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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石竹倾心所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天命》写西北关中农村的一个家族的兴衰。家族命运与民族近百年变迁，尤其和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发展紧密相连。家族的人物和生活浸润着九嵕山、泔泉河这方高天厚土的厚重历史文化积淀和浓重风俗民情。《天命》富于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生活容量大，艺术信息多。 《天命》以主人公任海生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的成长史、情爱史贯串全篇。这让这部家族史，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予西方的“骑士小说”。或者说，里格乐所说的“成长小说。”当然，《天命》是绝对的中国版，东方版。 小说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塑造人物，从来是小说的核心艺术追求。 无论是乡绅任定邦，定邦原配大娘，任海生及原配二女，还是海生的情人：莘子、雅琦、党晓兰、高建敏、王绒绒……这些形象，各有鲜明个性和艺术价值，留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二女这位女性形象。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我以为二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塑造得相当成功的艺术形象。 在石竹笔下，情感投入较多的是莘子、雅琦，但这并不掩盖或削弱二女这一艺术形象的光芒。 小说中的诸多女性形象，相当一部分，有意无意，都处在了二女的对立面，在争夺海生的情场上，二女可以说寡不敌众，且烽火连连。 二女是海生合法妻子。 合法对于婚姻，只是一个前提，并不能保证全部家庭生活、尤其情感生活的稳定。 站在二女身后的，有以仁定邦为代表的家族势力，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 二女，忠厚、纯朴、坚韧又健壮。 作品告诉我们：海生13岁，父亲定邦以一头奶羊为聘礼，将二女确定为海生的未婚妻子，一手实现了这场包办婚姻。在那个年月，一头奶羊几乎是海生家的生命之泉。迫于地主崽子难寻媳妇的社会困境，不顾海生的竭力反抗，硬把二女娶进了门。 这场婚姻，在我们国家，具有普遍的社会学意义。鲁讯与朱安，胡适与江冬秀，季羡林与彭华……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是生活的真实存在。区别在于，在特定年代，这场婚姻与政治性悲剧联系在一起。他们理所当然引发人们思考，包括从文学立场、人性立场的思考。 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大地》塑造了阿兰这样一个农妇形象，被评论家广泛肯定。 阿兰是小说主人公王龙的原配，勤劳、善良、默默持家。王龙的发家，得力于阿兰。发家后，王龙续娶了荷花、梨花，全然冷落了阿兰。阿兰在作品里，始终无语。阿兰以她的忍辱负重为无语的农村失宠妻子树立了一座艺术丰碑。 一部小说，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两个人物典型，为文学人物谱系增添一两个不朽的名字，这对于作家来说是幸运的了。《大地》属于这样的作品。 可不可以这样说，二女是继阿兰之后，又一座农村“无爱之妻”的艺术丰碑。 不同于阿兰的是，二女生活在廿世纪后期。时代为二女提供了不同的舞台，谱写了二女命运之歌的不同音符。 作品不动声色地写了二女在喂鸡、种瓜，特别是在盖房子过程中与海生的默契。她似乎焕发了生机。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乐趣回到了这位寡言少语的农妇身上。海生上山拉木料，二女在家烧香三天，是小说写得最感人的一页。随着作品情节的推动，二女的性格在变化、在发展。 在发家致富的共同劳动中，夫妻双方投入了全部热情和精力。作品也微妙地写出了二女与海生的动机的不同。二女是为了巩固这个家，海生则相反，为离婚创造条件。 二女目睹了海生与雅琦的偷情，而且是在自己家。她的忍让，让读者瞠目。通常情况下，她会大打出手。她却出奇冷静地一个人处理了这一“尴尬”，这一“屈辱”。 二女竟然让海生立即归还雅琦为海生盖房花费的几千块钱（在那个年月，这是一个庞大的款项）那是她长年累月一分，两分，伍分钱积攒起来的。 二女的巨大承受力被石竹写得相当出色。 二女越是坚韧地、屈辱地维持着这场婚姻，这场婚姻的不幸就被作家揭示得越具悲剧性。 二女不是那种泼辣的女人。但二女绝不愚昧。 她总是以守为攻。 她的以守为攻，有分寸，更有份量。 这与《大地》里的阿兰不同。 阿兰总是无语。阿兰无语地承认婚姻的变故，承担王龙娶了荷花，又娶梨花的家庭重组的不幸。 二女呢？海生不得不承认：二女并不瓜，二女，“难得的大度”。 二女的“大度”彰显的是一种人格的尊严，她不只维护了雅琦，维护了海生，更是维护了她——二女自己的尊严。她从来没有和幸子、和雅琦、和党晓兰们撕破脸面。 二女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 在大娘家的坟前，二女的嚎哭：“娘呀，你走了，我是没人要的人了，谁给我做主？谁管我呀嘛？” 浓重的一笔，展示了二女的无助和无助中的智慧，她是在向坟前的人提醒：海生不能抛弃她，雅琦们不能作贱她。 二女哭出了自己的凄惶。一个农妇的狡黠。 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别人来管？为什么不自己做主？ 这就是二女的局限。作品对这一形象的把握，我以为相当准确。石竹写出了二女性格的复杂性。二女身上，农耕文化，儒家伦理构成了她的生命的底色。社会变革为她开启了一种可能，迈出生命的“坎陷”，但她不可能走过底线。她仍然只能固守在“原点”。 她要的是这个“家”，这个名分。在无爱的婚姻里，二女苦苦挣扎。支撑着她的，是徒有虚名的“家”。这种对无爱婚姻的困守、固守，已经超出了传统道德，传统婚姻的范围。这里包函了人类婚姻制度的两难处境。《廊桥遗梦》里的那位女主人公不也是走不出这个怪圈？ 海生与二女，这对夫妻的家庭生活的幸与不幸，不是简单的道德评价可以判断的，也不是传统婚姻的羁绊可以涵盖的，重要的是，《天命》写出了这一婚姻的不幸，写出了二女这样一个善良而又无奈的农村女性。 在《天命》诸多女性形象中，二女脱颖而出。石竹在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创意，写出了新意！ 如果，小说能从二女与两个儿子的关系上，再多写几笔，这个形象会更丰满。二女一直期盼海生维持这个“家”，既然不可能再维持，对于二女，儿子就成了她生命之重。鲁迅早就说过，中国妇女，多妻性，母性，少女性。 当然，这是在那个时代的状况。但，二女可是在九峻山旁，在泔泉河边的土壤里生存。就人性深度的开掘，显然还有广阔的空间，有待作家努力。 王仲生 西安文理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