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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能有人纳闷，我为什么在写了《梦之坝》之后，还要写一部与三峡有关的小说呢？我想，甄垠年和沈福天这两个人物是一个重要诱因。他们俩截然不同的命运和所持的立场，以及他们各自同中国社会发展所发生的复杂纠葛，太富有戏剧性了，我甚至觉得，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密码。 在以前的小说中，像甄垠年这样的右派或自由知识分子形象早已屡见不鲜了，比如许多小说在写这一类知识分子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了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和“受难”的圣徒形象，但甄垠年显然跟这类人不太一样。另外，沈福天这样一个人物在当代小说中也曾经出现过，但大多是以“反面人物”出现的。这种模式化当然跟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我在《江河湖》中的努力正在于此，即希望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对某种被遮蔽的历史情境给予一定程度的纠正和修复。 二 在《江河湖》的构思过程中，如何展开叙述一直困扰着我，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动笔。之所以选取如月这样一个叙述视角，除了技术和结构的考虑，还存在某种认知的需要，即如何认识甄垠年和沈福天这代知识分子？就个人经历而言，无论是年龄还是职业，我都和他们相距太远，太“隔”，我以前的写作也从未触及到那个领域，所以，通过如月的视角展开叙述，显然具有一种特殊的便捷和“可信度”。当然，原因还不止于此。如月属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精神成长角度而言，与60年代出生的我比较接近。我们都是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80年代的整个精神氛围都弥漫着一种重估历史的冲动，颠覆和解构几乎贯穿了80年代和90年代。所谓“审父”也成了那个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词。但这种情结到后来渐渐走向极端，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即在西方价值观的主导下，不加鉴别地否定和审判我们的父辈甚至兄辈参与和经历的那段历史。所以，我把叙述视点放到如月这样一个女性身上，的确隐含了我试图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进入上一辈知识分子经历的复杂历史情境的愿望。 三 倪爽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小说对她的着墨也不多，在甄垠年生活中出现的另外一个女性朱合欢也是如此。从人物塑造角度看我自己并不满意。如果把她放在“感情和政治”这一命题下考察，也许可以写得更丰满一些，包括在她“文革”中自杀的过程，其实还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但我不想她简单地被当做政治牺牲品这样一个流行词汇进行解读。所谓政治和人性以及情感的关系远远比当代小说已经呈现出来的复杂得多。 四 在最初的构思中，并没有“云少游”这么一个人物。但写着写着，我觉得甄垠年身边需要有这么一个人，甄身上虽然有浓厚的自由知识分子色彩，但作为一个工科知识分子，他对政治的热情是颇为有限的，更多时候游离于政治主潮之外，这和他的父亲甄超然和哥哥甄士年都不一样。顺便说一句，沈福天和甄垠年都是工科知识分子，就我跟这类人接触时的感觉，他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秉性和行为方式，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还很少表现；如何描写他们，对我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大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觉得甄垠年身边应该有“云少游”这么一个人，这既是人物塑造的需要，也是尊重历史真实性的需要。云少游身上的确有顾准的影子，但也只是价值立场而言，他们的经历其实相差甚远。 五 沈福天身上无疑存在某种“缺陷”，但我觉得，这种缺陷既有精神上的，也有性格上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对甄垠年那种自由主义赞美甚至神化得已经够多了，而对沈福天这类知识分子却过于贬损乃至妖魔化了。政治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污水池，以至某些知识分子非得躲得远远的才能显示自己的清白和高洁。真理也并非注定永远掌握在那些以独立自诩的知识分子之手。对所谓好的政治和坏的政治的甄别与判定更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但知识分子有选择好的或坏的政治的权利，就像其他阶层的民众比如工人农民也有这个权利一样。所以，沈福天只不过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选择了他的命运，从这一点上说，甄垠年并不比他占有任何道德和精神上的优越性。当然，人格上的依附和投机另当别论。我想，这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同情，而是对历史乃至人的一种尊重。 六 理论界很久不太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了。这跟现代派和先锋派文学崛起后，现实主义的日渐式微有关。这不仅影响到当代文学对人物的塑造，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态度。我也曾经受这一思潮的影响，热衷过反典型、反人物、反理性和碎片化的写作方法。事实上，这绝非单纯的创作方法问题，而关涉到我们对待世界以及人自身的认知。 在我看来，文学创作没有方法和技巧上的落后或先进之分，你能说司马迁、蒲松龄或者雨果、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方法过时了吗？这不是评判一个作家创作成功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你对待世界的认知角度和方法是不是有效的。现代派的许多作品也塑造过许多成功的“典型”，卡夫卡笔下的K是不是文学史上成功的典型或者“符号”？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塑造了典型或符号，而在于你笔下的人物是不是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结出的果实；至于这枚果实是干瘪还是丰满，则取决于作家的能力和造化。 七 历史的发展并非完全受制于理性，它常常会冲破理性的堤防，左冲右突、峰回路转，有时则会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所以激进和保守也就难以避免了。这正是一切人类悲喜剧产生的奥秘，也是历史总是会被人从各个角度反复辨析和评判的原因。 文学的责任也许不是评判历史，而是如何进入历史，说出真相，昭示未来。鲁迅为什么在中国现代进程和文学史上始终占据着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地位？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那种洞穿历史的目光和敢于说出“真相”的勇敢精神。他从未有过“独立知识分子”的高蹈姿态，却无时不在表达着自己用良知和公义浇灌的思想。年轻时我曾经跟许多人一道误解甚至贬斥过鲁迅，但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鲁迅的伟大，以及他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价值。 八 信念这个概念可大可小，大到抬起头来仰望星空，小到俯视人生的细微斑点。具体到这部小说，它首先是我在动笔时为自己建立起的写作目标，即试图通过它表达我对现代中国问题以及我笔下人物的某种认知。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这种认知的不断询问和确认过程。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充满了怀疑和动摇、执著与探险。最终我走到了终点，所以我才在《后记》里说是“信念”支撑的结果，并没有太多的微言大义。 九 我上世纪90年代的写作，主要是对那个时期的文化生态以及知识分子境遇的描绘，叙述时空都比较狭窄，情绪化色彩也十分浓厚，而相隔十多年之后，当我写作《江河湖》时，无论现实境遇还是我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面对来自现实的种种撞击和复杂体验，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很难在内部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从时代的喧嚣中跳出去，在一个更为广大的时空背景下审视现实以及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近些年越来越喜欢把目光投向那些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原因。我之所以写这部小说，也可以作如是观。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