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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现今文坛和人们价值观混乱，“文学领域总体的价值追求不是向上攀升，而是日益下滑”，这意味着当今文学在复调多元、众声喧哗、越来越趋向俗世化的过程中，普遍丧失了精神向上、人性向善、艺术向美的自觉追求，人们沉溺于物质欲望，放纵青春肉体，只过今天，不问明天，没有未来和责任。人们委身物质与权势，放弃了超升人性的神圣祈求，不再仰望苍穹，甚至出现肆无忌惮地为汉奸翻案，给英雄抹黑，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革命的合法性，为无耻辩护，给腐朽招魂等怪事。大量流行而时髦的娱乐文学、快餐文学、搞笑文学、“下半身”文学不仅污辱民众智商，挑战公众道德底线，而且污染公众的耳目，腐蚀和瓦解着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造成人们对崇高、理想、真理和正义等正面价值的严重鄙视与不屑，也造成人们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与意识形态斗争的普遍淡漠，致使“嫌贫爱富”、“笑贫不笑娼”、“好死不如赖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糟粕观念卷土重来。这当中既有消费主义的不良作用，也有人们身处巨变，价值观念正经受着激烈的冲击，进退失据，是非混淆，褒贬含糊，而导致价值杆秤失去准星，陷入价值歧途的迷惑与扭曲。 价值追求的下滑，还可以追溯到一是伦理道德方向的下滑，二是思想认识水准的退步，三是艺术审美方向的后撤，几方面合起来，下滑状态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事实。伦理道德的下滑，表现是“什么都行，一切都无所谓”，非道德、反道德、不讲道德、蔑视常识和规范，破坏伦理道德秩序的事情数不胜数越来越多。思想认识水准的退步表现是放弃思考，否定思想的价值和意义，随波逐流，不再向着思想高峰攀登。艺术审美方向的后撤表现是否定艺术及其审美的功用，取消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的界线，用泛艺术、泛审美、“无可无不可”的东西来取代艺术和审美。总体是放弃责任，取消意义，摧毁标准，使得文艺成为不讲道德，不要思想，不管艺术和审美的飘浮物、虚悬物，导致文艺本身危机四伏。伊格尔顿早就批评过：“商品形式越是抹平价值等级，将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成一团，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就越会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需的象征资源。” 构成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本雅明也提醒过，“一切照样进行”正是危机所在。因此我们要把握当代中国经济、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探究当下文学的价值观、价值立场、价值取向、价值变迁等内在联系和一系列现实问题，致力于价值选择、引导、确立和新价值的建构，以指导文学创作。 第一，文学是人类智能的价值创造，文学关乎世道人心，是宏大历史中的一种主动性力量，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文学价值创造的功用。 在当前“文学终结”、“作者已死”、“作家退场”、“娱乐至上”、“文学边缘化”等一片喧嚣杂乱的叫喊声中，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而理智的头脑，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弊。因为我们处在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中华民族发展焦虑所导致的急功近利等各种思想意识杂然并存的环境之中，各种文化、文艺思潮之间的交织、更替，相互对立与否定都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在多元文化的角逐中，存在着反文化建构的消极一面，如果我们文学的价值选择不注意扬弃多元中反文化、无意义的价值因素，不注意防止西方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价值虚无、文学虚空的迷幻，带来思想与文学生态的危机。 文学是崇高而又富于个性的精神现象，文学关注着对世界、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因此文学的价值既多且广，远不止是人们通常爱说的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三种。细分还可分出知识价值、信息价值、思想价值、情感价值、语言价值、文本价值、教化价值、娱乐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生活价值、生命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方向性价值等多种类型，也可分为短暂价值与长久价值，现实价值、潜在价值与未来价值，复合、综合价值与分列、单一价值等等。虽然不同的文学在思想路径、关注重心、立场情感、表现形态等方面各异其趣，但都凝聚着人们对于生命价值、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的觉悟。每一种价值都凝结着作家诗人的劳动和智慧，渗透着他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取向，服务于人的目的需要和具有促进人的健康发展的效能，因而必然地内涵着价值信息和外显着价值功能。我们对文学所具有的本质、功能和特定价值必须做全面的分析考量，不能只局限于某些狭小的方面，也不能稍遇变异与波折，就晕头转向灰心丧气。这是我们必须坚信和持守的一个原则，也是最基本和最根本的价值观，不能动摇。 第二，时代是千变万化的，价值评判也是千变万化的，从来就没有一个什么固定标准模式，但我们仍然要逐步建立一些相对清晰稳定的价值观和价值评定标准，以求发展。 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超越主体(人)的历史活动价值，不存在始终如一的绝对价值，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终极价值。因此人人都有根据自己的处境与情况来判断善恶美丑、利害得失、喜爱或厌恶，以确定自己的追求，选择自己价值的权力和责任。于是价值的多元、多样、多态，价值观的相互冲突，价值标准的各取所需，各不相让，就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事。对多元价值的肯定，其实也是对人的平等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强调价值多元，其实就是为多种价值，包括目前尚未到来的新价值预留空间，争取合法权利。 然而，价值多种多样，价值观千变万化，价值标准各说不一，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价值、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就都是正确合理，不分高下对错，无须校正改变和统一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事有分就有合，有多便有统一，不可能四分五裂乱七八糟，永远一盘散沙。尤其是面对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统一社会和统一国家时，还得以公共集体利益为准，以统一社会规范和国家利益为高，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在多种价值中总有一种或几种价值是相对能被大多数人所赞赏接纳的，在多元价值观中总有一种或几种是相对正确合理的，在多种价值标准中总有一种或几种是相对公平公正的，毕竟，向前，向上，向善，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方向。我们的责任，便是在提倡、追求或维护价值、价值观、价值标准多元多样的前提下，又要去求取各价值、价值观、价值标准之间的沟通、对话与宽容，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选择好的正确有用的，淘汰坏的错误无用的，扬弃多元中的无意义的价值因素，还要致力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定的共识——统一、规范和有法可依，不能胡乱禁锢，也不能放纵乱套。进入消费时代，个人成了时代价值体系的一个支点。个人的存在无疑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空间。但是，更应该有超越个人之上的东西，譬如公众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包括一些更具普适性的原则规范。只有在超越个人的利他主义的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稳定的信仰基础确立起来的时候，一个社会才是健全的，才可能是持久和谐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脆弱紊乱的社会，很可能混乱无序，毫无凝聚力，很容易把物质上的富有异化为堕落的条件。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多元并存的时代，生活样态的丰富性、利益分配的多样性、冲突性，以及价值立场的复杂性、对立性，是我们时刻都要关注应对的问题。因此，在无序中我们要求取有序，在对立冲突中要求取和谐平衡，在多元中要求取共识和一元，提倡多元文化观念下的“价值融合”、“价值整合”，吸取各种价值的有益有用精华成分，将价值导向、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反思等观念和因素融入到对社会、生活和文学的认识过程之中，建构新的价值标准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竞争中逐渐创造一套相对完善的价值系统，为创建时代的文化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重建价值体系，确立理想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对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而言，理想皆是最重要的处于最高位置和核心地位的东西，不可或缺。因为理想是高于现实并统领现实的，是激励当下，引领各种力量奔赴未来的。我们日常所说的文学理想、艺术理想、审美理想和价值理想，就是各种理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理想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它能使人们看得更高，更远，更广和更美。 在价值系统中，理想总是居于核心统帅地位，属于核心价值观，它对于设定一个奋斗目标，建立一种信念、信仰，并以之引导、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探索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最优化具有不可估量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家洛尼认为：“价值领域的特征首先是它的理想性和目的性，价值同意图、目的、理想、意义不可分离，这正是价值与事实的主要区别所在。”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现今，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都风行一股嘲讽理想颠覆理想的后现代思潮，大家似乎都得了一种“价值冷漠综合症”，往往对价值理想采取隔岸观火、满腹怀疑的相对主义态度。这种思潮对于批判和扫荡过去长时间统治人们思想和生活的空幻理想、虚假理想和强加于人的理想，产生过摧枯拉朽的革命作用，但混杂其间的否定一切、打击一切理想，甚至从根本上否认理想的功用，包括扬弃历史、消解主体、削平深度、贬抑崇高等主张和倾向则是错误的，必须抛弃的。因为取消或放弃理想追求，就会丧失努力目标，迷失前进方向，让各种时髦思潮搅得晕头转向，或者是让西方商业文化的消费至上牵着鼻子走。追逐时髦与沉溺消费享乐会瓦解思想，毁坏理想，使人变得琐屑庸常。其泛滥的结果，不是将人扼死，而是慢慢淹死。在当前信仰破灭、信念丧失、价值观混乱之际，我们更需要从人自身和人的本性、目的出发，重建一种新的价值理想，引导人们克服欲望与功利的膨胀，克服心态的浮躁和浅薄，清除低俗化庸俗化的浸染，确立新的价值信念、信仰，新的价值坐标和规范体系，超越现实，预测远景，给现实生活以方向和指导，推动世界向着更美好的境地前进。 理想表达的是人们对“世界图景”、“生活样式”的理解与向往，集中凝聚了一个民族和社会的希望与梦想，构成了人们思考、生存与行动的终极依据。理想对于提升人性，净化被金钱异化的魂灵，具有明显而特殊的功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世界，到底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类根本性的问题。人和人性，是生成的而不是命定的。人不往上走，便往下走。向上，才会有发展；向下，则会退步堕落。因此人要把理想和目标定高些，定到向圣贤、伟人看齐的高度。人性只有往上走，朝向神性，才能更加人性。不往上走，往下滑，就有可能变为兽性，变得比兽性更蛮野惨烈。同理，精神的提升，需要艰苦的奋斗与漫长的努力；而精神的下滑却轻而易举，掉进万丈深渊，只需刹那。因此我们必须以价值理想超越一己之私，提升人性和精神，建立社会的、公共的努力目标，崇仁重义，促进社会和谐。 文学和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单向度”的现实秩序之外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世界以及无限度的精神飞扬的梦想，它总是带着乌托邦的神圣品格歌唱着走向未来。我们今天之所以重提理想，强调理想，一是为了重振文艺的抱负，二是需要在“冲突的理想”中保持一种清醒的价值理念，对当下文学创作做出一种既合乎历史理性的描述，又能够大体预测文学的整体脉动和基本流向，具有审美意义的判断。重点是要客观准确地描述与概括中国消费文化的特征，弄清现今人们真正的内在艺术需求，敏锐突入精神价值的腹地，勘探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和思想情趣的变迁，进而探究不同于以往的文化逻辑与艺术逻辑，展开理论创新的研究工作。在高度理性、高度自觉的层面上提炼民族精神，去建构一种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价值理想，为当代生活注入精神动力与发展活力。这种价值理想是一个可供追寻并值得奋斗甚至为之奉献、牺牲的“乌托邦”，它具有一种深层的、宏观的、长远的目标和思想引导作用，属于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导，既能够勾画未来的理想图景，又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法、措施和方案；它既与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理想相通，又带有强烈的个性和超越的成分，指向广远的世界和未来。通过它来装备人的头脑，整合社会的精神资源，促进人心凝聚，增强人的力量，并通过人的精神力量推动物质力量的转变，产生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 原载：《文艺报》 10年12月13日第三版 原载：《文艺报》10年12月13日第三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