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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伦理一直是中外文学屡屡涉及的“家族”叙事主题一维，并且是最富有“能指”意义的叙述对象，它不断被塑写成各种隐喻性的伦理关系和价值意义载体。在现代文学30年中，父子伦理关系塑写一直被简单化地叙写成线性历史观主导之下的文化象征符号对立模式，在反封建的主导文化精神下徘徊，父亲形象代表着“专制”、“残暴”、“愚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作家笔下的“父子关系”更多地被精神化并定格为彰显作家“文化批判”意识和“革命抗争意识”的价值叙事载体，体现了创作主体以文化隐喻父子伦理的叙写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这种隐喻性叙事模式不但佐证着作家的历史进化认知理念，而且开启了中国新文学“宏大叙事”的艺术先声。在新中国成立前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父子伦理关系完全成为“革命伦理”得以被合法演绎的必备载体。而进入新时期文学后，“审父”、“弑父”、“寻父”的主题开始进入文本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叙事。在传统叙事，特别是西方文学叙事中，审父、弑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这种子对父的否定中，情形并不一样，一般来说，否定一个具体的父亲并不是为了取消父亲的身份、地位与权力意志，而是为了使自己成为父亲，反叛权威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权威，是子一代对于父辈主体现在的道德优越及话语霸权的反感与超越。因此，从实质上讲，子一代从家庭开始独立化、自我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角色获得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父权认同的过程，子一代将通过接受和顺应一定的现在的社会规范并将其内化获得与父辈同样的身份与地位，从价值观上讲，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所以，表面上刀光剑影，轰轰烈烈，代际转换之后，情形依然相似。但是，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这种叙事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许多审父与弑父是从本质上的价值颠覆开始的，父权的地位似乎并不重要，荣耀、利益、秩序都是审判的对象，审父与弑父意味着旧的价值观的消亡，意味着新的价值与新人的寻找、建构。 由此可见，父子伦理从来不是单纯的家庭关系，而是具有很多象征意义，但是父辈对子辈的压抑，以及子辈对父辈的反抗和超越，从来都是主流认知方式。但在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中，这种长久以来在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积淀并被确立下来的反叛与颠覆性的写作立场正在发生改变，军旅作家们不再执著于对作为“历史化存在”的父辈们的单向度描摹，而是开启了对隐喻着当下现实境遇的子辈们的“主体成长性建构”。军旅作家们在父子伦理叙事观念中更加强化了对于当下生存现实环境的体察与关照，不再单纯地局限于观念意义上的对父辈或“尊崇”或“丑化”的审视，而是将当下的社会现实语境作为考察父子伦理关系嬗变的主体背景。具体而言，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与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相伴随的却是传统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的失范和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荒芜，后现代语境中的心灵困惑与精神危机开始逐步显现。1990年以来，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那种“卸掉负载，解脱束缚，不顾一切追逐物质利益”的“现代性观念”，已经不能够完全覆盖现实人生的焦灼与困顿，人们急需寻求新的精神资源和理想信念的支撑。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正是建构在创作主体对新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的个人化、生活化体验的基础之上，总体上体现着作家立足现实、批判现实，并向历史寻找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撑的文化立场和叙事伦理诉求。 对于子辈而言，父辈不仅仅是自身血缘的源头，更是历史和精神传统的象征。在邓一光的《我是太阳》、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石钟山的《父亲进城》、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等作品中，作为父辈的“老革命军人”形象，贯穿了革命年代以至改革开放后的岁月，他们的个体生命史与现当代史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关山林，还是欧战军、石光荣、“爷爷”、周汉，他们都是象征了革命历史本身的英雄，是革命历史的人格化，子辈们对其英雄的父辈们即便存有价值观的异见(如《我在天堂等你》中的木鑫)，或者不堪忍受家庭暴力式的约束(如《父亲进城》中的石林)，或者存有道德和情感上的批判(如《英雄无语》中的“我”)，经过一番对抗性的“审父”之旅后，尽管这些老军人身上的“弱点”和“缺陷”暴露无遗，但最终还是被他们身上所传递出的高蹈的精神传统和难以抗拒的人格魅力所征服，最后均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小说文本的结尾处甚至还都或多或少地笼罩着一层家庭空间中“父子伦理”的脉脉温情。小说文本内部的子辈对父辈的情感认同，正隐喻着社会现实层面对革命历史“合法延续”的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所谓的“审父意识”中的“父”绝不仅仅局限于父亲，“父”还可以被广义地理解，它能够上至祖辈，下衍至兄长等等，“审”也不是审判，而是审度、审视与审察。站在子辈的立场上以一种平视的姿态对某类先验的秩序性存在(人情和事理)进行理性的、客观的、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意味的关照和审度，从而最终获取对强健文化基因和英雄精神传统的继承，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父子伦理叙事”的潜在修辞。 从小说主题学的层面考察，可以看出对父法的认同与对现实秩序的合法性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根据小说《父亲进城》改编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收视热潮，这部电视剧以其关于一个军人家庭的历史书写，达成了多种意识形态功效。正像年轻学者贺桂梅所说，它以家庭老照片的方式连缀起了裂隙重重的当代中国历史，并通过选择性地重申共和国历史的辉煌时刻，强化了一种民族国家的自豪感。这样的自豪感事实上成为新世纪初期人们饶有兴趣地观看一部被镶上浓郁怀旧风格的电视剧所内在需要的。能够如此热情地观看“革命时代”的历史，似乎表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已经隐约摆脱了某种怨恨情结，或者被成功地组织到一种国家主义的想象之中。它尽管借用了“家庭”的表象，但所谓“激情”是超越了“家”这一私人领域的，而将其缝合到了更大的关于“党”、“国”的书写之中。然而，回到家庭空间内部，父辈形象则被异化为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精神之父”，永远高高在上，象征着先验的真理和不容置疑的权威，对子辈的情感和生命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与威胁。在《父亲进城》中，石光荣的两个儿子，一个宣布与其断绝关系，一个患了精神病，惟一的女儿却像一个男人一样鲁莽，性别意识含混；在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中，大儿子天健在乌力图古拉的安排下参军，在战斗中被破甲弹掀掉了半边脑袋而牺牲，三儿子天时14岁就被父亲送去当兵，在一次施工事故中被砸截肢，成了植物人。老二葛军机一路听命于父亲的意志，最终成为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剧性人物。天赫和天扬因为叛逆的性格和举动，而成为“父亲”的眼中钉和心病。可以说，“父亲”控制着儿子们的命运，影响着他们的生命走向，客观上终结了“子辈”们人格的独立和生命的活力。作为“父亲”的乌力图古拉性格乖戾、粗暴、严厉、冷漠，不近人情，如同暴君一样控制着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尤其是儿子们。而“子辈”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痛烈的打压，生命甚至还会受到威胁。“父亲”像在战场上对待敌人一样，沉着、冷酷且坚定地向“儿子”射击，没有丝毫的犹疑，其目的就是教训“儿子”不要反抗“父亲”的权威。和前述作品相比较，《我是我的神》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推向了极端，出现了“弑子”的父子伦理关系塑写向度。当然，在小说中“弑子”向度是创作主体在诗学层面上对“审父”叙事理念扩展延伸的结果，意在经由残暴的“父法”与萎缩的“子辈”之间的对峙，构造激烈的叙事张力，从而最终达成建构“子辈”自我主体性成长的叙事意旨。 毕竟当父辈们老去之后，当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与认同被固化之后，当曾经的“子辈”也早已成为“父辈”之后，探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将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二维结构中的叙事重心从“父”转移到“子”，在相当程度上标示出了“父子伦理”作为一种伦理叙事模式的丰富可能性和继续深化的方向。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