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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我以为我们应该纪念他。他为了创建新中国，特别是为了革命的文艺事业，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留给了我们大量优秀的作品和丰富的经验，今天还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特别是对不了解他的青年作家和读者，更有必要介绍他。 他出身农民家庭，只上过初中，后来虽考上了大学，却因参加游行被开除了。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马日事变后在家乡益阳受到团防局的压迫，跑到上海，因为领导印刷厂罢工被捕入狱，坐了两年多牢。出狱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介绍了许多国外的文艺信息，写了许多文学评论，成为左翼的一个文艺批评家和翻译家。抗战开始，前往延安，准备投笔从戎。在西安接受了党的安排，先后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和同情八路军的美国军人卡尔逊访问了山西等地，出版了最早报道八路军英勇抗日的长篇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和《战地日记》。1941年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文艺教学，他的教学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不久，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他有坚定的革命思想、深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他能深切地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并身体力行，成为实践的一个典范。1944年，他随359旅南征，与日、伪、蒋作战，从延安一直战斗到湘、赣、粤边界。后因战略形势变化，才撤回解放区。其间极尽艰苦，他不仅要行军作战，晚上还要编报写日记，在万里征途中经历了不少凶险。他把这段经历，写在《南行记》和《万里征尘》里。 1946年，他被调到东北松江省珠河县，在冰天雪地中参加土改，后担任元宝区区委书记。他的工作十分艰苦深入。1948年根据这段生活，写成了优秀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农会主席赵玉林的形象。赵玉林原是山东人，闯关东来珠河。“一年到头，顾不上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炕。”所以他外号“赵光腚”。他多次被摊上劳工，逃跑后被抓住蹲监狱，受酷刑。母亲饿死，妻儿讨饭，受苦极深。但他绝不屈服，在党的教育下，很快觉醒，斗争积极。土改初期，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斗不倒恶霸地主韩老六。他说：“天下穷人都姓穷，天下穷人是一家。明日咱去多联络些人，韩老六看你有本事，能拧过咱们!”他当上农会主席后，分配斗争果实时，没有私心，他本来应该领一等一级的东西，但他只要三等三级。并且对他妻子说：“你别着忙，老百姓都有了，咱们就会有的。”当韩老七率领土匪攻打元茂屯时，他勇敢无畏地作战。敌人的枪弹打中了他的肚子，牺牲前，他对同志们说：“没有啥话，死就是死了，干革命还能怕死吗？”对于这样一个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比较丰满的革命英雄形象，江青却恨之入骨，说：“周立波写了一个英雄人物，就让他死掉，他的思想坏透了!”。《暴风骤雨》还描写了车把式老孙头既拥护革命又有点私心的典型形象，以及众多的革命群众的形象，表现出东北平原上万马奔腾的前进的气势，成为我国农村革命的史诗。1952年，他又写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为文学作品描写工人积累了经验。 建国以后，他两次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他将奖金一次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购买书报，一次捐献给文艺界，为抗美援朝购买鲁迅号飞机。这时，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战友们，都当上了部长，他却不愿当官，只想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多作贡献，只想写出为群众喜爱的作品。而湖南益阳家乡，正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最适宜深入生活的地方。于是他在1955年，举家迁往湖南益阳农村，住在益阳城南约六里的桃花乡竹山湾，参加了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和艰苦的劳动。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水乳交融，坚持了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新湖南报的记者胡坚曾经请周立波谈谈下乡的体会。他说：“要紧的是采取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扎扎实实和群众一道劳动，同吃、同住，当小学生，毫无架子，虚心、诚恳地向群众学习。这样，人们就会无拘无束地和你交谈，把你当作知心人，你就会变成群众中的一个，生活在他们当中。”这些话说得朴素平易，却不容易作到。这是革命的作家成功的经验之谈，是十分重要的。 就是这样，周立波成了群众的知心人他的堂弟从十几里路以外赶来与他商量是不是入社，其人后来便成了《山乡巨变》中王菊生的主要模特儿。周立波从邻居邓益延口中得知，他的亲家陈先进为入社问题十分苦恼，这个陈先进也成了《山乡巨变》中陈先晋的原型。而邓益廷自己则成了亭面糊的原型。与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使他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和群众的语言，还使他熟悉了群众的思想感情，了解了群众对合作化的看法，这样他才能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写出了名著《山乡巨变》。 五十年代许多人认为《山乡巨变》是歌颂农业合作化胜利的，文化革命中又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反对农业合作化的，周立波则认为很多人没有读懂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卓列兵在他的《茶子花香寄深情》一文中说：“在入社的那些日子，周立波每天搬个小凳子，与贫下中农一道学习和讨论。他从不发言，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听着。但他听到高兴的地方，总会连连点着头，露出欣喜的笑容。”作为共产党员，他知道农民要走集体化的道路，他要歌颂集体主义精神。但现实生活又告诉他，农民干合作化并不太“积极”。党中央曾经说：在15年内完成农业合作化，现在为什么这样急呢？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出色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既是忠于现实生活，又有一定的倾向性，他是通过三组人物形象来表现这种倾向的。 第一组是李月辉、刘雨生等党员干部，他们对合作化的积极性都不高。例如：清溪乡支部书记李月辉，出身很苦，小时候是孤儿，由叔父抚养大的，后来卖过杂货，做过糟房师傅，解放前入了党，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现在家庭经济还很困难，他的爱人结婚十多年了，没有做过新衣服，还有肺病，他却从不多吃多占。他善于联系群众，与小姑娘盛淑君开玩笑，盛淑君骂他做“婆婆子”，他也笑一笑。他党性很强，勇于实事求是。还在大张旗鼓进行合作化以前，他曾经解散了陈大春串连的条件不成熟的初级社。合作化高潮来了，他便被人们看作右倾保守的小脚女人。区委书记朱明布置，要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入社。办社干部邓秀梅也想越快越好。李月辉按照中央的政策———在15年内完成合作化，据理力争。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还是努力搞好本职工作。周立波通过群众之口，对他大加肯定与赞美，他对这个人物是倾注深情的，他的同情也肯定在这一面。 第二组人物是邓秀梅、陈大春、朱明、盛淑君等。他们出身贫苦，文化不高，锻炼不够，学了政策不善于联系实际、容易偏激。例如邓秀梅积极贯彻区委的错误意见，拒绝李月辉的正确意见，反而潮笑他是小脚女人。她负责动员贫农陈先晋入社，不做典型示范的工作，也不进行耐心说服，却将他的家属动员入社，架空老头，使老头思想十分痛苦，被迫入社。这正是左的典型作法。清溪乡的合作化，由于邓秀梅的坚持高速度，迅速实现了，她也就回县里了，但留下了较多的后遗症。 第三组是陈先晋、亭面糊、菊咬金、秋丝瓜等农民。他们都是劳动好、技术强的农民，是合作化的主要动员对象，但他们对过急的合作化运动都疑虑重重。陈先晋怀疑“他们的场合正经不正经”，也就是担心合作社的干部会不会克扣剥削社员，这正是当时和日后许多农民的共同顾虑。亭面糊参加合作社并没有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解放前他做过长工，过的是“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的生活。他在土改中翻了身，分了田地和瓦房，真诚地感谢党和毛主席。合作化开始的时候，他不赞成合作化，砍了竹子进城去卖，在路上碰到邓秀梅。他说：“干部同志，不要怪我劈直话。你们的工作都是空费力、瞎操心。”他认为农民“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搞不好的。后来他见党的决心很大，他家劳力不强，只能依靠集体，他是个贫农，愿意争取光荣。没有过细思考，就在第一批申请入了社。这样“思想不大通”的农民在当时是很多的。25年的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不是说周立波当时有了何等高的路线斗争认识，有何等明智的预见性，他可能只是认识不明确，但他在书中提到“过犹不及”，指出“过”的祸害，他的基本倾向是鲜明的。他没有说教，而是让生活说话，运用了含蓄的手法，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作品还围绕着“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这一中心线萦，描述了一系列短小的故事，有点像《水浒》的“长线串珠”；塑造了许多动人的形象，有些还有深刻的典型性；作品富有地方色彩、幽默而饶有情趣。 如果说《暴风骤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阳刚美”，《山乡巨变》表现出来的则是“阴柔美”。 周立波还写了三十五个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写得很精致，人物生动活泼，又有一定的时代性与典型性。写于四十年代的《麻雀》系列小说，是我国最早正面刻划革命志士生动形象的作品。获得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的《湘江一夜》，描述的是359旅南下在湘江边战胜敌军的情景，战争氛围与人物性格有机的融合，是难能可贵的。《山那面人家》中的气氛与场景，更为人们所称道。压卷之作的《扫盲志异》，可以与蒲松龄的佳作比美。这都与周立波认真学习我国古曲小说和民间艺术，追求民族化和地方化密不可分的。 周立波从1958年起，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他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培养湖南的青年作家，使湖南的文学创作，三十余年来在全国位列前茅。特别是他的风格，对一批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茶子花流派。这个流派的主要特征是：表现时代精神，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长期深入农村、坚持现实主义，主要描写社会主义新人；从生活出发，适应农民审美爱好；努力做到民族化，呈现出地方色彩；朴素、淳厚、明丽、隽永的风格，好像茶子花。其中著名的作家有未央、谢璞、周健明、肖育轩、张步真、彭伦乎、刘勇等。80年代以后，西方的影响传来，文坛变化很大，但从一些较年轻的优秀作家如谭谈、彭见明、刘健安、刘舰平等人的作品中，仍可看出茶子花流派的影响。而著作甚丰的谭元亨，则明确表示自己属茶子花派。 周立波逝世已经20年了。这20年是开放、改革的20年。我们引进了多种多样的文学主张与方法，也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文学主张与方法，特别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但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同志觉得，现实主义依然是文学主流。我们深信：沿着“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师们开辟的道路前进，必将出现伟大的作品。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