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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现世的各色流行风，古玩之热长盛不衰，其独特的工艺价值与精神价值使其随着岁月的绵亘而日益添辉。古玩与其它物器不同，它“面子是文化，里子是金钱”，集雅俗于一身。它是古人的智慧与情感的结晶，是提升人的精神、陶冶性情的大雅之物，浸润其中，赏析把玩古器的雅士之风往往可令人忘却了俗世的烦恼；但它又是至俗之物，它毕竟是人类的创造物，若过于把持，不能自拔，却极易事与愿违，成为控制人的精神自在的外在力量，束缚、制约、压抑着人，消蚀人的本性，迷乱人的心智，把人逼进精神的死胡同，甚至人生的绝路。这无疑是每个欲踏入古玩行业的人所必须领会的入门训诫。但是，并非在每个玩家心中都高悬着这样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样是“玩古”，同样能获得某种满足，其中的人生态度却有雅俗高下之分，显示出了人生境界与人生命运的差异。 敏感、不安分是鹤了人的品性，兼之以重文轻商、自视高雅的精神特质和灵慧的头脑，因此，当古玩之热在城中悄然兴起时，上至市长科员，下至走卒贩夫，无不纷起效尤，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彭见明的《玩古》就是以这样一场玩古风潮为题材的。在小说中，作者艺术描写的聚集点，始终对准了“人”与“物”(古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在物质与精神并行、雅俗共存的社会中，人如何避免被物化的恶果，保持人性张力和精神自由的描写，显示出不同人物人生的档次与境界。 文学是人学，《玩古》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他们的外貌不甚清晰而内在个性突出，都有独特的气质，绝不重复。略论之，在鹤了城中玩古的各界人士中，就玩古的境界高低划分，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种境界：上等为东方冉、欧阳玉琼、高安、谷美芝诸位；中等为谷定坤、周顺清等人；下等为柳三生、洪伟达、何志等一干人。 东方冉、欧阳玉琼、高安、谷美芝是达到了真正的“超然”的境界的人物。他们在“人”与“物”的抗衡中始终是精神上的强有力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对古玩的追求既精诚动人，但又不囿于物，力求保持精神的自在幅度与自由空间，追寻生命的本真状态。东方冉是作者用墨颇多的人物。他早年也曾有过取身仕途之心，作者尤为精彩地设计了东方冉宦海沉浮的几个侧面：最初的仕途受挫，貌似平静，实则痛苦的假象；中间的一度跃跃欲试、东山再起的激情；以及很快被当头棒喝，铩羽而归，心理受伤的滑稽结果；和最后在一系列的反复折腾中，回归冷静平和，不再求取功名的雅淡心境。生活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误偏，在人生的一道道沟沟坎坎中，东方冉涤荡尽了浮躁虚华之气，及早抽身，逐渐地把玩古当作平生乐事，在古物之中，丰富和完美着人生。另一官场人物、昔日好友程红一语道破了东方冉借玩古逃避现实的真相，但是却又没有看到他对于纯净、清雅、高妙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古玩界的“龙头大哥”，他又深悉“人活着毕竟不是吃古物睡古物”的至理，始终把玩古物，当成是一份业余消遣，一种个人爱好，看成是达到精神层次的媒介物，而不是控制运命的外在物质力量，从而寄情于物外，自然而然的生出了一种舒徐从容、游刃有余的人生气度来。正是在东方冉、玉琼们的心中，对古玩的占有并非终极目标，他们才有可能超越物质的束缚，永远追求着无止境的、永恒的东西。 小说也着力描绘了几个女子。伴随着几个女子的生活经历，小说穿插了几次恋爱，并使这些恋爱情节都成为揭示人物性格与精神的机会。青年女子谷美芝，“美而又芝”，恰如一株空谷幽兰般热烈的开放，支配她行为的动力是对于高雅生活的追求，攫取她心的是真正的人的理性与激情。在谷米香大屋，她就不满足于与她周围的平庸之人的交往，每晚唱着忧郁的歌以排遣心中的苦闷；来到鹤了城中后，无意中又发现在高安、东方冉等人的身上契合着她少女时代对于男子汉的梦想，精神上的追求日益强烈。她后来摒弃了庸俗浅薄的谷定坤，向市长高安坦露纯真的情怀，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喜新厌旧抑或见异思迁，也不是这山望见那山高的女人虚荣心的作祟，而是她性格符合逻辑的发展。在小说中，恋爱和玩古一样，都是在品味人生，追求人生的至高境界。 对于东方冉、玉琼、高安、谷美芝他们，作者给予了高度的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历代人所推崇的仙风傲骨、超凡脱俗的道家风范。东方冉曾开诚布公的宣称：他是“崇尚‘无为无不为’的道家思想的”。但是现在并不是蒙昧混沌的庄周时代，他们也并不排斥参与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高安作为一市之长，无疑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抱负和工作能力，但他又能廉洁自律、清贞自守，在从政之余瑕借玩古愉性怡情，这绝非凡夫俗子们可以做到的；“龙头二哥”欧阳玉琼清心寡欲、与世无争，但也懂得经济规律，曾借南方老板来收购古玩之机，看准时机，发挥自己精通木模工艺的特长，制作了一批古朴别致的古玩小品，既趁机推销出去了收藏的古物残片，又狠赚了一笔。作者在此宣扬的并非是“曳尾于涂”的消极逃避的思想，而是推崇的返朴归真、悠然闲逸的道家情致。小说既以小见大，借玩古人物窥见时代风云，又使人物描写更具张力，形象愈加丰满。 在“物”与“人”的较量中，柳三生、洪伟达、何志成了失败者，欲玩古反而被古玩所玩，生活在“物”的阴影之下，古玩成了牵制人命运的绳索。他们或是见利忘义，栽赃陷害；或是附庸风雅，锋芒必露，盛而转衰；或是太过执着，心性紊乱而丧失性命。在这当中，柳三生的悲剧命运尤其具有典型性与特殊性。他早年善于扬长避短，笃于专业，兢兢业业地在新闻写作的园地里尽展才华，令“田耕”的笔名名噪一时，成为后学崇拜的偶像。他踏足古玩界纯属偶然，凭借着一笔意外的雄厚资金而起步迅速，风头直逼古玩界的龙头大哥(东方冉)与龙头二哥(欧阳玉琼)。他把一腔魂脉系在了古玩之上，“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甚至为之放弃了立功立言、显亲扬名(担任复刊后的《鹤了晚报》的总编辑)的大好机会，以致最后痴迷之至，走火入魔，为收集古玩身遭毒打，即便如此，在濒临死亡之际，他还是忘不了、放不下古玩。其实，柳三生最初投身古玩界也是出于对于精神层次的追求，认为玩古物比写枯燥的文字将会更有意思，更能够完善人生。但一旦全身心投入，古玩的蛊惑便使他激动得不能自己，像一只陀螺般的任人抽打，越来越丧失了把握自我的能力，最终导致英年早逝，未享天年。柳三生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改弦更张，参与玩古本已是错误选择，而知识分子的过分认真，不晓通脱的性格又使他在玩古中丧失了精神的自我调控。“性格即命运。”他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更是精神悲剧。须知“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把生命的把柄交付在古玩之上，又焉能轻松自在、泰然自若地笑对人生呢？事实上，不论玩古还是玩别的什么，一个“玩”字是“尽蓄了社会风云的，饱含了炎凉世态的，是个文化的舞台，是个养性的去处，是个金钱的陷阱，人去玩它，它又玩人的，世间的忧喜辛酸于是无不在此尽情表演。”(《玩古·后记·第二章》) “这真正玩古物的，是要进入到类似那种超然的境中方有可为的……”(《玩古·后记·第四章》)“超然的境界”应具有两个方面的不言之义：一是超脱众所周知的功名利禄，声色犬马的俗世享乐，这是较低层次；二是超脱束缚精神和人性自由的任何外在力量，包括貌似大雅大洁之物，如古玩，这才是更高层次。境界被人创造亦创造了人生。柳三生只参悟了前者，而无法达到后者的境界，一旦志得意满，即强行相求，则易先盛后衰，丧失自我，命运为古玩所控制，造成了悲剧和恶果。 相异于以上两类人，谷定坤是第三种人。作为一个玩家，他的命运几起几落，有成功也有失败。当他刚踏进古玩界时，毕竟是毛头小伙子一个，思想肤浅，一切以“钱”为中心来看待古玩的价值，与同为谷米香大屋走出去的谷美芝形成雅俗的鲜明对照。他也曾一度辉赫显耀，人财两收，但不知藏愚守拙，谦虚谨慎，不久即遭人暗算，一败涂地，后又被族人误会，遭家族驱除而身无立锥之地。后促使谷定坤脱胎换骨，迎来事业的另一个辉煌的不仅是曾经失败的教训，更是得益于他深刻认识到：“一件陶片，便是一段历史，一个神奇故事，一脉风水。”收藏的意义绝不在于古物的经济价值或有利可图，也绝非一个人的自我欣赏与玩味。他所收集的革命历史文物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神奇，这个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也不是能够据为己有的，他将之全部献给了国家。先前以价衡物，落得个一败涂地，后来超达通脱，反而声名鹊起，一个本来爱财如命、俗不可耐的青年，居然能够不囿于物，如此潇洒飘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在精神上逐渐摆脱了物质(包括古玩与金钱)的诱惑和控制，开始了他注重精神生活质量的生涯。通过谷定坤这个人物，作者对玩古的文化内涵，即雅与俗、驭物与囿于物、精神与功利等等，进行了再思索。传统的观点历来把两者置于二元对立的尴尬处境，谷定坤的变化显示出两者的互相沟通和转化的可能性。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要求到“道”，要达到高雅超然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极致，必须不拘于具体物器，保持心境的澄明空静。小说《玩古》在“物”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中，借人物命运的变化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经验，传达了一种人生哲学，并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探讨，饱含哲理情思，不落俗套，确实为一部难得的佳作。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