动形式和景观。然而我以为仅从“唯新论”的“时间神话”角度并不足以将中国先锋文学思潮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区分开来。因为“现代性焦虑”一语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纵向时间轴上的“唯新”之举。这一点仍需结合中国文化的启蒙语境加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焦虑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焦虑迥然不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焦虑包含着希望加速历史进程的焦虑，而西方现代主义中的焦虑基本上是对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怀疑，是对人的存在失去根基，历史发展失去方向的焦虑。在“求变唯新”和时间维度上的相似性并不能遮蔽其内质的迥异。因此，在我看来，《思潮论》于阐释当代先锋文学的内在逻辑时，并未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焦虑”的含义仅限于“新新新”、“后后后”的时间逻辑(第18页，尽管作者强调了这个方面的特征)，而是进一步阐述中国文学中的各种对立统一特征，即前述摹仿性与本土性、原则性与策略性，异端性与正统性、中心与边缘四种对立统一关系，与西方文学中的自身演化和自我超越的“求新趋变”不同，中国文学的唯新论观念在现代化焦虑驱动下，以摹仿为创新之源，却又以创新的阐释策略予以支撑，摹仿意味着对西方文学中心与话语权力的文化现象与思潮的次第引进与仿制(第18页)。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焦虑”与对西方文化及其话语权力的皈依形成重合，其表现形态却又多种多样。前些年，“世界文学”观念之所以被强调，与西方话语的“优越权”跟民族自尊心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解释策略性密切相关。因为用一个具有平等、民主和共存色彩的“世界性”、“现代性”概念来取代“欧洲中心主义”表述(第19页)，能有效回避这一冲突的锐利锋芒。 启蒙主义的各种具体解释策略和“唯新论”的整体策略性，以及现代性焦虑的内在驱动力，三位一体，共同构成《思潮论》一书研究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的紧凑中肯的言路和视角，此书因此成为合理的逻辑结构与具体的文学现象分析密切结合，相得益彰的成功范例。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表象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论述时，作者始终没有忽视令入眼花缭乱的先锋文体实验和各种宣言主张的策略性及其在特定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功能性特征，这种眼光和思路的优势是明显的。对策略性的强调和辨析使作者置诸文学现象于怀疑之中，悬搁其阐释话语的感人的装饰性，而对其策略性本身进行反思，于是避免了两种常见的简单化的偏颇。一是过于认同追随流派宣言主张，盲信批评家的策略性阐释，缺乏必要的辨析、评判和审视；二是将其粗率归为西方某派之翻版而一味抵制贬抑，未能在其策略性中看到彼此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此书对策略性的探究与对境遇和文化逻辑的分析并不矛盾，而是彼此相联，密不可分的，在策略性讨论中成为怀疑、反诘对象的各种文学现象，被放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在特定的境遇中得到说明，并挖掘出其深层规律，使之不再成为无根的“话语漂萍”。如果说将各种文学实验和批评话语“悬置”于策略性“括号”之中予以言说乃是一个必要的突破，那么，看到并明确揭示这种策略性背后的文化致因、语境渊源以及深层逻辑，则更是一种超越。 境遇-策略-文化逻辑三位一体的构架不是抽象的理论模式，而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视角和论述方略(张清华在其第一本论著《境遇与策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中就已实验性地采用了这样一种思路)。《思潮论》中若干章节有力地展示了这种实践价值，如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幻象”的分析就是显例。作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化的进变伴随了旧式主流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的瓦解，这种瓦解活动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启蒙色彩和民主意识，但出于“历史性的巧合”，以及“中国当代权力文化的解构运动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氛围在表征上的某种重合状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权力文化解构过程中的话语解放、转型、逃逸、失范、无确定性、接受的消解、个性的扩张、破坏的意向等等现象，把价值中心、意义中心的解体所带来的文化的‘无主题’流向、变异、轻飘、流失、边缘渗透、反中心主义逻辑、反讽语境、痞子文化的放大等等效应当成了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文化后果”(第351页)。因此，“说到底，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事实首先并不是一种价值意义和文化精神的历史性变更，而是一种‘话语的摹拟’和‘理论幻象’”，其策略性亦体现于此。“实质上不过是为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所苦心寻求的一个‘合法性’称号罢了。”(第315页)在为现代性焦虑所驱动的“唯新论”逻辑支配下，“新”和“后”意味着优越权，于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最具新潮意味的名称便赋予先锋文化最新最优的合法性和话语权(第353页)。《思潮论》同样据此阐释“新历史主义”。它也是在“唯新论”支配下获得合法性权力的。由此出发，作者在对当代先锋文学基本价值走向进行分析时，亦对其危机和误区提出严厉批评。他感到，在这些时髦崭新的名称下，“降低写作的精神高度以投合市场法则所操纵下的大众趣味，也被描述为‘与精英文化界限的消失’，‘游戏’、‘痞性’和轻薄为文也被界定为‘反讽’和解构主义立场”，“事实上，在这些现象表面的激进态度与策略下，掩盖不住它们平庸和保守的实质”(第353页)，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后期的游戏叙事……也远离了富有社会责任与理想精神”(第354页)。所以，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幻象所指涉和描述的这场解构运动“在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生机，更新和发展的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全面的瓦解和溃败”。《思潮论》进一步反诘道：“这场文化解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十几年以前结束的那场文化浩劫不也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吗？”(第354页)因此，“总体上的‘后现代’假象的出现给当代文化带来深刻的误导。”措辞虽略显偏激，但其忧虑与批评却不无警世作用。 书中还阐述道：“旧式主流文化瓦解之后，人们尚未认真思索这种瓦解意味着什么，以及在此基础上应建构什么，就带着趋新求变的唯新是从的焦虑，匆匆忙忙把当代文化进程推进‘后现代’门槛，并反过来以横扫一切，解构所有的急切而败坏的姿态拆除八十年代人们理想了，这是一次非常不幸的文化和精神的颓败的悲剧。”(第347页)此外，作者的论述仍由语境、策略和文化逻辑三位一体的理论构架支撑，却并不显山露水，斧痕毕现，作者不仅对先锋思潮进行了具体的现象分析和逻辑论证，也对新时期先锋文学作出整体价值判断，其中还包含着对重新建构当代文学的期待。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文学如何超越自身，如何充分吸取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如何更加宏大深邃地建构自己的精神王国，如何以自身的雄厚实力和创作上的卓异不凡在世界文学中赢得辉煌的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在唯新求变的焦躁之中亦步亦趋地囫囵模仿，仍是一个远未完成，尚待深省，需要作出明智筹划和艰巨努力的任务。 我们从《思潮论》一书末尾得出的一个基本印象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九十年代，其唯新求变的现代性追求正耗尽其力，失却方向。这既是中国文学的困境，也是其重新建构和超越自身，摆脱稚躁之气而走向成熟博大的契机。然而，如何去建构和超越？在这样的建构性期待之中的未来中国文学又将走向何处？是否有必要在涣散解构之墟上重返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是否应在变革与保守的相对性中实现更具精神品格和深度追求的创新？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在多大程度上被改变或依然会发挥潜在作用？这种作用又能持续存在多久？这种建构性期待是否意味着某种新的、不祥的现代性焦虑仍会支配我们未来的探索？一系列问题和困惑依然摆在我们面前。《思潮论》一书，当然不可能一劳永逸予以解决。然而正由于问题依然存在，此书据以提出和引发这些问题的理论视角和理述言路，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仍不失借鉴价值。 注释： [1]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自本书，均仅注页码。 [2][3] 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