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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开设“文学理想与审美表达”栏目发表的文章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对“文学理想”之于文学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许多文章对当今中国文学缺失文学理想的现状进行了概括和描述。可是，究竟什么是“文学理想”呢？我感到论者们的看法并不相同。大致上有这样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文学理想是客观的，就是客观存在着的“真善美”；第二种认为文学理想是主观的，就是作家对“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愿望”，文学理想所表现的就是作家的这种“愿望”；第三种认为所谓文学理想就是文学“自身”的理想。 在我看来，文学理想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或者说是二者的统一。所谓文学理想，应该是社会人生理想的主观化的审美表达。 在这里，首先牵涉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理想来自何处？文学理想的主观论者和客观论者，在对文学理想的看法上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现实和理想是完全对立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无论是传统的文学理论，还是美学理论，都将文学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因此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大拒绝”和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因为“现实存在并不符合作家内心的精神意愿，作家需要通过拒绝和抗议来展示自己心中的理想和独特思索。这是文学之所以必须拥有理想情怀的内在原因”。 诚然，文学理想和现实的确有对立的一面，作家也需要并且应该在其作品中表现对现实的某种“拒绝”和“抗议”。但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难道理想和现实就只有对立而没有内在的联系亦即同一性吗？ 事实上，理想和现实是一对孪生的姊妹，它们既对立，又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就是说，理想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变为“现实”。如果作家的理想，不是从现实中得来而完全是自己的主观意愿，那很可能就会真的要变成脱离实际的空想和幻想了。而理想不同于空想和幻想，因为前者和现实“共属一体”且能相互转化，后者永远都是难以变为现实的空想和幻想。如果文学理想脱离了现实，那么这种文学理想也就很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了。这不是耸人听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的文学是相当强调表现理想的，而且是“革命的理想”，结果呢，这种文学理想变成了粉饰现实的“假想世界”(赖大仁语)。前车之鉴，岂能忘记！ 事实上，现实世界与文学理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为，现实中并非只存在着假恶丑，它同时也存在着真善美：黑暗和光明并存，丑陋和美好并存，真诚与虚伪并存，英雄和败类并存，好人和坏人并存，忠贞之士与奸佞小人并存，秦桧和岳飞并存，贪官与清官并存，正义和邪恶并存，公平与特权并存，等等。即便在邪恶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也还有正义的力量存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有卖国贼，也有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以抗日战争为例，日本侵略者采取的大屠杀、三光政策可谓惨绝人寰，但处于弱势的中国广大民众并没有被吓倒，虽然有大量的汉奸，但更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抵抗的抗日军民，也正因为如此，抗日军民才逐渐从战争的防御阶段进入相持阶段直至进行战略反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这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就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相互斗争、较量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正义和光明从弱到强，黑暗和邪恶由强到弱直至最终被战而胜之。显然，当时的现实是很残酷、很不理想的，但抗日军民焕发出的爱国热情以及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却又是美好的和值得赞扬的。汉奸之所以当汉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只看到了敌人的强大从而产生的绝望感使然。作家艺术家应该对现实进行全面的辩证观察与把握，要极力避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惟其如此，才能在纷然杂陈的现实面前，作出符合现实实际的准确判断。 文学理想的确有主观性的一面，即是说，文学理想必然要体现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情志、价值判断和审美理想。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情志和审美理想，应该建立在对现实的观察和情感体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脱离现实另立门户的空想和乌托邦式的“浪漫”。 其次，认为文学理想就是“真善美”，就是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一种美好愿望。我以为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又不能把它抽象化和定型化。文学理想应该是时代精神、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所谓“时代精神”，不是浮在生活表层的种种现象，而是处于深层的不易发现的那种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和力量，而这种精神同样存在于具体的现象中，又必然烙印着具体民族、具体地域的特色。如果文学作品不能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那就谈不上什么“文学理想”了。文学理想在作品中既可以表现为赞扬和肯定，又可以表现为深刻的批判，因为对黑暗、不合理以及诸如此类的假恶丑现象的否定，就是对真理、正义和真善美的肯定。 有人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是有文学理想的时期。这种看法是否允当，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分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是一个引进、拿来、借鉴的文学时段，这对开阔作家的眼界和中国文学的发展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也带来了盲目效仿西方、脱离时代、脱离本土经验的弊端。有些作品只在形式上花样翻新；有些作品借中国的人、事、物来演绎西方人的观念，诸如孤独、寂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难以沟通；有些作品故意淡化和虚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并且把人物符号化，等等。认为如此一来，作品就具有了人类性和超越时空的永恒性。而事实却证明了这些作品是速朽的而不是永恒的。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热闹非凡，但却越来越被广大的读者所疏远，所冷淡，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样的文学脱离了本土，脱离了中国的现实。而《分享艰难》《大厂》等一些作品的出现，尽管艺术表现并不完美，却能够赢得当时广大读者的喜爱，其原因也在这里。由此看来，文学一旦脱离了现实和本土经验，就会失去它赖以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还奢谈什么“文学理想”！ 相反，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体现着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学理想。别林斯基把作家视为“时代之子”，并且十分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都是某种完整的、独特的、局部的和个别的东西(与世界相比——笔者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对事物的看法，自己的理解方法和行动方法。”(《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5页)又说：“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因为我们必须做俄国人……而我们生活的独特的方面必须是多方面性，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具有其民族面貌和民族性格的多方面性。”(同上书第6页)众所周知，文学贵在有独特性，而文学的独特性来源于民族生活和精神的独特性；而时代精神和人类意识就具体地蕴含在民族性之中。 一切优秀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正是从1861-1905年俄国的民族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实际状况出发，才把托尔斯泰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托尔斯泰八十诞辰和他逝世的时候，沙俄政府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有“自由派”把托尔斯泰说成是“公众的良心”、“生活的导师”。列宁尖锐地指出了这是“空话”、“谎话”，是“胡说”。因为这种赞誉恰恰是为了躲避“托尔斯泰所提出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强调的是托氏的“偏见”而故意“不表现他的理智的东西”。列宁之所以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当成“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因为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描写了他所属于的时代的真实现状：“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也表现了它的弱点，既表现了它的威力，也表现了它的局限性。……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列宁：《列·尼·托尔斯泰》)我们知道，在托尔斯泰学说中是存在着偏见和矛盾的，但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托尔斯泰的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千百万人在相当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托尔斯泰一方面以巨大的力量真诚地鞭打了统治阶级，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一方面，他所提倡的“道德自我完善”和“勿以恶抗恶”又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为什么列宁还要说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呢？这是因为，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属于他的时代和民族，一切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也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理想也都共同植根于自己所属的时代和民族。 再次，只有通过审美表达的理想，才可以称作“文学理想”。我把“理想”分为两类：一是理性的理想，二是感性的理想，亦即文学理想；虽然文学理想来源于现实的理性理想，但要将后者转化为文学理想，就必须经过审美表达这一环节。 所谓“审美表达”，就是把抽象的、概念性的、不可见的东西变成具体可感的画面和形象整体。“审美表达”的要义至少有这样三点：一是这种表达必须是主观化的表达，即要表达创作主体个人的感受、情感、价值判断、审美追求。因此，这种表达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和重复的。二是创作主体虽然表达的是个人的理想，但这种情感化了的理想，又不能是纯粹个人的情感，诚如苏珊·朗格所说的那样，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或者说应当是能够被他人所理解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情感。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自己所要表现的形象化了的理想和情感就有一个自我审视、自我判断之后的取舍问题。然而，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这对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时期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许多事物都是新与旧、是与非、美与丑、真理与谬误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若想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是对作家的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三是要为自己所要表现的内容找到最恰当最有表现力的——形式。托尔斯泰曾说：一个事物有千百种表现形式，作家的任务就是要在这千百种的形式中，发现最恰当最有表现力的形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而不是二分的，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惟其做到这一点，源于现实的人生社会理想，才能有效地转化为创作主体个人的“文学理想”。 谁都知道，文学是虚构性的，它不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和复制。因此，所谓最恰当最有表现力的“形式”，与其说是“寻找”，不如说是一种“创造”更为恰切。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