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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重提”现实主义的文学语境一样，文学的理想主义，或文学的理想指向，今天之所以又成为了人们的由衷呼唤，眼见的现实是，文学丧失了理想的维度，文学写作者完全或者不完全却是自觉地沉陷在了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琐屑生活细节中去了。理想作为主义不能在细节中显出，反而成了细节在写人——这是语言在说人不是人在说语言的另一种变异。现实主义本来是中国现代至当代文学经久不息的精神传统，何须重新审视？是因为“纯文学”的理论描述及其创作实践，一再地渲染乃至“回归”所谓文学本身，并且这种名义上“到家了”的文学，似乎纯净水一般，写村庄就只是村庄里的男女老少爷们的吃喝拉撒睡，再外加一点男女情事的阴差阳错、爱恨情仇；写都市，差不多没有不写三陪女、发廊女、民工与老板劳资纠纷的，至多也是在这些准城市生活的村镇化布景上移植一些现代科技、消费文化的符号。类似这般信息化的写法、观察世界的视野，“真实的”、“再现的”人生百态，也不外乎围绕着“人性论”展开的一点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个体心理活动。现实主义作为以批判性为志业的关于人为什么遭受巨大的异化，和何以能不断被精神捆绑的背后盘根错节的政治的、经济的、媒体制造的内幕，就此被一阵紧似一阵的“本土化”、“中国化”经验遮没了。同样，理想主义完全被语言游戏的、中国经验的人生哲学，尤其被恬淡适可、自洽圆满的“文学性”所稀释，“到家了”的文学就仿佛是不断地发掘民俗的、民间的自在状态文化就行了。 我们操持着这些个文化产业的思维，文学不但无力问鼎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精神，恐怕也很难以文学的特有方式叩问“本土化”中个体的纵深人性问题。单纯一点说，树立文学的理想信念，重新审视一批经住了时间考验的传统文学经验，重铸文学的当下批判意识，以及研究现有文学思潮中最有探索性的叙事方法，自然是相当不错的理论见地。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文学书写的类型化格外凸显的当下语境，这些说给创作者的话究竟能在创作者那里激起多大涟漪？按照惯例，理想主义的理论映射到文学实践中，要么像三十年前的《乔厂长上任记》诞生时那样，涌现一批完全无视文化土壤的铁腕人物，或者像“分享艰难”的审美志趣风头正健时那样，满篇犹豫之徒；要么，理论归理论、创作归创作，文学依然如故，某个孕妇的皱纹里，或某个民工的微笑中继续照射中国人的安详、隐忍和道家临危不惧、处惊不乱的超然经验。这里，为使讨论的问题获得必要的语境支持，也使文学理想精神不至于在人们惯常所理解的启蒙范畴内被习惯性误置，我想稍微游离得远一点，从作家主体的问题反观文学理想的当下处境。 一 沉迷于当下已有文学事实，并把各路大同小异的叙事追求看做是文学的增长点，我们很容易觉得日常生活的酸酸麻麻、消费文化催生的娱乐性故事，也许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文学形象。理论批评自然容易转化我们所热衷的西方现代、后现代观念，而文学之所以是这样的追问只能回归到谁也拿它没办法的外部环境。作家主体何以如此的更根本问题，包括作家主体究竟是受惠于怎样的全球化影响，这个颇有溯源意义的话题，尤其此话题中与文学创作十分直接的文化立场、人生态度、世界观等等，非但没有过多地受到批评的干预，而且连同批评本身被莫名其妙的“文本”限制。离开文本就意味着背叛，这倒不是说批评从未触及作家主体性问题，而是说中国当代作家究竟是怎样在“作者已死”、“文本已死”、“人已死”，以及“到语言为止”的西方当代哲学思潮中，恰当、合适地修正自己“我”的这条隐蔽企图并没有得到正面的揭示。 在诸多“死”字当先的西方当代哲学思潮中，哲学家、理论家们着力探讨的是现代主体性的沉浮起落，即是被德国学者彼得·毕尔格称作“主体的退隐”(《主体的退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的历史。不过，中国当代作家或许对“主体的退隐”不以为然，他们向来有一个固执而坚决的主张：从来不参与理论问题，除了必要时刻抛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以外。在他们那里，“去政治化”、文学从属于作家，这意味着有怎样的文学就有怎样的生活——言外之意，我只忠实于我的心灵。所以，以西方现代主体性的视野反观中国当代作家的主体，恐怕难免吃力不讨好。 我认为毕尔格研究的启示意义在于，他虽然不放过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这是探索现代主体性历史最直接的一种方法，但同时，他的主要精力用来描述和钩沉叫做“本真性”主体性的衍变脉络。他把哲学家的“自传”视作是现代主体性发生学的最有价值文本。自传主体性的一个分支自然牵扯出了一大批与自传作者密切相关的女性。这些非女权主义立场的女性，或者因不能忍受男性主体性规划并逃脱的日常生活女性，她们对我的规划与男性我的规划，即男性我在哲学与自传之间，因矛盾而最终不得不与女性我基于生存实际消弭于主体退隐的现实，使人不油然想起中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主体性曲线图。文本之外的“打发时日”，如果具有隐喻意义的话，即把女性在肉体上的苦难诸如肺结核、贫血视作女性的退隐，毕尔格把这种不同于自帕斯卡尔以来建构主体性场域的“恐惧的我”解释为对退隐的渴望。之所以不同，毕尔格的解释是，因为它与设立自我的这个我的反极没有任何关系。通过日常生活女性的主体性反映，追索男性现代主体性自我规划一旦落实到现实时的尴尬境遇，是毕尔格最为精彩的发现。他认为男性主体性之所以最后变成了连自己都无法认可的“单纯经验”，当他得出以上结论时，他实际上把超现实主义者布雷东的小说《娜佳》中，角色娜佳的主体性与写自传的现实女性主体性做了互文性解读。这些女性要么是萨特的情人，要么是巴塔耶或者布雷东自己的情人，她们由最初投合男性我的规划到逃离男性规划的感受尽管不尽相同，但都透露出男性纯理性主体性规划遭遇自身现实时的境遇，那就是在他们那里仅仅是一种写作行为。这里面已经包含了男性主体性走向穷途的迹象。这种现象在西方现代主体性历史中并不是孤立的，结合其他被列举的自传中的女性，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努力，不是长时间遭到教会的误解、排斥，就是被身边的男性歪曲、戏谑，或者拿来戏剧化。当然，从最早期的蒙田算起，到晚期罗兰·巴特的“回归”，西方现代主体性由确信走向退隐，其实走了好几个世纪。主体性境遇差不多就是西方文学从古典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全过程，作家由把握世界的自信、虚无、恐惧、退隐乃至死亡，也给人们理解文学的理想精神，提供了不同的审视内容。不妨说，由主体性的不同状态而透露出来的文学信念，就是人道化的关怀转而为启蒙者伏尔泰式“作为我的自我实现”——一种个体本位的自我发现，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程度决定着个体内部的包容强度。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就主体性层面而言，虽不能说与西方现代主体性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至少也是亦步亦趋的状态。重要的区别在于，西方现代主体是越走越艰难，从笛卡尔的知识主体到巴特的返璞归真，表面上的确呈现了主体的退隐，其实质实在是反复找寻建构主体性的可能性。后期的巴特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力图通过重启激情这个古老的表述方式，来面对“活着的人”，在“他者”的关系中重新确立我的规划。这实际上返回到路易十四时代女性的人生设计上去了，比如像那个说“我深情地想，故我爱您(自己的女儿)”的德·塞维亚夫人，或者17世纪的以“毁灭自己”来成全爱的居荣夫人。 二 新时期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可以看做是笛卡尔时代的主体性时代，充满着规划、反思，无论是之前之后的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确信知识性主体的能量，并坚信批判的目的性是共性；而到了90年代的解构宏大叙事，当诸多“小我”或“无我”纷纷登场时，确信就没有了，在“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苟且文化氛围中，中国的现代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经过多少“虚无”磨砺，即帕斯卡尔的“消遣”性主体，就进入了物欲、肉欲的追逐与狂欢演练。这里非但没有主体性探索，反而以反写主体性的方式更加强化了物自主逻辑的颠扑不破。在罗伯特·格里耶及中国“先锋派”的仓皇上演中，我们见得最多的是莫名其妙的“逃逸”，和不明就里的“迷茫”。同是吃“文革”这一口饭，新历史主义对主体性的态度与“先锋派文学”对主体性的态度难道有本质的不同吗？前者衡量人，除了“性”与“欲”再无别的；后者要解构的也许是一些元话语，比如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人道主义、“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们信奉的那些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既非萨特又非海德格尔，至少不是经过中国当代现实——“文革”后经济话语占主导意识形态下的主体性处境。甚至是无端地挪用特定时期的“苦难”、“遭遇”，把历史性苦难抽离语境后，只会出现轻佻的反讽意趣。这一点，曹文轩用“设造迷宫”、“借用侦探推理小说的手法”(《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156-158页)等观点深刻地指出了“先锋派小说”之所以在读者看来是“神秘主义”的原因。 人们正是在“神秘主义”的审美惯性下，把致力于中国民间民俗自在文化形态的文学性书写，当做“中国经验”来接受并阐发的。 当然，不管“中国经验”作为理论概念是否周全、是否整体上导致了中国特色的叙事经验，并在其中发现了中国现代主体性问题，当是另一论域。这里，最有价值的也许是最初的“底层叙事”。因为那个时候的底层文学直接面对了城与乡的变动现实，“在路上”的农民也罢，“城市外乡人”也罢，农民这个现在仍然代表着弱势群体的文学符号，在底层文学的反复书写中，现代主体性问题被一下子推到了阅读的前台。我是谁，我怎么办，以及我往哪里去的问题，作为这个时代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经过作家主体的观照，还是趋向于清晰了，尽管文学也许永远不会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这时候，作为整体性社会结构也许并没有松动多少，但“底层者”这一潜在主体，在作家主体性眼光的注视下，构成了当下时代实存的主体，它的失语，或者喑哑，其实也就以另一方式呈现了当代中国的主体性面貌。 这个层面，我以为当代中国的主体并不是退隐了，而是更加彰显了。这一点而言，毕尔格意义的“主体的退隐”，其对立面显然是非女权主义日常生活女性对爱的直观化书写。这与中国当下文学状态稍有不同，中国当下文学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叙事，完成了对家族史、民族史、党史的解构之后，烦琐的生活细节所抟塑的并不是个体精神的形象，恰恰是在拆解个体精神形象的道路上，有意识无意识地阻碍了“中国经验”得以建构的有效途径。表征之一是，相当自信地回归各种名头繁多的“文化叙事”，并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拒绝了接着讨论西方现代主体退隐后的课题。“主体的退隐”作为全球化的人学思潮，预示着文学给予人的理想关怀，或许需要一次社会学视野的回眸，才能把文学从现有“人性论”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因为求平均值的方法并不能有说服力地追究个体何以不能的问题。 按照赫勒对“日常生活”的界定，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学可能只是处在“自在的对象化”(《日常生活》，第4页)层面，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文学其实是依照某种意识形态，或文化产业化呼声，复原积淀在民间的神话、原型符号和故事形态是它们的头等大事。这种复原，个体的主体性处境怎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寄存在被复原对象中的个体，它们作为活物能够执行并突出文化的面貌。而这一点正是文学叙述与新“国学热”一拍即合的地方，它们的契合奔向了一个共同的功利性目的——文化产业的终端。可想而知，当我们以理想主义呼唤文学时，不仅要转化“文革”及前“文革”时代的苦难、尊严、平等、良知等在当下语境的所指，还要从日常生活文学中破除那种堪称意识形态的叙写趣味和风向，最后才可能抵达那些失语、喑哑人群的心灵。 我深信，在我们置身的当下语境，罗列一些理想的字眼容易，但要使创作实践从根本上改善现在这个状况，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文学自身笼统的批判性问题，而是培养思想型作家，或者如何让思想型作家突出的问题。这包括变更“爱”这个永恒的主题在消费主义场域的所指内涵，也包括使消费化、娱乐化、文化化体系崩溃的话语、故事与形象的具体生成、诞生，也就意味着文学有必要打破单纯围绕道德、伦理、审美维面等的文学传统内部操作，在更高的视界重新审视、规划、理解已经丢弃了的“政治”视野。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