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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力量在于用形象的方式记录现实，文学的理想是要塑造出鲜活的、给人记忆的人物形象。新中国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印证着这一点。 新中国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一直和社会生活如影随行，它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前行，并记录着共和国的每次变革，从60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共和国前行的身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文学也必然转身关注这一新的生活。这时的文学一方面回望着历史——主要表现为对革命战争题材的关注；另一方面，则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表现新生活的创作中。新中国的文学就在这种既回望历史又渴望投身现实的双重选择中拉开了序幕。 最先被作家关注的是当时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这其中，农村生活是作家投入精力最多和最为专注的，其中名著名篇也最多，而人物形象也相对鲜活生动。在这些名著名篇中，作家们塑造众多具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这其中，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孙喜旺，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李准《不能走那条路》中的宋老定，浩然《艳阳天》中的肖长春、马之悦、焦二菊、马小辫、焦淑红，《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这些人物形象被不同层次的文学爱好者所熟知。赵树理《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满喜、范登高、马多寿，周立波《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陈登科《风雷》中的祝永康，刘绍棠《田野落霞》中的刘秋果，李国文《改选》中的田魁山，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这些人物形象被文学史中所深入研讨，也被深爱文学的爱好者所了解。正是众多的鲜活的文学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不同时期的火热生活。 随着“三反”、“五反”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反映城市生活也成为作家们的一种要求，工业题材也纳入到作家的视野。应该说，表现工业题材并不是作家的优长，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最初的当代文学中，这其中虽然出现了艾芜《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孙玉芬，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中的余静、汤阿英，草明《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宋紫峰，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阎兴、刘子青、张如松、韦珍等先进工人的形象。这些反映当代工人代表的形象，提供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城市生活的某些状况。但比较而言，与农民形象相比，这些先进工人阶级的形象还不够鲜活生动，给读者留下的记忆也不远如农民形象来得深刻。 当然，新生活中的人并不都有着新的觉悟，新的世界也并不是完美的生活。因而，尽管当时的文学提倡歌颂与赞美，但作为“新的人物”的衬托，也要写到生活中的问题和缺陷，以及有着不同缺点的中间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这其中，西戎《赖大嫂》中的赖大嫂；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艳阳天》中的马之悦、马小辫；《创业史》中农民中的两面派代表郭振山、中农代表郭世富、富农代表姚士杰；《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陈先晋、王菊生、张桂秋，《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冯少怀、秦富；《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朱延年。而一些先被视为毒草后又称为鲜花的“干预现实”的作品中还塑造了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的落后人物形象。这其中包括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刘世吾，刘绍棠《田野落霞》中的高金海，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中的朱光。这些作品以尖锐泼辣的笔锋和犀利的锋芒，触及了人民内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种种社会弊端，这是对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和谐现象的形象描绘。比较来说，这些中间人物或反面人物由于性格突出，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来得更加鲜明。 作家在饱含激情赞颂着“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英雄人物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中，于是，就出现了写“家务事、儿女情”，写悲欢离合，文学作品中也有了更接近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如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邓友梅《在悬崖上》中的加丽亚，陆文夫《小巷深处》中的徐文霞等。这些有着儿女情长的人物，也反映着这一时期人们革命生活之外的日常生活情感。而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林震，则是一个既有革命热情，又有着儿女情长的全新的人物。 可以看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的这一时期里，文学以火热的激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写现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成为作家们的内心渴望。这就使这一时期的人物也带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在这些人物身上，既能看到现实生活原型的影子，同时，也融进了作者的理想和热情。但这一时期的作家都是匆忙上阵的，热情有余，而准备不足，表现为：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一代”作家来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反”、“五反”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一种并不熟悉的全新生活，需要一定的时间认真体验；而文学和政治的联姻又使作家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处理上有所顾虑。表现政治生活的“重大题材”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心，而表现“家务事、儿女情”等“个人日常生活”则被闲置或被挤压到一个小角落。这种结果则造成了人物形象上的偏差：人物完全成了革命激情，这就造成了人物片面性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革命激情远大于日常生活热情，有的人物形象甚至成了政治的传声筒，而丰富的个人情感则被抽掉了。对于行动、斗争的热衷表现和对“个人”情感和内在心理的刻画的缺失，使人物形象存在着类型化、模式化的特点。这是这一时期的缺陷和不足，但这是一个时代所带来的不足缺陷，不应以此苛求这一代作家。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也是真诚的错误。 “文革”时期真正描写当下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如样版戏)更多的是对五六十年代或延安时期作品的修改或移植，因而表现“文革”时期的现实人物更多的则来自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把笔触聚焦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揭露文化大革命给人身心造成的“伤痕”和“反思”其出现根源的文学最先登场，因而，最开始出现的文学人物形象“伤痕”，这其中包括：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和冯晴岚、罗群、吴遥；张贤亮《灵与肉》中的许灵均、李秀芝，《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麟、黄香久；戴厚英《人啊，人》中的孙悦、赵振环、何荆夫；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的南珊；张扬《第二次握手》中的苏冠兰、丁洁琼；孔捷生《大林莽》中的谢晴、简和平；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中的谢平；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陈清扬；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傅家杰；何士光《乡场上》中的冯幺爸。这些人物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革”时期不同人群的命运， 知青文学反映的是“文革”前后“上山下乡”运动，它表现了那一代青年人深切的记忆和独特的人生经历，这其中有伤痕的诉说，也有理性的思考，有伤痛的记忆，也有对无悔青春的赞美。在这种各不相同知青文学中，亲身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作家们也写出了知青一代人的苦痛、辛酸和悲壮。这其中，叶辛《蹉跎岁月》中的柯碧舟、杜见春；王蒙《布礼》中的钟亦成、《蝴蝶》中的张思远、《杂色》中的曹千里；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王志刚，《年轮》中的王小嵩和郝梅，《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郑亚茹，《雪城》中的徐淑芳；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中的陈信；孔捷生《南方的岸》中的易杰；老鬼《血色黄昏》中的林鹄、刘英红、雷夏；李晓《继续操练》中的四眼等等，成为知青人物的代表。 新时期文学，一方面在揭露和反思，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于是，文学作品中的另一类人物形象也随之现身。这其中，有在“文革”逆境中不懈追求的人物，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田润叶，《人生》中的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刘震云《塔铺》中的王全、李爱莲；铁凝《哦，香雪》中的香雪；古华《芙蓉镇》中的胡玉音、秦书田；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许秀云；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中的李金斗、金明。更有着走在改革开放前头的人物，这其中，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刘思佳、何顺、解净；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高晓声《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陈奂生进城》中的陈奂生；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三千万》中的丁猛；水运宪《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张抗抗《夏》中的岑朗、《北极光》中的陆芩芩；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等等。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都带着对新生活的热情渴望，有着鲜明的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些人物形象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80年代初期的文学还遵循着传统的创作方法，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创作的观念和方法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学从神圣的地位开始滑落下来，文学反映记录现实的观念功能被弱化了。 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引导生活主流的英雄人物，转向了日常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小人物。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这其中，有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小林老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云芳；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等，这是一群过着“鸡零狗碎”琐碎生活的小市民。也有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方言；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徐星《无主题变奏》中的老Q等这样一群叛逆性的人物。当然，也有像陈染《私人生活》中的T、禾；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卫慧《像卫慧那么疯狂》中的卫慧、《糖》中的白粉妹、赛宁、小上海，《上海宝贝》中的倪可，等这样一些新人类。更有韩寒《三重门》中的林雨翔、马德保，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中的闻婧、微微、白松、顾小北，这些新生代人物。这一时期的人物从政治、时代的主流旋涡中退回到个人、自我的狭小生活中，他们不再是时代的弄潮儿。在这些人物身上，时代的印迹和色彩已经褪去，更多地表达着个人、自我的感受，也带着作者自我的色彩，而不是时代的印迹。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到，60年以来的新中国文学，也发挥着“诗史”和“镜子”的功能，它用形象记录着共和国前行的历程。这其中，“50代”、“60代”作家更多地恪守着文学记录历史、表现时代的传统，其人物形象身上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而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记录历史、表现时代的传统被自觉不自觉地淡化了，文学人物形象也淡出了读者的视野，形成了有“名家”、“名著”，而没有“名人”(指人物形象)的文学时代。文学是形象化，历史上能让人记住的文学作品也都是和文学人物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有“名家”、“名著”，而没有“名人”的现象应当引起注意。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