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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危险，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如果没有冒险，生活就没有任何意义 ——莫里斯·梅洛-庞蒂 从只关注文本外部的社会历史批评发展到一头扎进文本细部的形式批评批评，虽然有了这样那样的细节进步，然而文学理论整体还是老旧了些，未能及时地吸纳生物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我时常会想到为什么很多优秀的作家身患这样那样的疾病，比如卡夫卡、普鲁斯特、妥思陀耶夫斯基、契柯夫、史铁生、桑塔格等等，他们的写作究竟与身体、与气质、与疾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隐蔽关系？是不是对灵魂的发问建立在对身体秘密进行洞察的基础之上？ 笔者正是从这个视野里展开对当代作家陈希我的考察。 一、痛风与虐恋 痛风是近几年来时常听说的一个频率较高的疾病的名字，由于海鲜等高蛋白物质和啤酒摄入量过度使尿酸升高引发的。我的父辈（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那一代很少有人得这个奇怪的富贵病。而到了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代，这个病莫名地冒出来了。由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童年就遭遇了饥饿年代，而童年记忆根深蒂固，恰恰中华民族又是一个长期以来就崇尚进补的吃风蓬勃昌盛的民族，所以对食物就产生了某种变态的泛滥的情感，带着报复的恣意狂吃滥饮，痛风趁虚而入。痛风不影响寿命却影响生活，痛起来要命，既剧烈又持久，根据帕特里克·沃尔的《疼痛》：与疼痛感相伴的是恐惧，而恐惧产生焦虑，焦虑使注意集中。[1]显然，这是一种中产阶层的不节制的毛病，也是对他们欲望的惩罚。惟有长期克制饮食，病情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痛风引发禁忌。禁忌诱惑冒险。冒险产生意义。 陈希我比较年轻时就得了痛风，可见他是个率性的人，不懂得护着自己的身体，只顾一时口福之快，大概颇有点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的豪气。真难设想，要是没有了酒，没有了豪饮，李白那辽阔盛大的想象力从何建立？李白的诗歌会是什么模样？与酒同频率涌现在李白诗歌中的是意气，意气自盛唐以后就逐渐衰微竟至绝迹，意气用事今天已经沦为一个贬义词。没有了意气的文学就像宋诗，尽管精致尽管圆熟，然而却丧失了魅力，丧失了耐人咀嚼的味道，也丧失了魏晋古诗和唐诗那种与日月齐辉的可能。 生活中的这种率性和冒险也表现在陈希我淋漓尽致的写作中，没有节制，没有规矩，自然就没有了我们一向提倡的所谓中和之美，有的倒是行迹罕至的意气。痛风发作导引的剧烈疼痛使陈希我时时对自己的身体和周遭的生存处境保持敏感，对饮食这种繁荣的文化进行坚硬的反思。他在《我们的补肾生活》(以《红外线》名发表于《芙蓉》二〇〇四年五期)、《我们的骨》（《人民文学》二〇〇三年第十期）、《抓痒》（花城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等多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叙述吃的繁文缛节，品尝的吃、精细的吃、挥霍的吃、残忍的吃、不顾一切的吃、几近变态的吃……吃瓢骨、吃猴脑进至吃人肾；一个世纪过去，从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到陈希我笔下的本·拉登的肾，对我们这个嗜吃的民族是多么有力的讽刺！ 《我们的骨》中“我”父母对瓢骨的执着与其说是对一种具体物质的眷恋不如说是对逝去的生活的挽留，没有瓢骨的见证他们的当年就失去了凭据。瓢骨成了一个符号，成为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它与“过去了的”浪漫的青春记忆息息相关。今天，瓢骨被放置于案台的角落，它已经不再被消费甚至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当然，它失去了交换价值，在商品经济时代没有交换价值的事物也就丧失了价值，而“我”父母这对知识分子却执意要想方设法为瓢骨正名，“我”母亲甚至愿意为此背负偷窃之名，并坚持要为此接受相应的惩罚。惩罚的依据是被偷物品的价值，于是“我”母亲依然没法受罚，没法遂愿。荒谬的是，瓢骨见证的并非真正诗意的美好的岁月，相反它是极度贫乏甚至痛楚的不堪的，是回忆赋予那段有距离的时光以光辉。“人类有自我化解痛感的本性。这本性在一个苦难频仍的民族，甚至成了一种虐恋。” 这种虐恋就像《檀香刑》中叙事者之于暴力，《许三观卖血记》中叙事者之于血…… 陈希我在《人可生如蚁美如神》中说：“于是我们应该把爱理解成是一种虐恋。‘挨享乐这无情屠夫的鞭子的抽打’，波德莱尔在《沉思》中这么写。诗是‘恶之花’，诗人是为黑暗立论者。在黑暗中寻找光，这样，我们就能理所当然苟活下去了，也就能爱了，就能爱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别无选择。”[2]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中是这样解释虐恋的：他所怕的就是即将发生的事，就是他要迎上去的事，就是他在虐恋活动中为自己所安排的事。弗洛伊德将这种把快感和痛感联系在一起的倾向称为“心理生活中最阴暗最不可接近的领域”。《我们的骨》中，“我”父母就是受虐者，受虐甚至成了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动力。文本叙述了我们的生存悖论：作为一种极度贫乏时期的物质象征的瓢骨在今天见识了精神深处的干涸，当物质极端丰盛选择无比浩大之后，我们反而像饥饿艺术家一样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了，同时，我们的灵魂无处安栖，我们的精神已经沦落为骷髅一样的瓢骨。“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3]文本叙述的是一对老人对瓢骨的执意，意则为表现当代知识分子受虐狂的劣根，也即鲁迅所说的做惯了奴隶的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做主人。 与这对父母同样陷入虐恋境地的是《又见小芳》中的“小芳”，她不是李春波反复咏唱的那个“长得好看又善良”的村里姑娘，她是一个非常有钱但青春不再的中年女人，她的身体与她的钱包一样不遗余力地胖。当她终于拥有了她年轻时一心想望的金钱，她的全部注意力就转移到跟时间较真上，她稀罕的是男人的真情，她渴望的是男人温暖的拥抱，她千方百计要的是没有皱纹没有多余的脂肪的效果，然而皱纹和脂肪偏偏要紧跟她、压迫她，而几乎所有跟她交往的男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钱袋。小芳跌进了二难困境之中，没钱的时候没人看得起她，就是她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有钱之后其实别人还是看不起她，她自己也更加看不起自己了。她在豪华的别墅里保留了一套旧时纤细的内衣，然而她无法保留住当年，无法保留住男人的真爱和温暖。当叙事者“我”这位英俊健美的穷小伙子出现在她的视野中，强烈的对比惊醒了她，而她满目所触皆是黑暗与绝望，这是多少金钱也无法改变的局面，所以她自杀了。完全不存在世俗的原因，物质问题清除之后精神的困窘却阻挡了生路。难怪赫舍尔在《人是谁》中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耻、焦虑和厌倦便不可能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了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 陈希我从痛风这种中产阶层的肌体的疾病进而反省这个阶层灵魂的疾病，从对食的反省深化到色、名、利等范畴。真正的反思总是从自己的身体开始的，也惟有这种从身体开始这种切身的反思是有效的。 “敢情幸福就是不觉得身上疼了，能够麻木地活着。许多年后我明白了这道理，敢情人是拖着痛苦活着的。所谓幸福，就是没有痛苦；所谓健康，就是我们感觉不到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的折腾、任何一块骨头的硌卡，一旦被感觉了，就说明我们有病了。”（《到天堂去》） “所谓幸福，就是没有痛苦；”这种话咋一看来是废话，但细细往深里想让人害怕。哪种幸福经得起追问？没有痛苦其实最是方便陷入麻木的境地，而这种麻木的境地很容易被误读为幸福，甚至这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感日益薄弱的消费时代的典型注释。 《到天堂去》，作者以孩童的视角见识了死亡怪诞的权力。虽然文本形式上依然存在某种缺陷，但作者试图打破了文体的藩篱，互文本的进入产生极大的张力。开篇是约翰·麦克维恩这个俘虏对“我”讲的故事，在这个美国人看来，生命对个体有至高无上的本然价值，是比投降这种耻辱更坚实的存在。紧接着，文本转引了《南方周末》关于农民申冤无门进而以死昭雪的报道，这个互文本叙述出我们草民生命的卑贱状况以及生命本身的冤屈必须以死来昭示的背谬。接下来极尽铺陈之能事对死亡仪式之铺张进行渲染。死是生的背影，死与生若即若离又不离不弃，生是如此的渺小，死却是那样的阔大。在圣人孔子看来，厚葬死者是为了民风，为了引起生者对生命的尊敬。死本是生的归宿，而今天，死却成了生的忌讳，同时葬礼的盛宴又成了生者炫耀、比拼、夸张的荒谬场所。 由于痛风，陈希我不得不节制饮食，无疑，对海鲜、啤酒以及其他许多食物的禁忌对一个长期生活在海边且意气行事的人是另一种痛苦，心理的痛苦和生理的疼痛交叉袭击他。饮食是人的最基本欲望，此外人生的种种欲望，如金钱、地位等等莫不与此相似。因为曾经极度稀缺，所以格外珍贵，进而极力攫取，在攫取的过程中忘记了目的，忘记了对度的把握，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泛滥成灾。过度之后是惯性，继而麻木，麻木是对欲望的终极惩治。放纵的结局不是满足而是遭遇幸福无处可求的悲哀之境。 陈希我将人类这种对于食、色、名、利的贪婪无度理解为虐恋，将我们现实人生的麻木状态解释为苟且。陈希我的全部作品就是在演绎人的苟且与虐恋，不同的仅仅是具体对象。无论是苟且还是接踵而至的虐恋都不可能是美好的，温和的，它们更可能是令人尴尬的、有意无意要加以回避的，正是我们企图用服饰、面纱和窗帘遮蔽的部分。陈希我却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毫无顾忌地敞亮了这些沉重的遮蔽，让浓郁的黑暗回到光天化日之下。 二、生命的欲望与心灵的危机 曾经, 陈希我被网络等传媒戴过“性作家”的“乌纱帽”，他也被有的评论家誉之以“新先锋”、“另类”。在阅读过陈希我的全部作品之后，我感觉到命名与分类的虚无性，对于每一个独特的写作个体来说，他都应该是精神意义上的先锋，是形式意义上的另类。评论为了操作的方便所赐的种种称号都包含着局限性，貌似凸显实则为遮蔽；分类像是对世界的丰富实质上是简单化、概念化，所以派别最后总是会随着时光褪色甚至销声匿迹，而与时间同在的是独特的文本，是语词挽留的事物。具体到作家陈希我身上，不会老去的是陈希我那种将叙事推往极至的能力。叙述轰轰烈烈的离奇故事和鲜血淋漓的悲剧是容易的，叙述日常生活的稀松平常反倒困难。陈希我是生活的侦探，他要从那堂皇的生活景致中窥探生命的破败，从那歌舞升平流光四溢中打捞出心灵的绝望和危机。性不过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武器，它本身也是有威慑力的利器，这个武器联通的是生命的欲望和心灵的危机。性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指示着爱与死、道德与本能。在陈希我的写作中，性获得了正当的位置，它既没有被藏着掖着，也没有被无限放大，它只是欲望的符号。 钱钟书在《围城》中着重强调的是一旦爱被婚姻的绳索固定之后爱就被慢性谋杀了，爱的生命日渐枯竭于是旁逸斜出、渴望逃离，文本出示的是人喜新厌旧的本性。陈希我延续并深化了《围城》的思考：我们能否从童话的经验中出走并精神成人？当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他们真的会像童话中的灰姑娘和小王子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么？巴塔耶认为“婚姻更确切地说是性活动与尊敬的一种折衷。”[4]折衷恰恰是陈希我要拒斥的，他在《抓痒》的题记中狠狠地写道：“你要恨我吗？就爱我吧；如果要终生为仇，那就跟我结婚。”文中叙事者进一步追问，“其实婚姻是很荒谬的东西。它面对的不是生，而是死；是固定，不是发展。这世界上什么都在发展，惟独婚姻不能发展。恋爱发展了，成了婚姻；婚姻再发展就成了婚外恋了。所以就不能再发展。凭什么婚姻就不能发展呢？”陈希我在散文《爱如铐妻如表》和小说《绑住我吧》中也表达了自己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独到理解。顺着这种质疑，陈希我将爱的范围扩大到了习惯，习惯最是没有由来，经不起推敲拷问，慢慢就成了麻木和苟且。而我们生命的绝大部分就被湮没在这种习焉不察的状态中，没有突如其来的外部刺激，我们的内心不会惊醒。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中谈到：“习惯性实际上蔓延及人类生活的全部，在人类生活中扩散传播，如同夜晚的黑暗笼罩着景物。”[5] 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是漫布在文学中的经济想象、消费想象，甚至这成了90年代文学的主流想象。性已经不再是爱的表征，更多的是欲的发泄。像所有其他事物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洗礼一样，性变成了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甚至产业化了。一个人拥有的性交对象数目也与金钱、社会地位等挂起钩来，成为可资炫耀和谈论的资本。性当初所具备的革命性的意义也消失了。 90年代以来，大部分文学作品不厌其烦地叙述着以金钱和权力进行性交换的故事，一点点钞票，一点点无聊，一点点意乱，一点点动心，一夜情就粉墨登场了。陈希我同样以性作为契入口，但他努力从这种庸常模式中挣脱出来，极端才是他的重点所在。“通常，温和的色情是可以忍受的，对性欲的排斥不过触及皮毛，即使在排斥似乎最彻底的地方，也是如此，但是具有最丰富意义的是极端。从根本上看，最重要的是，存在一种环境，无论它多么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中色情的特征是难以想象的；也存在违反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色情获得最强烈的颠覆意义。”[6]“具有最丰富意义的是极端”正是陈希我竭力建构的世界，这个世界最典型的符号是性与死。性造成生命出现，死导致生命消失。死横亘在陈希我的叙事高潮，挡住了苟且的脚步。“死亡在存在的混乱之中清晰地显现我们的这个特殊领域，死亡把信念、梦幻和激情的来源放入独一无二的明证中，因为这种取之不尽的来源秘密地把生命赋予世界的景象，因此，死亡比生命的插曲更好地告诉我们使我们出现和使我们消失的基本偶然性。”[7] 对色情的颠覆进行得最为彻底最为绝妙的可推《我们的苟且》（修改后改名《晒月亮》，见《收获》二〇〇四年第三期），“我”与小恋人因为无望而终日沉湎于虚拟的性爱，我们想方设法要让那个双方家长根据门当户对原则定下的准丈夫率先破除小恋人的处女膜，我们就在这种想象中延宕着一直期待的媾和。一方面是自己肉欲的折磨，另一面是将自己的恋人送进别人怀抱的焦灼，在双重折磨的压迫下除了耻辱还是耻辱。更为讽刺的是，当外在障蔽拆除之后，“我”和眷恋很久的小恋人终于有机会同床共枕时，“我”的身体却秘密地背叛了我的欲念，“我”丧失了进入的能力。 日常生活究竟是如何将激情、诗意和自由消磨的，生活之轮是如何碾碎我们的希望，如何将蕴藏着的爱欲抽离榨干最终剩下原初的绝望的沉重得无法承受的肉身是陈希我关注的话题。《抓痒》撩开我们的窗帘，将个人隐私避风港的家庭置于公众的视野当中，锐利地展示当代人的身体危机和心灵危机。它抓住了时代的痒处，抓出了腥甜的血，抓出了腐烂的肉。《抓痒》里头性描写很多，但是严肃，只是有些变态，极端的变态。它带给读者的不是阅读快感，而是尴尬，是痛，是沉默，是惊讶，是反思，是回响。这种性变态源于现代身体和现代心理，现代人的通病！现代病！希我曾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表述过：文学就是变态。我同意，如果文学只是常态，只是所谓的反映生活，只是浮游在表层，我想文学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时代节奏多快呀，我们多忙呀！但是文学能够亘古存在能够经久阅读，就证明文学肯定把握了某种秘密，时间的秘密，生命的秘密和存在的秘密。文学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它能够呈现问题，能够揭示问题。有时候文学就像毒药，有瘾。 《抓痒》鄙弃了一切外在的因子，撇开物质上的理由，直接进入我们的内部细部，不仅是身体的也是灵魂的。嵇康和乐果这对夫妻在别人的眼里正是美满幸福的象征，有金钱，有地位，有文化，男才女貌搭档的典型。嵇康有钱且品行端正，五毒不沾。他只是腻味，厌倦自己，厌倦自己当老师振振有辞的妻子，厌倦这个人人渴望挤进来的城市，厌倦这个终日忙碌漂浮的世界。他沉溺于网络，他只有面对这个虚拟的世界身体才能够变得有力量。太太乐果也一样，很早很早就以毒药的名字给丈夫发信。他们在网络世界中过着疯狂的性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同床异梦。他们在虚拟世界中亦真亦假，他们在现实世界中亦假亦真。他们爱吗？他们不爱吗？他们幸福吗？当所有的物质问题解决之后，当所有的障碍拆除之后，精神问题接踵而至，排山倒海，图穷匕首现。现实世界最终没有了他们的藏身之处甚至也没有他们的葬身之地，因为现实是不允许追问的，追问会让现实尴尬，让现实理屈词穷。现实如此强大如此顽固是因为它设法挡住了我们的追问。物质匮乏成了生活布置的迷魂阵，我们迷失在生活的迷宫中。活下去是身体的本能要求，我们只能苟且我们才能活下去，但是追问却是灵魂的本能要求。我们在冲突的夹缝中苟活——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 《抓痒》以离奇的想象和残酷的细节抵达生命内部的真实。通过对性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时代的症结得以呈现。如果简单地将《抓痒》以为是反映婚姻内部的情感小说，那是一种简化、一种轻巧化。《抓痒》透视的是人内心最丰富处最细微处的动荡，这种动荡是颠覆性的、是不遗余力的，是外部物质无法平复的，它与生命的本能相关。在每个堂皇的外表底下遮盖的是一颗混乱的心，一堆不堪的思绪。人一旦较真，掀起生活的面纱，貌似完美的生活就会出现了班驳的裂缝，越较真裂缝越大直至将自身吞灭。往事沦陷。内心坍塌。 何谓虚实？何谓真假？何谓戏何谓梦何谓人生？虚实相生！真做假时假亦真！人生大舞台！活着还是死去？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紧逼。在二〇〇三年的愚人节，一代演艺巨星张国荣以自杀敲响了我们内心的警钟。《抓痒》详细地演绎了我们当下的生存困境，演绎了当代人的精神难题，演绎了我们时代的疲惫和内心的贫乏。避开一切尘世的缠绕，迎着灵魂开刀使《抓痒》获得了一种高度，能够直接屹立于当代文学的峰顶，这不是技巧这是思想的力量。 陈希我在《我们的文学真缺什么》一文中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它是内省的，一切的现实都是心灵的现实，一切的危机都是心灵的危机。” 在所有心灵的危机里头，苟且可以看作陈希我的关键词，是他不依不饶的批判对象。因为决意于表达心灵的危机，所以陈希我有意识地在语言上制造阅读障碍，阅读障碍会让人惊醒，让人停顿，会让人沉思。顺畅的语言属于新闻属于通俗文学，是让人走马观花让人休闲娱乐的。就像司机行驶在笔直的道路上往往容易打盹，而那些崎岖蜿蜒的山路却让司机保持必须的警惕一样。因为阅读障碍的设置，陈希我的小说粗砺、坚硬、寒冷。如果不从“美是自由的女儿”这一角度来考察，你会觉得陈希我的小说不美甚至泥沙俱下。但他的努力有效地把叙述者与一个单纯的讲故事的人、一个生活经验复制主义者区分开来。 比叙事者更重要的是陈希我是一个追问者。他的追问层出不穷，他的追问超越了具体的时空具体的意识形态，他的追问让苟且无处逃遁，他的追问让叙事接通了叙事之外更为广袤的世界，进入潜在的存在。“看，原则上是看人们看到的东西之外，是进入一个潜在的存在。不可见物体是可见物体的凸现和深度，可见物体包含的纯粹肯定性不比不可见物体更多。”[8]陈希我的小说有明显的专业性，完整故事的破碎，日常经验的颠覆排斥了大众，他的小说破坏了一个貌似完整的苟且世界，却以智慧的深渊、寒冷的激情挽救了小说的尊严。 作为一个职业读者，我看过很多稿子。有些有很好的开头，很好的故事，但写着写着就把神给写丢了，徒然地留下一堆故事的残骸和我难忍的唏嘘。陈希我不是这样的，他是从最日常的生活细节开始，他将那些平常细微的故事和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聚拢来，全神贯注地往痒处推，往痛处推，往极端处推，往荒诞处推，终于它逸出了我们的经验，打碎了我们的阅读期待，穿透我们漫不经心的人生。 记得陈希我曾在给我的一封邮件中说：年轻的时候整个世界迎面扑来，觉得目不暇接，而今老了，只能躲在世界的边缘写作。这种边缘的写作姿态奠定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很多作家也口口声声要批判，批判消费时代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批判市场经济贫富不均，批判失学率、失业率、离婚率居高不下……颇有路见不平，拔笔相助的英雄气概。殊不知文学只对心灵负责并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在文学中觅求人生良方、世界大同的希图文学保持缄默。陈希我的批判超越了这种具体的世俗范畴，他屏气凝神，将所有的笔墨集中来描绘和揭示人生的荒谬、肉身的沉重和我们的苟且。所以，陈希我能够在暗夜飞翔。 陈希我的写作仿若一面灵魂的镜子，照见我们曾经的苟且和仍将继续的苟且。 何时才是苟且的尽头？ 这是生命隐藏的秘密。 注释： [1]帕特里克·沃尔:《疼痛》,第165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2]陈希我:《人可生如蚁美如神》,《南方都市报》2001年1月13日副刊·大家版。 [3]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6 页,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第4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1页,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 [6]〔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第4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符号》,第25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8]〔法〕莫里斯·梅洛- 庞蒂:《符号》,第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申霞艳,花城杂志社编辑。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