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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众所周知，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次觉醒过程，即科技文化意识的觉醒、政治文化意识的觉醒与伦理文化意识的觉醒。前两次觉醒分别以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与政治制度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两次觉醒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并先后以其失败的命运启示人们走向新一层次的觉醒。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找到了彻底改变中国问题的突破口——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学说，以伦理革命为中心，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进行一次深刻而彻底的思想革命。正如陈独秀所断言：“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在“五·四”先驱者看来，只有打倒孔家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启迪广大民众伦理意识的觉醒，才能够彻底打碎以伦理政治化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旧文化的根基，从而以人性的彻底解放与国民的普遍自觉迎来民族的真正的“涅般木”与新生。鉴于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尽管在思想内容上涵盖了从社会政治、阶级压迫、富国强民、历史传统到妇女儿童命运、个性解放、西方思潮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其思想的重心始终落实到对封建伦理文化的批判与改造上面，从而发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震聋发聩的历史最强音，也标志了中国文化从古典、近代向现代飞跃的辉煌开端。 在“人之子醒了”的欢呼声中，中国文化似乎找到了顺直通往“理想王国”的最深刻而正确的基点与途径，但历史的发展所带给人们的无疑更多的是失望、痛苦与迷茫。子君在喊出个性解放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之后不久，便与涓生一起品尝了希望与绝望共酿的苦酒。人们从一代觉醒青年那里听到的，不是觉醒后的喜悦，而是魏连殳那“狼一样的嗥叫”。“五·四”退潮后，文化先驱者更为关心的重心不再是娜拉是否应该出走，而是“出走以后”怎样。出走之后娜拉的命运、娜拉的道路、娜拉的“再生”成为此后数十年文学创作的母题。而在整个文化领域则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儒学复兴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中西之争、体用之争、新旧之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复杂原因，尽管有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仍然坚守伦理解放与文化革命的启蒙阵地，其发展势头及新文化建构中的地位与功能却无疑并未沿“五·四”时期所设计的轨道日益加强，反而不断弱化，乃至畸形化，这样必然导致一方面社会革命汹涌澎湃、波澜壮阔，另一方面文化自身的发展则孕含了深刻的危机。十年“文革”封建思想与伦理道德的大泛滥与严重畸变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饶有趣味的是，这新一轮的文化解放亦包含了三个层面，即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标志的科技文化层面，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标志的制度文化层面，以及批判封建思想、现代愚昧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层面。与近现代之交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呈共时性而非历时性，且表现出了在上一轮觉醒的基础上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向。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面对着强大顽固的封建文化积淀、发展缓慢的农业文明以及新旧杂交、形形色色的封建怪胎，因而伦理觉醒、个性解放仍然占据着这一文化大合奏的主调。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新时期的二十年来的物质文明取得飞速发展，而以文化发展的角度观之，媚俗浮躁共存的文学创作、多元杂生的文化格局、混乱纷纭的价值体系……其杂乱无章、纷繁无序似乎比战争时期犹过之而无不及。假如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史可分为两个79年。上一个79年的历史已证明仅靠科技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觉醒不可能完成民族文化再生的重大使命，而被视为“最后觉悟之觉悟”的伦理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第二个79年中竟然也显得力不从心，远未实现文化重建的既定目标。其原因何在？除了文化发展因社会、时代的因素过于步履匆匆以及受泛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外，还应从文化发展本身的逻辑机制及演变规律中寻求内在根源。由此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还必须进入“第四次觉醒”——即理性的觉醒。 二 长时期以来，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对其内涵、外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本文所说的理性，既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人的行为的理智力量，也不是单纯的科学理性，而取启蒙主义跨文化语境中的“理性”之意。它既包含了人们认识社会、自然及人类本身的能力，又是指引导人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及确定真理的具有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对这一意味着能够正确分析和理解人类自身及其经验世界的能力和力量的概念应作立体的、发展的和动态的理解，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同时又能为现代人提供思想指导、价值标准的现代理性体系来加以理解。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理性结构的构成在深层是逻辑理性(理论理性)，表层是价值理性(实践理性)，这是其内在结构；从纵向的历时的发展性来看，又有历史理性与纯粹理性之别，而从横向的共时性的功能来看，则有政治理性、科学理性、民主理性等等。过去我们较多注意表层结构的价值理性，而忽视对理性最本质的核心——逻辑理性的追求与研究，重视了历史理性和功能理性，而轻视了纯粹理性本身作为文化基本进步动力的决定性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自己的理性旗帜以及自己的价值目标，但更多地局限于应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层面，而未深入到理论理性及以“统一性”为特征的体系理性的深层，同时其价值理性亦未达到以方法论为中心的理性思维高度。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与“民主”作为文化重建的两大理性支柱，并未取得应有的理性力量。不独近代科技意识的觉醒止于器物技术层面，远未深入到科学理性，近代政治意识的觉醒亦止于“中体西用”的肤浅层次。即使“五·四”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亦缺乏丰富的理性内涵，尤其在此后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科学意识主要地不是致力于使创造性批判性的科学精神内化为人们求真求实、分析判断的自觉追求，而主要演化为探求某一现成理论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民主意识主要不是将主体精神和个性解放内化为人们的独立人格，而主要表现为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文化发展趋向的消极性是非常深刻的，其动机不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是借科学与民主进行社会革命。而西方的科学、民主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文化精神和思维理性则被本末倒置而忽略了。 其次，个性解放和伦理觉醒作为新文化运动最富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理论支点，没有认识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配合与支撑，不是走向文化的逻辑整合，而常常倾向于把文化理性降低为简单的社会问题。如子君为追求个性解放从家庭“出走”，而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家庭终至万念俱灰地死去。作家所关注的已经不是个性觉醒本身的文化意义。让个性解放遭遇社会问题，表面上看确乎比单纯追求个性解放深刻了许多，然而，我们不能不说，正因如此才又陷入另一种误区：把文化理性的觉醒降低为表层的简单的社会问题，把深刻的理性思考简单化，不仅远未达到真正的理性高度，而且正是这种特有的中国文化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理性追求。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曾说“理性的力量并不在于使我们能够冲破经验世界的限制，而在于使我们在经验世界观中有宾至如归之感”[1]，理性所应当关注的不应是打碎一个旧世界，而是在现实世界中追求真理的力量，如布洛克肯定易卜生的人文主义精神时所说，是“对自由所怀抱的热情——不是拥有，而是追求自由的热情”[2]。 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应属启蒙文化范畴，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启蒙文化的成败得失。作为启蒙文化发展的主要工具与基本目标的理性在我国新文化运动中或浅尝辄止或被有意无意地曲解、误解，未能贯彻落实为一种文化发展的方法论动力系统。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一方面需要外来的“指引”(康德语)来消除自身的愚昧和蒙蔽，而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是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判断，根除蒙昧，重塑自我。也就是说，他者启蒙(非己启蒙)仅是启蒙的前提，只有富于理性力量的自我启蒙才是启蒙的基点，而正是“自我启蒙”在中国近代启蒙文化的发展中几乎是一个空白主题。以“寄语青年”、“敬告青年”、“告劳动界”以及“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等为首要工作的新文化先驱者，其目的主要在于以自身的人格理想来影响知识青年，进而唤醒更多的国民加入到觉醒者的行列，彻底履行“国民性格”，从而实现“沙聚之邦”到“人国”的历史性转换。然而芸芸众生更多的是无动于衷，即使被启蒙的觉醒者在人格结构上也是先天不足：仅仅接受了他人灌输的外来思想或原则，却并未获得自我启蒙的能力。而一旦其所追求的新的道德与价值准则在实践中碰壁，就只能使他们像鲁迅所说的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或者成为一代苦闷彷徨走投无路的“时代病”患者。不言而喻，被启蒙者应有的理性力量不是按照外来的准则或理想去行动，而是听从来自内心的呐喊，根据自身的理性活动认识社会，分析事物，确立原则，实现自身“内部的自由”。 不是别人教他“应怎样做父亲”，而是他自己知道“应该怎样做父亲”。正如布洛克所言，“重视理性的人文主义并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和象征强加于人，……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3]。这也许不是知识分子先驱者本身的过错，问题在于，他们认识到自身作为文化启蒙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启蒙力量上的局限性，而未认识到启蒙方法与途径上的局限性。 复次，中国现代的伦理觉醒与感情解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种现象一方面根源于感情的解放正是对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的最为直接的批判；另一方面，感情的解放又是追求新道德的表现。值得说明的是西方18世纪出现了影响巨大的浪漫主义思潮，但这一思潮是在理性经过较为充分发展以后出现的，同时这种“感情的复活和对感情的崇拜”是“充实而不是否定了启蒙运动的另一条信念——对自由的信念”[4]。“五·四”新生的理性觉醒没有像西方那样经过长期的发展成熟过程，远未取得应有的生命力，理性自身的各层次没有达到和谐而富有抵抗力的存在状态，必然导致一方面理性觉醒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为感情的洪流所淹没，另一方面，因缺少理性的过滤与导引，“解放”后的感情或者像脱缰的野马冲撞奔突，或者难以形成推动文化建设的情感力量，甚至常常发展为阻碍因素。从“五·四”的积极浪漫主义到20年代中期“革命浪漫谛克”的转向就是一个从理性走向政治情感的典型例子。感情与理性的这种不平衡关系很易造成或者过分看重理性并将之简单化的“浪漫理性主义”(罗素语)，或者贬低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而在文化论争中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者还是“复古派”、“调和派”也都沾染了过重的情绪化色彩。 三 理性之所以未能深深植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土壤中，除了社会环境的直接原因外，还有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思维的复杂根源。从哲学精神发展的文化传统来看，西方文化具有深厚的理性传统，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是中世纪以前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点燃近代西方人的理性热情，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相抗衡。理性的力量推动人们不断探索人的潜在能力与创造能力，即“发现世界和发现人”(伯克哈特语)，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科学文化与艺术文化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且奇妙地以哲学理性的共同支点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中国儒教文化传统所体现的所谓理性主义不过旨在维持“天道”的秩序、社会秩序的稳固和个人借助合礼的行为而达到内心的宁静。按韦伯的说法，儒教的“理性”即是为着内在和外在的和平安宁而“控制的所有感情”，西方理性主义那种“由内心，即由一种独立的中心立场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统一性，对儒教价值观来说是全然陌生的”。[5]所以，严格说来，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极为牵强的，因为这场彻底反传统的运动并没有要“复兴”的来自本民族的理性传统与精神。余英时曾指出“‘五·四’的个人主义上面”“没有任何精神，其本身即是唯一的指导原则”，这里所说的“精神”应该说主要就是指“理性”精神。 从文化发展的哲学世界观来看，西方思想无论是从超自然的神学视角，还是以科学的或人文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与宇宙的关系，都根源于一种重“天人之别”的宇宙观，这种观念导致人与自然、宇宙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有利于促进入的理性探索与成长。而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强调“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理想，并最终将自然天道与人伦人道合而为一，极大地阻碍了对独立于人的自然作客观深入的理性思考，限制了理性发展的心理结构空间。从本质上说，中国传统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是一种反理性主义，同时也包含着非理性主义的倾向。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传统长期熏染势必造成以伦理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导致这样一种局面，“科学尚未从人的发展中分离出来，理性尚未从实践中分离出来。换言之，德性的培养压倒了科学的发展，实践理性的发达涵盖了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的精审”。[6]以致使现代知识分子将文化重建的现代化理想全部寄希望于伦理意识的觉醒，以为只要打破旧的伦理体制，所有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一切问题必然迎刃而解，却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伦理觉醒的理性前提和理性本质以及必需的“精神动力”。根据康德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理解，人的理性还应分为认识理性和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两大层次，人的主体性的最高点就是道德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但道德理性必须以认识理性为基础，这就阐明了“人”作为目的其道德行为的理性本质和丰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伦理觉醒的极端鼓吹，既是伦理中心主义思维定势的反映，又是中国文化重应用层面、实用层面而轻逻辑训练与方法论这一传统的因袭。 人们常常将“五·四”启蒙运动未能成功的原因归结为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被启蒙者的落后生产方式和顽固愚昧的思想及不合作的态度，但为什么在西方并不比中国近现代经济发达的15~18世纪，启蒙文化与人文主义精神却能够充分发展成熟？我认为，在这里实际上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化传统根源，即宗教精神在启蒙文化中的必要的中介作用。且不说基督教在文艺复兴之后几个世纪之内仍然具有强大的文化力量与社会势力，许多人文主义学者与启蒙思想家本身即是教徒，即使宗教神学本身也包含有一定的历史的逻辑的必然因素和合理性。在西方人看来，人同自然的分离不仅表现在他同外部自然有别，更重要的是人同自身的自然也有区别，而人的本质在于灵魂。这种给人带来更深刻的痛苦的更深一层的划分——灵肉分裂，使古希腊原始宗教终于发展成为有一整套神学体系的伟大宗教，并同科学精神并立，成为西方文化另一个重要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作为一种对灵魂的信仰普遍地存在于西方各阶层民众之中，所以当加尔文的“命定论”及路德宣传的“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的新教精神散布以后，新教教义所隐含的“重大的理性主义的突破”迅速成为一种新型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鉴于宗教信仰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独特贡献，罗素曾精辟地指出，“尽管文艺复兴大体上直接影响了总的人生观，可是人文主义运动则停留在思想家和学者的圈子里”[7]，是改革以后的宗教将其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广泛传布，即使是偏远之地的文盲、半文盲阶层也深受这一精神的洗礼。因此可以说，在西方从文化先驱、思想家到工商贸易者、市民阶层再到广大下层民众，都曾经拥有一种执著于灵魂追求的“信仰”，而中国农村的芸芸众生则无此幸运。如爱默生所说，有信仰在于肯定灵魂，无信仰在于否定灵魂。对灵魂的肯定使人的理性能够保持警醒或者至少易于“自我启蒙”的展开，而中国儒教文化传统标举的是传统的神圣性，是来自外在的而非灵魂深处的东西，难以成为满足灵魂渴求的精神信仰。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迄今最科学最完备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体系无疑应该是我国现代文化进步的理性力量，而且重新理解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已成为当前思想解放的一大迫切课题。可想而知，当一种思想或哲学仅仅是以“天经地义”的名目试图灌输给人们，那么这种“信仰”将会是多么地脆弱。同时由于中、西“理性”概论内涵的不相容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理性”概念的误读、误用，“五·四”人在对“理性”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常常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身在逻辑语义上的混乱和模糊，即使有较为明确的含义，也如前所述存在着自身内涵上的“偏枯”。这种对理性含义的误读与误用所造成的理性解放与觉醒的语言障碍，一直在干扰着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探索之路，直至今天我们也仍未能走出语言概念纠缠不清的文化阴影。 四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建必须来一次深刻的理性革命，方能从根本上剔除迷乱浮躁的雾障，打破徘徊不定的僵局，从而重新确立切合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自身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及逻辑思维机制。以批判理性的高度审视当前的文化现状及种种现象，什么弘扬传统文化，复兴“新儒学”，不免给人以老气横秋的无力之感；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媚俗尚利、或浅尝辄止，多属消费型文化，没有长久的生命力；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也仍在摸索的过程中；精英文化则或曲高和寡或因个人化而缺乏活力。我们虽有自己的各门学科，但却没有成为体系的数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等等，一直没有走出传统文化理性“偏枯”的阴影。我们有大量的专家学者，独独缺乏文学家与哲学家集于一身或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的文化巨人，不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能够涌现出一大批将科学、艺术、语言、文学以理性加以统率的思想家。我们也有自己的哲学家，但缺乏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的渗透，很难使哲学探讨成为文化发展的理性根底，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若从“第四次觉醒”的角度看当前的新文学史论与研究领域，我们会发现，新时期伊始的“拨乱反正”阶段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导引，不过是恢复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水平。80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方法热”煞有介事地热闹了好几年，到头来竟无一种西方批评方法在本土扎根。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探讨与论争曾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理论热情与期望，但至今为止却没出现一本令各界满意的新文学史。前几年一批文人又掀起一场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热烈讨论，结果连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都没搞清楚，甚至当前社会的发展要不要人文主义精神似乎仍是个问题。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不承认，“拨乱反正”是浮浅的，“方法论热”是幼稚的，“重写文学史”是失败的，“人文主义精神”的讨论是混乱的。凡此种种皆与当前整个文化道德大背景的价值迷乱、道德失衡、信仰危机等有着一致的传统与现实的理性根源。因此重构新文学史必须立足于理性觉醒(包括理性“补课”)的高度上，以重建新文化体系为根本目标。首先，应从传统的文化社会学层面上升到以本体论统摄的文化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的高度宏观考察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并力求在中外文化、文学发生发展轨迹的对照与交流中确认其文化特征与经验教训。现有文学史大都不能超越文化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政治学各自的框架限制，难以在“逻辑的统一性”上实现理性的整合，从而取得哲学理性的底蕴。其次，必须采取“理性的批判机制”作为方法论前提，全面展开对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理性反思与文化批判。“五·四”时期的人文思想领域高举“重估一切价值”的理论旗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这种“重估”、“重建”的理论勇气与开拓精神。不过那时“重估”的是封建文化的价值体系，而今天我们不但要超越这一批判，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认真反思、“重估”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有文化现象及其与新文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发掘理性底蕴，探求理性缺陷，力求达到现象还原为本质，以本质穿透现象，取得现象与本质的深度契合，从而在“史”的理性逻辑框架中真正达到文化、文学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与规律性，从根本上推动整个新文学学科的重建。 注释： [1]卡西勒《启蒙哲学》第1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2][3][4]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98页，第236页，第98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 [5]见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第26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丁钢主编《文化的传递与嬗变》第1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罗素《西方的智慧》第2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通讯地址：山东师大中文系 邮编： 250014)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原载：《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