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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转眼之间，真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那场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的高潮开始到1978年潮汐消退大规模返城，距离现在也已二十多个年头。这么多年来，纷纷纭纭的意识形态批判，看上去非常严厉，但仅仅出于政治的需要和诉求，对这场运动的清理却远远不够深入，而另外一面，直至前数年，出于各种不同动机和目的的怀旧，则借着那一代人的所谓青春纪念，举行不少表面热闹而实际相当空洞的活动，以此名目出版的书籍画册之类数量也是洋洋大观，这更多造成对知青运动历史真相的曲意掩饰和美化。就文学而言，我要说，所有那些曾经写作出来的“知青”题材，无论它们一开始怎样精彩，怎样动人，以及后来怎样从“反思”发展到诸如《孽债》这样浅薄的煽情之作，基本上没有脱离这种由政治意识形态和集体意识决定的认知背景以及叙事方式。回过头来看，这场持续十数年、波及到中国一代青年生活命运的巨大运动，并没有因为它投入无数生命这一事实，而被大多数过来者和后来者真正重视，更难理性地得到历史总结，使之成为可供我们进行现实借鉴反思的重要资源。当然，要淘洗和清理这场运动，实际上做起来谈何容易。许多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后来要不是失语，就是失忆，他们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成为这场运动隐匿者，由于这一原因，历史学者朱学勤作为一名当年追随“老三届”的知青，通过写作为自己的同代人做了长时间的大量的工作。虽然后来他看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难，当年的同代人在现实中的表现越来越让他无奈失望，但他仍然坚持着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朱学勤在1995年发表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显然是一篇少有的洋溢历史理性精神的作品，这篇文章五年多来不断被人们提起，我想不只是它深深触及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和少数“非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思想生活，而在于他对“知青”时代带有个人经历的历史体认。这里面的重要内容，不用说是作者对于“六八年人”思想群落的追寻和反思，更为可贵的，则是作者那份沉入历史深处，关心那业已被时间遮蔽了的思想个体和精神个体的情怀。也许人们还没有充分注意到这种“关心”的现实含义，然而作者已经借助于他的历史理性精神，重新抵达个人精神记忆之中，以此来对抗“灰色城市”里那些发黄了变质了的集体记忆，抵抗那种种由集体记忆遮蔽下的遗忘。文章中，那位尚不足龄的中学生，投奔豫东平原农村的冲动，揭开了“知青运动”时代的隐秘精神纹理，多少年以后，他自己当年渴望思想生活作出的选择，因为与知青运动中那批潜在的思想反叛者息息相关，因而独具一种个人意义，而与此同时通过作者的叙述重新浮现出来坚持理想的“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也是最见价值的记录。那位中学生就是作者自己，作者自己也是这精神记录中活生生的一部分。不夸张地说，由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才使得关于“知青运动”的历史叙事，起死回生，不至于“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 写出上面这样一段话，并非为评价朱学勤的文章，我自问还缺少这方面的学术准备，也很难准确道出作者的思想深刻之处。但促使我回过头来谈论五年多前看过的朱学勤的这篇文字，则完全因为刚刚读了一部叙述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它就是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发表在新年第一期《收获》杂志。它是知青题材的文学已消匿很久后的一篇意外之作。 一部小说如何能够与一篇学术随笔联系起来，我预先没有想到。可是当我读完了《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很奇怪，却没有多想80年代前后的“知青小说”，那是很容易从数百万字作品中拿过几篇作比较的，反而一下子记起了1995年朱学勤透过当时的“知青热”和“老三届热”，站在个人记忆的角度，为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与思想而写作的这仅仅万数言的“学术”文字。那么事隔数年，现在这部小说重新面对知青历史讲述的“个人”故事，是否可以看作对这种“思想史”追踪的一种文学回应？我这样理解，自然就把两者联系起来了。如果说，《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从深沉的历史叙事中，追忆了知青运动中最早产生的一批在政治专制文化环境下追求精神价值的“自由思想者”的个体形象，那么我读到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则从人性深处，重现了一个年轻生命在那个年代借助于知青运动的政治推动力而本能地觉醒，并且获得了人生价值；如果前者曾一再提示知青时代所发生的一种自觉的精神叛逆，那么后者实际上把这种叛逆从思想领域移向了日常生活领域，并通过小说的艺术表现，给予这种叛逆以更为具体的个人的和人性的内容。何况，前者还写了一个单纯中学生，一个刚刚对“思想”发生兴趣、稚气未脱的男孩，后者的故事里则有着同样一个具有相似遭遇相似个性的女孩，他们虽说一真实，一虚构，却都为着单纯的理想冲动告别城市而去，这两个特殊的人物形象都使我掩卷沉思，不能释怀。单单出于这些联系和比较，我也相信小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能够使我在感性阅读意趣之外同时产生一种理性的期待。 世纪最末的一个月，池莉写这部纯粹的“知青”小说，看得出来是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的。这个准备，就为完成小说中那位17岁的女孩。她在作品里的名字叫“豆芽菜”，也简称“我”。豆芽菜出身在一个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城市小干部家庭，1974年中学毕业，接受的恰恰是“革命时代”的各种“教义”。这些教义没有教会豆芽菜正常生长，相反，无论是校园还是家庭，还是她生活的城市，给她的都是“假模假式”的压抑，这压抑与其说是精神心理上的不如说是身体和天性内部的，比如她被迫不能美丽，不能与男同学做朋友等等，这就促使她本能地滋生了反抗情绪。她成了那个时代的“异类”。豆芽菜17岁这一年，中国的知青运动已经到了溃败的后期，只不过在城市它仍然按照政治惯性得以继续进行。显然，少女豆芽菜并不明白知青运动的政治意图，更不明白这场持续多年的运动已经演变成新的社会矛盾和痼疾，她的敏感最多也不过觉得知青运动越来越滑稽可笑。在她还比较幼稚的心目中，也许那些回到城市的老三届知青给她带来过许多新鲜的印象，以及他们在农村广阔天地无所不为的种种传闻，这些确实刺激了她的好奇心和想像力，也使她萌发了“自由生活”的理想。总之她在迫切需要离开窒息的城市、学校和家庭时，她主动同时也是盲目地选择当知青到农村来表达她的反抗意志，表达她对另一种生活的追求，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当的。事实上，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也惟有这样一种选择，能够满足她反抗和叛变城市的欲求。豆芽菜以“革命”的名义，成功摆脱了家庭对她的控制，也无意识地完成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对“革命”的城市的遗弃和叛变。她终于如愿以偿在26前成为中国的末代女知青。于是，1974年秋天，“革命”以后“假模假式的城市，假模假式的校园，假模假式的家庭”，从弱小而幼稚的豆芽菜生活中远远退去，而仅仅成为她选择自己人生轨道的社会动因。小说叙述这一切的发生，看似反讽的调子里有种异乎寻常的客观冷静。大概作者不想过于显示她对“革命时代”的批判立场，因为那是中学生豆芽菜的生活和故事，豆芽菜在她的年龄上还不能认清时代的特征和本质，作者明白小说叙述需要保持人在历史情境中的本然状态。 豆芽菜以城市异类青年的姿态挺胸昂首走进知青行列。读者很快会看到一个戴着绯红色发卡的女知青，一开始就在她的故事里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特点。原先豆芽菜还只能掩蔽在内心的反抗，现在终于通过她一头黑发上的那支绯红色发卡，招摇在“欢送知青大会”上，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小说显然在这里是精心设置的，它暗示知青豆芽菜身上的反抗刚在萌发状态就已经透露了一种非理性的个人表现意识。她对于人生其实没有任何准备，也不知道正确的途径在哪里，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尽情表演，像顽皮孩子的游戏一样，把严肃的政治舞台当着自己走向自由生活的优美起点？作者不仅真实地把握了女知青豆芽菜的行为方式，而且还通过人物的行为方式拆解了“知青运动”的政治神话。17岁的城市女孩用它的绯红色发卡，瓦解了那场“知青运动”的秩序和规范，瓦解了它的所有严肃性和正确性。然而，这个一心标新立异的女孩会给“知青运动”的临终收场写出怎样难以磨灭永生怀念的最后一笔呢？这一笔，按照她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必定是“声名狼藉”的一笔，却也是豆芽菜成长中最富于人生意义的一笔。我们预感到，豆芽菜的个人成长史注定超出当时的社会常规，超出那个时代的“革命”的道德规范，将按照生命的自然逻辑展开。一切都出人意料之外却又都在情理之中，当你理解“知青运动”既是强权政治下的青春消耗，同时也可能是对青春生命之流无法控制的释放；既是那个没有人性的时代对青春命运无情的困扼，同时也可能带来青春人生的生机；既到处是布毒的土壤，又可能在这毒土中长出一株“恶之花”。这是悖逆之处。有悖逆就有空间，就有时机，就可以突破那个时代划定的法则，就可以不按社会的意志发现属于个人价值的生活。豆芽菜之所以朝着“声名狼藉”的人生方向走过去，恰恰因为“声名狼藉”才是那个极权时代为个人生活制造和保留的一点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么，追求自由生活的知青豆芽菜，不用说，她是有可能在一片“声名狼藉”中成长的。由于小说作者将她的叛逆的女主人公豆芽菜限定在少女青春萌动期，由于豆芽菜的叛逆主要来源于青春躁动不安，进一步说，由于豆芽菜只是根源于生命的朦胧要求，而敢于向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争取青春的舒展与开放，因此，小说中所要展开的“自由生活”的含义，只能是这么一种：即身体的、生命的和“自然人性”的。我在前面提到过，历史学者笔下曾经记述过当年为思想自由而自觉行动的老三届知青形象，他们的“自由”含义属于精神生命方面，可“豆芽菜”不可能如此，豆芽菜能做到的是以自己青春的身体和肉体生命来证实自由成长的珍贵。这样，来到黄龙驹公社马裆大队知青点的知青豆芽菜，就要在18岁上遭遇她的爱情了。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像爱情那样深入身体和生命内层表达人的自由成长这一人生概念吗？ 使知青豆芽菜“声名狼藉”的故事，形式上是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却完整得不同寻常。我说的完整，不是指情节的完整，而是指它指向主人公的人生过程及其意义的完整，所以它的不寻常也体现在作者对于这一爱情所包含的人性容量的构制上。阅读和体味这个爱情故事，应该超越一般的感动，超越对知青时代一般爱情传奇的诠释。18岁的豆芽菜带着知青时代爱情特点进入了她的爱情经历。这个全公社声名狼藉的不安分的傻女孩，似乎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引向她的爱情生活，这不能不说再悭吝再心怀叵测的命运，也总是优先为她这种类型的女孩伸出手，指示她的爱情之路。但是，豆芽菜遭遇知青时代的爱情是十分危险的，因为爱情不会在虚空中存在，它回避不了那个反常的社会环境施加的影响，回避不了横在爱情道路上由时代造成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与阻拦，就说“革命”时代的“清教”教义和红色“道德”，已经给爱情抹上丑恶、不洁、堕落等等恶谥和罪名，它让单纯的豆芽菜一碰上，再也洗刷不清；更不要说当时无所不在的政治功利主义对“爱情”的毒化，一不小心爱情就会结出一只充满毒汁的果实。幸运的是，豆芽菜靠着她自己心灵的指点，听从了生活的教导，居然真正将自己的“爱情”进行到底了。她为了成全同住一起的女知青冬瓜的爱情，而饱受非议，蒙受屈辱，却也领略了爱情对于生活的魅力；然后她又误入歧途，被知青模范、公社副书记关山虚伪的爱情利用，欺骗，伤害，差一点就要毁在这个极其自私冷漠的人手中，却终于从磨难和痛苦中挣脱，认识了爱情应有的含义。然而，如果仅限于我的这些介绍，那么至多才是这个爱情故事的一半，还没有能够进入小说作者所设置的“声名狼藉”这个语词背后的真实。换句话说，“声名狼藉”或许与“爱情”无关，正像小说要求豆芽菜摆脱城市“革命”下的一切“假模假式”一样，作者也不会“假模假式”去写什么“形而上”的“爱情”。作者的坦诚之处是，直接从身体，从性，从自然本能，从“形而下”的生活，向人们展示豆芽菜生命成长的遭遇和真相。于是，我们进一步看到，知青时代的女孩豆芽菜以她的“无知”而“无畏”地独身闯入了“性”的身体领域，从而使她在“广阔天地”里在苦难的生活中创造了不可阻挡的风流人生。豆芽菜第一次受到“声名狼藉”加冕，是代替女知青冬瓜与男知青阿瓤“睡觉”后引起的性绯闻。这段叙事的重要性在于，它让主人公豆芽菜遭受自外而来的伤害后，第一次真实地面临“肉体”和“性”这个比“爱情”更实际更接近自身的问题。而小说接着写豆芽菜与关山之间发生的“爱”与“性”纠葛，则至为关键，关山自私的“政治性格”而导致的扭曲变异的“性爱”方式，与其说在侮辱和伤害中对豆芽菜带来一次次“爱”的苦闷绝望，不如说一次次刺激了她身体的觉醒。对此小说写得十分大胆，写得惊世骇俗，作者就是要以那种非常态的描写，让豆芽菜这个处在成长关键之中的女孩，经历一场更为内在的伤害，来感受身体裂变的惊悸和疼痛，然后真正走进自己的个人生活，“回到我的生命之中”。知青豆芽菜成功地做到了，两年前那朦胧的青春躁动和反叛，现在“经过冬瓜事件又经过了关山的交往”，出现了“崭新的意义”，这意义确凿无疑地属于生命价值的发现。小说的发展，当然也就随之出现生机万种的最后一幕：豆芽菜在大雪覆盖的田野，在田野上温暖的豆腐坊，在中国农村“伊甸园”，与她真正的爱人知青小瓦幸福结合了。这一结合意味着真正的两性结合，是两个青春身体接近于无限透明的容纳。它是那样本真，那样自然，那样和谐，那样洋溢着人性的温暖，散发着人性的光亮，这光亮如此生动地照彻了豆芽菜的肢体、大脑和心灵，使她赤裸裸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自然形态，看到生命在美丽生长，听到自己生长时像麦子拔节一样清脆动听的声音。小说中主人公完全有理由沉浸于她的生命快乐之中，因为她的“反叛”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正果。所以连作者也忍不住要通过主人公抒情性很强的独白告诉读者，每一个生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成长起来，都是优美的，都是令人喜悦的，都值得用诗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保卫女知青豆芽菜的爱情合法性的激烈混战中，黄龙驹公社的知青运动宣告结束。这也象征着中国知青运动一种富于戏剧化的结局。豆芽菜的个人生活史也结束了。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知青运动，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生活，启蒙了一个单纯无知的女孩，造就了一个女孩生命，可往事如烟，所有发生的这一切，特别是女孩豆芽菜，经过二十多年或更长时间，会被历史遗忘吗？ 读完这部小说，追问作者隐含的写作动机，恰恰可以感到深刻的遗忘之忧。历史总是在它的重大环节上遗忘像豆芽菜这样微小的人物和她们的生活，而作家却不能因历史的遗忘而遗忘，小说不是历史，小说是对历史遗忘的抵抗。因此对《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这部作品以及它的作者来说，“怀念”正是为拒绝历史遗忘而产生的写作冲动。一切都从那个“绝对美好的日子”开始，一切从怀念开始。当“怀念”以这种审美性的文学关键语出现在作者笔下时，它就不是心理情绪上的怀旧，而是重新面对个人记忆的独特发现，是对已经被时间甚或是语言深埋了的个人生活的重新挖掘。“怀念”是作者二十多年后，向历史深处面对一个青春女孩发出的邀请书。这个叫豆芽菜的女知青可以完全属于虚构，但是她的生活，她的身体，她的青春和爱，却绝对真实地存在于记忆之间，她的成长所显示出来的人性之光、生命之力，也因为在怀念中得到如此书写而提升到历史的上空。你可以说，这部小说表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学态度，但无论怎样看，作者累积二十多年的记忆和经验，倾心寻找、辨明和确认知青豆芽菜生命成长的事实，相信“怀念”已是作者不能避免的写作选择了。 然而，对于《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犹疑仍然存在。我要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小说作者如此描写知青时代的人物，描写他们的生活，是否有替那一代人“辩护”的嫌疑呢？问题并非没有根据，与知青运动及其知青们的共同遭遇广泛而紧密的背景联想，仍然是阅读和接受这部小说一个无法回避省略的前提，这就必定影响对小说“意义”的判断。而且人们也已经比较习惯于按照往日阅读有关知青题材的小说的经验，从那些小说里总是一眼看见倾诉痛苦不幸的泪水后面的“伤痕”、“反思”的批判立场，现在《怀念声名狼籍的日子》却用“怀念”这个倾向性很强的词，写一个女知青的个人“成长“生活，不能不承认与过去那些批判性小说反差明显，由此似乎添了一层值得怀疑的理由。但是，不管可能发生多大的误读，歧见有多么深，回答以上的疑问，或许只能采用肯定的答案。往日之“批判”固属正当，今日之“辩护”亦未见其非，那么，就不妨认定写《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的作者是知青与知青生活的“辩护人”吧。 这里有必要再作一次比附。我前面十分推崇的历史学者朱学勤，把他多年来对老三届知青的回忆以及与之相关的写作，看作对这一代人所进行的“最为漫长也最为顽强的辩护”。他的“辩护”令人感动，也令人敬佩。因为实际上他知道为这一代知青“辩护”多么不容易，不仅冒着误解的危险，而且目睹同代人在现实中纷纷离他而去的情形，他的“辩护”或者将归于无力和无效，他的声音也将归于寂寞。尽管这样，他的“辩护”也仍是今天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朱学勤的“辩护人”身份，是建立在“尊重知识和思想的传承”这一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的，他“辩护”在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一个思想管道，它不能轻易省略。朱学勤当然了解知青运动时期，在极权和专制控制之下，根本不容许有思想的自由，但即使那样，在千百万城市知青组成的知青运动中，仍然有一小批自愿离开城市自愿到农村的“放逐者”，坚持他们自由的无功利的思想生活，由他们形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飞地”和难得的思想空间。朱学勤对他们的“辩护”，固然出于因为他个人受他们的思想启蒙和引领而产生的一份怀念，一份难以割断的情怀，同时更出于对思想信念的坚持和维护的诚实胸襟。这样的“辩护”与今天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话语显然没有关系，更与几年前美化知青运动和知青生活的思潮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并且，朱学勤的“辩护”，目的还不单单为那些被消耗被牺牲的同代人，更重要的是引入现实层面，他的“辩护”更为抵抗现实中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市侩主义和越来越弥漫的虚无主义。正因为有此诚实的“辩护”，知青运动时期在废墟上曾经生长的那片“思想的小草”，才会成为我们今天清洗“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各种毒素，让思想能够健康地攀生成长必要的历史前景。我并不想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的“辩护”与前者相同，与依赖知青运动史上可靠的事实相比，一部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要作出它对那个时代的人“辩护”，恐怕困难多了。但就《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的写作，“辩护”的可能性却也存在于作者对知青生活的个体经验和审美认知之中。知青运动时代，“革命”对一代人的专制不仅在思想，而且在“革命教义”之下所进行的强迫性“再教育”对于人性的泯灭和生命的泯灭。千百万城市知青被无情驱赶到农村，多少人备受屈辱，备遭摧残，这无疑是他们生命史上最冷酷最黑暗的年代。对此，作者的认识非常清楚，小说中作为故事的背景也多有揭示。但正如思想禁锢仍然可能有“思想”的火种在地下运行，人性和生命泯灭的荒原上也会有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生长的顽强的嫩芽。经历过知青时代的作者，如果怀着对那个时代里人的生命遭受无情肆虐和践踏的记忆，那么同样也会为曾经有过的生命生长的情景保持长久的经验和想像。这就是《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改变了过去知青文学中一般的“苦难”主题，而全力表现一个个体“成长故事”的原因。如此，“辩护”就产生了。它不为别的，只为表明作者需要从那一代最不幸的青年身上，看到生命曾经挣扎、曾经顽抗、曾经曲折生长的希望，反过来用以否定那个时代，否定那个非人化的“革命”，否定那个“革命”名义下的红色道德和禁欲主义。如此，“辩护”作为对那一代知青个体生命的重视，显然亦具有了历史理性的意味：如果我们不能追还那一代人在那样冷酷黑暗环境中出现的每一个生命事迹，那么我们所曾经历的一切岂不都白费了？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有这种对生命追踪不舍的热情和记忆，那么何以还能在不断“物化”的今天，面对生命被物质遮蔽和阉割的现实，警励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维护？所以，如果这部小说确有“辩护”的立场，那么它就是生命的立场，人道的立场。也许不必这样持论，无论《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的作者以什么样的“身份”写作这部知青生活的小说，她在重抵那个时代生活的幽深之处后，其实只要说一句话就足够了： 作家的眼睛仅仅盯着被生命之光照亮的地方。 (作者通讯地址：江苏省作家协会 邮编：210000)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