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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在2003年发表以后，有关《张居正》的评论已经涉及到其创作过程、文本价值以及历史本文与文学文本的关系等诸种话题。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张居正》的创作及文本作一番考察，以期带来一点新的视角。 一、文化的迷思 我们知道，每一个文本表层的背后，都深藏着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以及叙事策略。熊召政在《张居正》完成以后，发表过很多谈话和讲演，强调自己写的是历史文化小说，而且点点滴滴写的都是文化，甚至以此自得。不管小说是否真实体现了其创作理念与创作心理，我们依据其个体经历与文本的结合，还是可以大致把握其精神脉络的。 1、济世救时的热情与知识分子的担当 《张居正》的创作初衷源于作者济世救时的热情与知识分子的担当。这一点从熊召政的作家身份的出身就可以看出来。熊召政以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般的巨手，制止》走上文坛，即是出于一种对现实政治文化的关注与启蒙激情的表现。熊召政说，“很长的时间里，我也一直摆脱不了‘忧’字的困惑，直到现在，它仍是我一触即痛的心理情绪。”而成名后的熊昭政虽然发表了很多作品，却毫无反响的现实状况更是促使这位靠得奖起家的作家反躬自省。熊召政如是说，“1989年以后，我既停止了小说，也停止了诗，整个停止了我的文学创作。从那以后，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研究历史，重新阅读很多的作品。……我开始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的时代，然后回溯到过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进行了研究、分析。”[1] 2、现实的因素与精明的考量 停止文学创作后的熊召政毅然“下海”，加强了与现实社会的互动。“下海”的另一个原因与其身在文坛，却跟火热文坛疏离的寂寞不无关系，他必须寻找自己在文坛的新的突破点。与此同时，80年代知识界关于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大讨论，对熊召政在自己的小说中“寻找文化的大气象”，大量地运用文化元素与文化事件作为小说故事的修辞，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选择张居正作为自己的创作人物却有着现实的因素与精明的考量。长诗获奖以后，28岁的熊召政被带到当时湖北文坛元老姚雪垠那里拜访。姚雪垠大泼凉水，认为一首诗定不了乾坤，死后有没有作品垫后脑勺才是更重要的事？而新时期以来，学界对帝王将相的研究逐渐升温，其系列作品大多成为市场的畅销书。前辈巨著《李自成》的存在是一种启示，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的一系列成功给熊昭政的创作有一种方向的引导。而唐浩明落笔的对象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与熊昭政对张居正的选择可谓不谋而合。甚至前者对后者同样有着样本的作用。“近年来，帝王小说兴盛，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不能不看到这是中国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都对皇权充满崇拜的结果。……正是崇拜皇权的民族心理，构成了极权统治的土壤。”[2]熊召政清醒地认识到，皇帝宰相系列题材的小说，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是打开创作新局面的捷径。与此同时，从文革专制的阴影中走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急需治世能臣，用张居正的话说，是要循吏而非清流。而“读者不可能离开自己生活的环境去思考社会、历史，你在作品中投入的关注要引起他的兴趣，你写的很多事件就必须是当下社会所关注和关心的。”[3]“相比较绝大多数皇帝的平庸与荒唐，宰相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宰相系列的小说，便于人们从中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他看中了这个机会，潜心研究明史，写出了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4]这部以明代万历年间的十年历史作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出版后，果然好评如潮，连连获奖。而宰辅、文化是其成功的关键。写作《张居正》的过程，既是一次创作，也是熊昭政对现实困惑的一份答卷。而《张居正》正是本着“举凡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风俗人情以及文化器物，作者在形诸笔端之前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追求历史再现过程中‘形似’与‘神似’的兼顾的态度进行的创作。”[5] 3、文化的陷阱 应该承认，历史小说《张居正》是当代文学不可多得的一部鸿篇巨制。张居正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一位有作为的首辅，以其精明的政治才能，极大地延缓了明朝衰亡的历程。此一时期的明王朝正处于由兴转衰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从嘉庆到隆庆到万历，朝廷昏庸，权奸当道，宦官弄权，特务横行，国民赋税沉重，而国库却日渐空虚。在明王朝行将崩毁的前夜，小说以首辅张居正秉政为主线所展示的万历新政，足以让我们饱览当时社会的国事民情、吏治民风、社会习俗。小说对内廷外宰，朝野上下的各类事件的描述，以及诸多人物的精彩表演，更有各种文化典仪、制度的描述，都尽现眼前，读之欲罢不能。或称其为明史之“百科全书”，或言其“以心灵吟唱历史”。但是，这样一部以“史诗”号称的历史巨著却有其致命的缺陷，其对于政治文化的言说演绎，对于英雄历史的激情赞美，对于中国权谋文化的大肆张扬，严重地遮蔽了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究，消弱了小说的审美价值，使其在乘着时代的风习扶摇直上的同时却难以保证其价值的可靠性。虽然我们看到，在小说成功发行以后的数年里，借助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作者俨然成了一个明史专家，频频出现于各种讲坛发抒感慨，可谓炙手可热。但其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张居正》，却没有像作者先前想象的那样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单里。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语境，而是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个性、民主、公平这些理念不是《张居正》可以概括的，而缘于政治文化的诉求，虽然《张居正》杂合了较为丰富的文化因素，但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其主体的诉求是明晰而肤浅的。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悠久传统文化历史的国家，同时更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国度，长期处于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人们对于权谋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揣度，因而其发达的权谋文化本身拥有一定的神秘性与诡异性，对权谋文化的叙事，既能增添文本叙事的戏剧性，又可以迎合底层百姓潜意识中对传统文化中权谋势力的崇拜心理。“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6]张居正秉持国政，其所经历的象所有的帝王将相一样，离不开权利的争夺与权谋的运作。张居正与冯保的联手，利用李太后夺取首辅之位，后又为讨好皇上将儿子的玩具拿去手把手教皇帝玩耍而笼络皇帝。更有暗中指派手下递呈折给皇上，消弱对手的力量等等。鉴于小说展示的是万历王朝的核心集团权力运作，当然不能不加重权谋文化的叙事，问题是作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叙事。整部小说里的权谋一个连着一个，令入眼花乱、目不暇接。由于作者对张居正的作为充满了崇拜与仰慕之情，以致在叙事中不免沉湎其间，误导了读者，从而导致了文字的失衡。权谋文化“这种智慧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它起到的是恶化社会环境、阻碍人类进步的用。”[7]这便有了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文本的问题。 二、文本的缝隙与迷思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得相似。四十年代，在中国抗日战争陷入低潮的时候。中国人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未来，朱东润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撰写了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传记作品《张居正大传》。他的目的是企图给时代提供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来鼓舞中国人的斗志。“居正底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其实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只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8]朱东润以其对张居正准确的把握，成功地塑造了张居正的形象。熊昭政同样源于对时代的忧虑来撰写《张居正》，但是熊昭政显然没有朱东润作为学者的冷静与持重。熊昭政对于张居正多少带着诗人式的强烈的倾向性。在《怀张居正》中他写道，“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共推之。慷慨书生龙匣剑，风流孺子帝王师。江湖寂寞烟霞冷，国库充盈宰相危。大业远非人事及，荆南父老共沾衣。”[9]诗中所述的对张居正身世的感怀可以看出熊昭政对张居正的推崇，而对创作对象的过渡喜爱常常会影响作家对人物的把握与驾驭。 1、长篇小说应是对命运的展示 长篇小说是对命运的展示，一个人物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走向是长篇小说必须给与交待的。历史小说一样需要遵守这样的法度。童年少年以及家族的补叙，都应该成为展示的具有说服力的内容。但小说中的主人公仅仅剩下了权谋文化的叙事。在《张居正》的叙事中，由于作者不是抱着发生学的思维去正本清源的考察其写作对象张居正的得失，而是在预先定位的基础上，在现实需求的暗示下，去解明代万历年的历史文化之谜，结果走向了形而上学的套路，或者说中了理论之毒。《张居正》的确像一部史诗，但却不是真正的史诗。真正的史诗应该是在书写历史时，对历史时空中的人物命运有着深刻的揭示。历史小说的创作常常要求作者溶自己的深刻体悟于创作对象之中，去寻觅历史时空中的人物与史实发生的动因。而一个伟大的作家会打破理论的知性视野透视到创作对象的感性生命律动，从而写出真正伟大的人物。在这点上，熊召政显然得益于文化又失之于文化。不用说在他的前辈那里，从治文的方式到驾驭历史人物的技巧，作者所获甚多。“我接受了姚雪垠先生的治学方式、创作态度对我的影响。但当我开始写《张居正》时，我就纯粹不读《李自成》，我不愿意我的小说生活在他的小说的阴影之中。在选取人物的方式上，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他选取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而我处在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我选择了一个治理国家的首辅。所以，我们在人物的选择上，各自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0]不过，他的视野显然更宽，他穿透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视野，从中西文化的视野重构明代的那段历史，以大量的典章、风俗及精神现象入题。但是伟大的作品是在生活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剥去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外衣后，饮食男女的生活故事是否写的鲜活，直接关系到小说与意识形态嫁接的成活率。熊昭政原本是一个诗人，诗的写作往往表现的是生活的类象而非具体的时空关系，其次，诗人的激情会驱使他去寻觅建构英雄史诗或重构英雄史诗，却难以从英雄的光晕下清醒地看到英雄脚下的泥土。张居正就是熊召政眼中的一位历史英雄人物。比较起来，朱东润的大传中的张居正更令人信服，张居正作为一个士子，有着更为清晰的人格成长历程与饱满的历史时空。 2、小说文本的缝隙——胆怯的说故事人 张居正的写作采用传统章回体的手法进行叙事，比起同时代其他历史小说的作者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在传统文化道统丧失的时代，章回体的出现是一件讨巧的事，写历史人物，用历史体裁，充分发挥传统小说叙事的力量，更容易俘获读者受众，同时也延续了中国小说的正统。但是时代不同，语境也变了，更重要的是作者所秉持的道德准则也潜在地发生了变化。 通俗小说的叙述人因其出身于口头文学的职业说话人，因此规定了特殊的叙述文体以及内容的表达方式，它突出表现在叙述人同听众（读者）的关系，同小说世界的关系，以及对小说时空的把握、深化结构的安排和对第三人称视角的运用等。“通俗小说的叙述人对人物和故事的评论和判断，表现出他对人生道德价值和小说意义的绝对把握。——从叙述学的角度看，它的目的在于体叙述人建立权威的叙述地位”。“长篇故事开头的叙述观点通常是一种创世说。——叙述人喜欢追根寻源，交代人物的合故事的来龙去脉。——通俗小说对源本的追求往往依靠神话的结构去实现的。[11]它的作用在于“肯定小说中的人物与行动具有个一种形上的整体性意义，因此小说的人物与行动具有一种人类命运的象征意涵。”[12]但是熊召政显然不是一个权威的叙述人。因为受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文化观念所限，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具有明确道德准则的权威叙述人。权威叙述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极为清醒地认识与把握。熊召政没有，甚至直到今天我们时代的人也没有。其文化上的尴尬处境决定了文本处理中的处境。一方面，作者要通过建构历史的大时空来撰写史诗，另一方面，作者却不能深刻洞察历史人物的悲剧性与儒学的悲剧性。于是只能在小说文本浅层次的具体事件的刻划上下功夫。作为事件支撑的主要人物立不起来就成了小说的败笔。 小说叙事总会将一个价值植入具体的人物故事之中，叙述视角的清晰是写作的基本功，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是以距离的调控实现的，它并不符合以情节见长的西方小说叙事。熊召政的目的正在于肯定历史英雄张居正，但是对于张居正处置自己的政治对手以及师友时，源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响所及，作者又不能完全赞同张居正的作为，于是便出现了众多的视角或视角的模糊。对高拱、廷杖的门生等等的正面描写，正好反映了熊召政接受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后的困惑，既肯定张居正，又肯定对人性正义张扬的文明理念，结果是里外不讨好，使得小说的叙事象百衲衣，没有一个固定的视点，而这正是小说叙事的大忌。在第三卷夺情廷杖一节中，小说叙述视角的游移是小说文本一大缝隙，它暴露出作者心态的矛盾与复杂。当作者要歌颂张居正时，忽然感到吴中行、赵用贤之类的士子的生命以及其视死如归的气概，仅仅用搏一虚名的解释是不太能给人以说法的。一个人为了清名竟可以置生死于度外？这是信念的问题，同时也是几千年来儒家文化训导的士子根基。面对悲剧性生命结局，这种泣鬼神、惊天地的生命追求，显然不是张居正的政纲可以忽略的。如果张居正真是一个舍身事道济苍生的士子，他当能深刻体悟到自我生命的悲剧性，以及这个民族振兴的艰难性。甚至对其终身所信奉的理念会有所动摇。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对于首辅张居正来说，他应该能体悟其两面的含义，既可以蔑视万物，亦可能因此珍视万物。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权倾一时，气焰熏天的视野，此时的夺情是私或是功，张居正应该是很清楚的。而熊召政在小说中的叙述视角则远远没有前面的冷静客观，一忽儿贴近张居正，一会儿又偏向吴中行等人。 熊召政的故事应该是讲得不错的，但其在紧要处叙述的闪展腾挪的功夫显然不足。 伟大的作家固然有大气象的感悟，需要写出熊召政很得意的句子，诸如“其实这时整个北国的地气还很薄，黄河以北的天空上充满了无尽的冻云。”[13]这样的句子，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山水诗人的伎俩而已。对于作家来说，一如做了大学士的张居正要从学问的意识空间进入人间世，去饯行其理想与治世良策，它必须能于纷攘滋扰的重重关系中驾轻就熟地去运作，作者也应该能从事事欲叙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叙人事能举重若轻，依然能用像“无尽的冻云”一样的沉拙老到之笔，写出生命的大气象，历史的大气象。 3、选择章回体的优势与缺陷 章回体区别于现代小说的形式意味在于标题的表述，可以让听众预知叙事内容，从而建立一种审美期待。在集体传播的时代，这一形式可以通过确立叙述中心，形成听众对信息的筛选。文本化的章回体小说则通过相对独立的小说叙事时间内容，使之节奏化、模块化，借此调节小说阅读中的审美疲劳。 说书人与集体传播的整体性语境，常常限制了小说叙述人叙事的深度。为兼顾大多数听众，叙事人以一种大众道德代言人的身份进行叙述，故事的精彩是其基点，而叙述视角则因为平衡的需求必须持中，这就消弱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化色彩以及经验的深度介入，从而降低了小说叙事的充分想象与个体化的可能。由于量度即小说提供的信息量，是以快节奏的故事推进为前提的，一切闲笔都必须依托于此，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章回体小说的故事可读性是其成功的标志。这不像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将小说作为思考的工具，在叙述中对存在与人生进行思考。对于中国古代的章回体小说的对象而言，通俗小说的读者不需要思考，他是反思考的，娱乐化的，在好奇心的满足中，获得明确的道德教化。一部小说采取章回体，也就在艺术形式上先验地剔去了它的深度及其可能性，而个性化的泯灭，使得情绪的东西必然的减少。 《张居正》的写作可以说是充分地扬长，却没有做到尽量地避短。接受现代小说教育理念的熊召政，企图调和中西小说的技巧与叙事手段，但却没有了解两种小说的本质区别。小说扬长的表现是故事、节奏、量度的饱满，而企图表现对历史人物多面性认同，以及对人物进行情绪性的写照，则暴露出现代西方文明理念以及现代小说形式的影响带来的困惑，让作者背负沉重的包袱进行叙事，而失之于笨拙。与他所敬仰的雨果不同的是，[14]《巴黎圣母院》对印刷文明的大段议论变成了宫廷节、事的拖沓叙述与繁琐举证，尤其是在涉及明代文化制度时，在第一卷还能控制数量，第三卷以后则完全失控，变成了文牍似的背书。而离开作者熟识的官场权谋交易（作者经商的体验移植或复制，苏胡椒木折俸事件中，徐爵、游七与商人的交往；邵大侠的交游等），进入具有深度情感意义的日常叙述及情感的叙述时，生活感与现代个人情感经验的体验匮乏便暴露无遗。章回体小说形式对其思考的制约，也可从一贯而下的快节奏叙事讲述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文本的迷思于此可见。 注释： [1][3][10][13][14]熊昭政，寻找文化的大气象，小说评论，2003-5。 [2]熊召政，皇帝与宰相，书屋，2002-4。 [4]汪北泉，新时期英山政治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11-10。 [5]熊召政，让历史复活——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创作谈，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1期。 [6]［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第213页。 [7]［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235页。 [8]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P4。 [9]转引自蒋林，熊昭政与他的《张居正》，创作评谭，2003年9-15。 [11]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0月，P224-225。？[12]柯庆明，中国文学之美的价值性·中国文学的美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罗勋章， 长江大学文学院。）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