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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女性，一向是女作家邓芳的写作话题，那种对女性心理的刻画，那种对女性人生的悲悯，那种对女性情感的把握，那种对女性境遇的体贴，也只有女作家才会写得这么细致入微。之前读过邓芳的长篇《第四者》，写的是底层女性的底层人生，新作《藏品女人》写的是知识女性的现代人生，不同的是她们的物质条件，相同的是她们带有女性标记的困境。 一、金屋藏娇：一个古老的故事 金屋藏娇的故事源于汉武帝，少年汉武帝信誓旦旦地说：若得阿娇为妻，当以金屋藏之。后来阿娇做了皇后，可是皇后的位子还没坐热乎，就被贬到长门宫去了，一个高贵而美丽的女人，终究不过是一点凄凉、一声叹息、一生忧郁。李白对此大为感叹：“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历朝历代多少金屋藏娇的故事，多少女性苍凉的面影，金屋藏娇逐渐凝定为一个故事原型，指示着被收藏在庭院里的女人。原型批评滥觞于20世纪中期，是一种把某些文学结构要素置入传统中考察的批评方法。弗莱在《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一文中曾这样阐释道：“我把原型看作是文学作品里的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或是一种可以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1]。原型批评成为今天的文学研究与过去的一切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桥梁。 邓芳的《藏品女人》通过三个被男人收藏的女人，演绎的是一个现代社会里金屋藏娇的故事。既是藏品，就需要有与藏品相匹配的盒子，小说写到三个女人的居住环境时，曾刻意描绘了其尊贵：因为是在城市中心区的中心，寸土寸金的金贵地皮，凤眼龙珠的地方，十八层的高楼大厦，富丽堂皇的住宅，总之是华丽又有点低调，显赫又有点神秘的地方。被称为藏品的三个女人都具备了藏品的级别：冷凝是工商管理硕士，舒音是精通乐器的音乐才女，丽芸有着很高的绘画造诣，她们一律才貌双全，哪一个都可以称作美丽佳人，哪一个在职场上都会成就一番事业。有钱的人才可以收藏藏品，有钱的男人才可以收藏女人：冷凝的男人是做玉器生意的老板，业大财大，冷凝就由一名员工变成了老板鱼缸里惬意的金鱼；舒音的男人经营着一家酒吧，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他不喜欢自己的女人掺乎生意，舒音就做了居家小女人；丽芸与男人是直接的商品交易，母亲得了血癌，急需二十万手术费用，而正在上大学的她只有身体，身体出卖给了承担母亲治疗费的男人，对于这个男人，丽芸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储蓄卡上会增加五位数或六位数。好的藏品还要有配套的装饰和陪衬：冷凝的装饰是一辆耀眼的红色法拉利，舒音是一把能吹帕瓦罗蒂的小号，丽芸的装饰是一条从国防军退役的军用犬。从收藏情况来看，现代知识女性作藏品虽然没有住上金屋，却享受了古代女性所不可能享受的现代文明。可是，她们与传统女性相同的是都被束之高阁，她们过着豪华的寂寞生活，枯寂的生活滋生着漫漫荒草，青春年华在孤独中得不到绽放。“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她们是金笼子的小鸟，没有常态的爱，没有常态的温暖，没有常态的人生。 一个老故事一段新讲述。在有钱就可以收藏的时代，她们做了新型的藏品女人。她们与真正的藏品不同的是，古瓶古碗越藏越有升值的可能，而她们，越藏就越贬值。她们渴望爱，渴望缠绵，渴望深情，然而“像装在套子里的琴，已经把所有热情的曲子都演奏过了，再没人来拨弄，自己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声音”。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这几个女人高贵、典雅、有学历，她们应该是现代女性，可是她们并没有摆脱传统女性的命运，中国女性从男尊女卑，到五四的个性解放，到建国后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再到市场经济下的男女平权，女性解放最基本的就是女性要摆脱物品的地位，和男人作为人的形象并肩站在一起。而实际上女性始终没有脱离附属品物品的命运，还走着一条幽暗的老路。 二、难以走出的男权樊篱 男权文化意识，作为一种性别等级观念，把男女关系界定为主从关系、依附关系。女性解放喊了那么多年，的确呈现了一定的实效，女性在政治意义上实现了与男性的平等，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有选择和活动的自由。但是，在政治上或法律上实现平等是容易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在看不见的人们的心理层面，在依然是男权文化中心的社会中，女性实际上还是有意无意地被看作一种依附性存在，很多时候是男性的附属者和屈从者，女性主义所渴望的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以及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与个体差异，还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从男性视域出发，将女人收藏，忽视了女性主体性，忽视了女性内在生命需求，显示了男权社会的强权、狭隘和自私。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没有露面的男人。丽芸的藏家一年见不了几次面，他送给丽芸一条狗，这条叫太君的狗不但对陌生男人极端仇视，连陌生男人给丽芸送一束花，眼睛都会露出绿莹莹的光，都会沿着气味追踪、狠狠教训一顿才算罢休。男人不在，但这条忠实的狗是男人最好的眼线、最好的监视器，家里不能出现男人的照片，连谈论男人都不行。舒音的男人有着大男子主义思想，尽管由舒音一个人组成的独女乐队曾使他的蓝调酒吧辉煌一时，但结婚以后，为了他畸形的自尊，将舒音逐回了家里，他不让舒音帮着打理酒吧，他认为女人做生意会失了女人味，他宁愿以酒吧濒临倒闭为代价。冷凝的男人就希望女人做自己鱼缸里的鱼，有人喂养有人呵护有人供氧有人日照，而女人就永远不要有鱼缸外的想法。 在小说中男性是缺席和模糊的，而男性的权威却又无处不在，把女人像一件藏品那样珍藏起来，自己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女人必须安静地呆在家里，男人却可以作脱离了轨道的星球，仿佛为女人提供了金屋就是莫大的恩赐。女人不是动物，锦衣玉食就可以了，她们还需要感情的养护和滋润，女人被收藏，体现了女性生存的寂寞困境。金钱可以买来女人，却买不来爱，金钱与爱哪个更重要？ 在漫长而强有力的男权文化机制中，女性一直处于被言说、被涂抹、被叙述的亚文化状态，被束缚在家庭生活的圈子中，在男权社会的物质世界里充当第二性。在新的时代，男权意识作为一种文化潜流，实际上是男权世界将职业女性变成依附性存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揭示了女人与男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关系，“她被教导，她必须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会喜欢；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2]。女权主义者一般认为，依附性是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方式，父权是横贯历史的结构，在靠男人养活的家庭结构中，其不平等关系被经济上的满足暂时掩盖，但女性接受奴役或被漠视的危机是潜在的。尤其可怕的是，这种文化观念不仅被男人世界接受，也被女人世界接受，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第二性身份往往得到女人的自我认可。三个藏品女人成为藏品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愿的成分，接受成为商品的命运，依赖性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意识，沉淀于心灵深处。 但是作家在塑造女性形象的时候，并没有将男女置于尖锐对抗中，还有一种走入男性世界、双性和谐的渴望，体现出作家自觉主动的女性探索和一种温和的理想主义。女性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女性真正在生活中做到了自己，当女性不是物化的对象而是作为独立的“人”的时候，尤其当男性把女性当作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平等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追求的“女人”的时候，女性才谈得上真正解放，两性之间才会出现真正的和谐。 三、姐妹情谊 正如小说中所说，没见过她们的男人，作为居家女人，他们应该有男人，男人也应该出现在她们的生活里。男性的缺席，说明了她们生活的残缺。在男性缺失的生活中，女性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女人之间的沟通，比起与男人的沟通障碍要小一些，她们的性别立场、角度以及思维方式、感知世界的方式，都更为贴近。”[3]她们互相支持、互相欣赏，互相温暖，互相关心，互相挂念，出谋划策，彼此帮助，患难与共。写姐妹情谊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庐隐、石评梅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表现。从80年代初张洁的《方舟》，到王安忆的《兄弟们》，再到陈染、林白的作品，这条血脉一直延续着。在人生的挫败中，遭遇伤害的女人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来自男权世界的压迫。姐妹情谊在西方文化观念中有着性别意识形态和激烈的反男权意识，有着强烈的先锋性和批判性，在中国文化境遇中则要温和得多，其蕴含的精神内涵是女性的团结互助。 《藏品女人》中的姐妹情谊主要表现在分享内心生活，彼此精神援助。她们的彼此认识就是在帮助中开场的：冷凝与丽芸相识，是自己初次来到豪宅，对地下车库有种危机四伏的恐怖，在孤立无援中，在被所有人看笑话的时候，丽芸帮助了她；丽芸与舒音相识是舒音帮助丽芸修琴；相识之后她们又经常互助：在冷凝舒音的帮助下，丽芸找回了真爱；冷凝怀疑丈夫有了外遇向舒音倾诉；冷凝离家出走，丽芸和舒音充满挂念；舒音复出，冷凝丽芸都来捧场。在同性相处之中她们获得了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的体验。女性之间平等、团结、自由、尊重，体现了在商品化的男权社会中寻找自我空间自我价值的努力。 现代女性与古代女性不同的是，一旦觉醒，敢于走出依附，寻找新的生活，能够经济独立，自食其力。女性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不仅是社会的问题，更是女性自身的问题，需要自我觉醒和自觉发展。女性作为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体，往往是不被承认的，只有依靠女性自己自强不息地自我奋斗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藏品女人》中的几个女性最终都开始主动寻找自己的幸福，开始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显示了独立自主的个性，显示了女性的价值。经济的独立才能人格的独立，早在女性解放刚刚开始时，鲁迅先生就说过，娜拉即便出走成功，如果不能自立自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丽芸开始走出收藏，以作画、做化妆师、做人体模特多种方式赚钱，决定找回独立的人格；这坚强也启示了舒音，她为蓝调酒吧的崛起到处奔走，她看到了蓝调酒吧的希望；冷凝面对丈夫背叛的传言怒发冲冠，决定破釜沉舟，虽然证明传言系别人的挑拨，可是我更相信其真实性，对于一个被收藏的女人，丈夫的背叛太可能了，无论如何，冷凝最后的出走，正像小说中所写：宛如一片无牵无挂的游云，正悠悠地向着有阳光的地方飘去。她们开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和快乐，她们终于冲出了男权的笼罩，完成了对男权的颠覆。 从女性主义理论来看，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所建构的乌托邦，单个的女性无力抵抗被菲勒斯文化主宰的男权世界的压迫，期望通过女性个体之间的团结以获得集体的力量，以姐妹情意中的温暖，缓解她们在男权社会所承受的压力。争取女性社会价值，讲述女性自我的觉醒，是女性主义作家的写作策略之一。姐妹情谊的书写，是对男权文化的反抗，也是对女性自我的解放。姐妹情谊为女性宣泄苦恼、释放压力提供了新的心理支撑，打开了女性心理需求的一个新空间，使女人得到了异性无法给予的情感满足，并因此更加注重自我的独立和发展。在男性叙述文本中，女性之间往往充满嫉妒、排斥、防范和对抗。“在男性历史沉迷于编织‘英雄惜英雄’的男性神话的同时，女性却一再地被书写为互相妒忌和排斥的分裂群体，以使她完成被要求和限定了的‘镜子’作用———‘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反照出男性的宽阔胸襟和非凡力量。”[4]对姐妹情谊的书写，蕴含了丰富的女性文化和社会文化症候，包含对男性的失望和性别批判的内涵，它象喻性地表明了在商品化和男权逐日加深的社会变化中女性寻求自我保护的努力，在没有男人参与的情况下，彰显了女性自救和互助的力量。 身为女作家的邓芳，用女性自身的内心经验和艺术想象关注女性的现实存在，描写女性生存细致入微、出神入化。小说结尾采取了敞开式结构，预示了女性的困惑还在继续。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尽管是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但以三个女主人公为核心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比如对一些贪污受贿的讽刺，对金钱万能的揶揄等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作者分为客观之诗人和主观之诗人，他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邓芳的作品来自生活，阅世颇深，所以鲜活。 注释： [1]弗莱：《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转引自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3]陈染、萧钢：《另一扇开启的门》，《花城》1996年第2期。 [4]宋晓萍：《女性情谊：空缺或叙事抑制》，《文艺评论》199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