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的文學總是產生於苦難的心靈。 在五十年代的香港難民小說中，《半下流社會》便是一部出自於苦難心靈，由血淚交織而成的傑作，它真實見證了一個時代的悲情，紀錄了一群時代流浪者所承受的苦難，揭示了超越苦難、自我拯救的主題。這部小說同時也是屬於美援的「綠背文學」作品，但我們不必因為這個「政治標籤」而否定其藝術價值，事實上，它深蘊的生命意識已遠遠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樊籬，並以其真切的生命體驗穿透了時空的迷霧，至今仍散發出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正如有風骨的人總是經得起苦難與屈辱的錘鍊，有生命力的藝術作品也總是經得起時光的汰選，只要是血肉人生譜寫的悲歌，終究能夠久遠流傳，正如作者自言「血寫下的東西，多少總含精義」。從藝術成就來說，這部作品在兩方面呈現出了鮮明的特色︰其一是展示出人間的大悲大苦，流露出強烈的生命激情，歌詠了「人類在無依無靠狀態」下拼命掙扎的那種「最原始的蠻荒的遊牧精神」，並呈現出悲壯的美；其二是勾勒了一幅在大時代的漩渦中浮沉的流浪者群像，寫出了他們的淪落和拼搏，揭示他們的悲情人生和自我超越的勇氣。這部作品既表現出蔑視強權、棄絕虛假、超越生死的大無畏精神，又體現出追求理想的蓬勃活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一種可貴的氣質，那就是「遊牧精神」。 一. 貧窮與不幸——橢圓世界的兩個圓心 趙滋蕃一九二四年出生於德國漢堡的一個醫生之家，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家人回國，四三年進入湖南大學經濟系攻讀，並兼讀數學系的課程，次年，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青年軍，任政工少校，在戰火中出生入死，身上留有七處槍疤，抗戰勝利後返校完成學業；一九五零年流亡來港，寄居於調景嶺難民營，流徙於石塘咀、西灣河等木屋區，備嚐苦難的艱辛。一九五三年，在肥皂箱上寫成的《半下流社會》出版後，改變了作者的際遇，他受邀到美援機構亞洲出版社擔任編輯，兼《亞洲畫報》主筆，並曾在新亞書院講授數學，後來，他被香港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於一九六五年移居台灣。趙滋蕃一生著述頗豐，主要作品還有《半上流社會》、《旋風交響曲》、《子午線上》、《重生島》、《海笑》、《文學與藝術》、《長話短說集》等，在台出任大學教授期間，著有《文學原理》、《小說原理》等。 像許多南來文化精英一樣，趙滋蕃也是一個有深厚哲學、文學、美學修養的人，在他的流徙生涯中，行囊中一直裝著《聖經》和尼采的《蘇魯支語錄》，而從《半下流社會》中的王亮等人物身上，我們也不難看到作者的哲學思想深受尼采、奧伊肯等生命哲學家的影響。偉大的藝術家是從苦難中磨練出來的，他們既便沒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歷，也有一顆感時憂國的心，有一顆苦悶的心，對天下蒼生抱有同情之心、慈悲之心，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意識就是一個藝術家最可貴的品質。所以，德國大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曾說，「偉大的詩人是民眾的教育者，時代風貌的預言家。他們的觀眾不僅被激動——還被轉變為真正的自我。」（《悲劇的超越》工人出版社 1988年6月版 第91頁）梁實秋發表於《新月》上的《文學與革命》中也曾說︰「詩人，一切文人，是站在時代前面的人。民間的痛苦，社會的窳敗，政治的，道德的黑暗虛偽，沒有人比文學家更首先的感覺到」，因此文學學家「永久是民眾的非正式的代表，不自覺地代表民眾的切身的苦痛與快樂，情思與傾向」。趙滋蕃正是一個有著這種憂患意識的作家。軍旅生涯、流亡的經歷和豐厚的學養，決定了他的人生觀，也鑄就了他的悲劇意識，作者曾自言，創作這部小說是「為人性而寫，為犠牲而寫」，他感到「這個時代，正在以鐵尺研究人心；正在以褊狹尸解人性；正在以淫毒痲痺人生」，因而他激勵自己「為年青一代的悲哀，為自由的靈魂，所遭受的苦難」而寫。正是出於這樣的創作動機，作者寫下了這部飽蘊「精義」的出色之作。 當然，這部小說的價值並不只是思想意蘊，更主要的是寫出了一個時代的悲哀和一個群體——「半下流社會」的苦難，以及他們超越苦難、自我拯救的生命歷程。那麼，這個「半下流社會」是個甚麼樣的社會呢，這是一個以難民為主體，游離於主流社會之外，互相依存、同甘共苦的群體，是失去家國的遊蕩者，正如作品中的人物「酸秀才」所說︰「它既沒有上流社會的自私，冰冷，也不如下流社會的喪失理想」，它「遠離上流社會，又與下流社會這麼接近」。他們流落在調景嶺，或寄居在西灣河的木屋、石塘咀的天台僭建屋中，承受著貧窮的煎熬與殘酷現實的摧殘，他們過著非人的生活，但以頑強的意志在險惡的生存環境中掙扎求存。作品真實再現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難民生活，如他們撿垃圾、拾烟頭、擺公仔書，甚至賣血維生，而更可怕的是他們陷入了一個人間地獄，面對著惡勢力的欺凌、強權的壓迫，沉浮於永無超生之日的劫難之中。正如作品中的數學講師張弓所言，「貧窮與不幸，竟是這可鄙的橢圓世界的兩個圓心」，這個流浪集團便是掙扎於這兩個圓心圈成的泥淖中，連起碼的安身立命之地都沒有。他們為保住天台的霸王屋而抗爭，可是法律「專為保護富人的利益而設」，所以，他們發出了這樣的詰問和控訴︰「在一個社會裡，如果把貧窮當作罪過，則法律與良心是衝突的；社會正義與社會理想是不並存的……難道窮人連住天台都犯法嗎？難道窮人不是人嗎？」人類社會「讓貧窮來養活奢侈，讓饑餓來烘托文明……我們不能不充滿憤怒」。除了遭受虛假社會的不公平對待，他們還要面對內部的傾軋，正如作者所言「我們生存的年代，大鐵幕中有小鐵幕，小鐵幕中又有更小的鐵幕，他們重重疊疊地，包圍著我們那互不信任的良心」。善良而軟弱的人，往往是多災多難的，在調景嶺這個龍蛇混雜、弱肉強食的地方，善良的人總是遭逢不幸，如張輝遠為了爭回被人霸佔的兩間碎磚小房子，竟引起一場派系鬥爭，肉體和精神都飽受折磨、煎熬，當他的同伴鄭風被惡棍用鐵尺砍死後，這個一心寄望在神的天國得到新生的虔誠教徒，終於對浮世徹底絕望，跳崖投海自盡。除了人禍，他們還面對種種天災，窯洞在暴風雨中坍塌，活埋婦孺，搗碎活人的心……「比死亡更要恐怖的哀叫，統治了調景嶺，毁滅的音符，在巨風地脊背上，旋舞，飛奔」，「狂飆，飛撲在罪惡的大地上空，急捲起落難的人的悽厲喊叫，那些聲音尖銳而粗暴，充滿了絕望的音色」。這是描述暴風雨蹂躪調景嶺的景況，其實又何嘗不是「半下流社會」苟活在時代狂飆中的寫照？ 在這部小說中，半下流社會是一個與上流社會相對照的社會，他們雖然承受著貧窮與不幸的折磨，卻保有人間的溫情，在調景嶺的紙棚、碎磚房、窯洞中，有「香港社會找不到的溫暖」，那「無言而真摯的溫暖感情，那互相交換的同情的眼光，只有在落難的人與落難的人身上，才可以找到」。在這些落難人看來，社會是虛假的，有毛病的，時代的精神是灰色的、頹廢的，而上流社會更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墮落的世界，鼻孔裡哼出來的是墳墓的氣息。作為一個遵循傳統寫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小說家，趙滋蕃對現實抱持著一種批判的態度，所以，他在作品中，對香港的黑暗面作了痛切的揭示——「在這繁華之夢的深處，有最惡毒的貪婪，最可憐的生活，引誘了大眾，疲憊地前進！在那裡，過往的客人，帶著靈魂的枷鎖，帶著滿身的情慾，燃燒著野獸的渴望，要想尋求快樂」；「太平山下的過錯，比擸搨還多」。同時，他又對時代病與人類病作出了詰問和反思——「這荒謬、獸性、淫毒的時代，要存在到幾時呢？這人生的苦杯要飲到什麼時候呢？那牛膝草蘸滿的黃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洗滌盡人間的污穢呢」；「人類病」的病源「來自人性中的自私，來自理性中的虛偽，來自獸性中的猖獗。也許，它就是這三個弱點的綜合。」 2.兩種不同的生命 半下流社會的人「都是『接枝』在同一個苦難的椏槎上」，都背負著貧窮與不幸的十字架，但由於不同的人生態度和際遇而有不同的結局。這篇小說描繪了眾多的人物，其中，塑造了若干令人難忘的角色，如李曼、潘令嫻、王亮、「酸秀才」、張輝遠等，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 首先，讓我們說說「酸秀才」這個形象，他原本是清華園的哲學教授，卻流落到天台屋中，由於長期受結核病的折磨，抽搐咳嗽，瘦削得不成人形，可就是這個形容枯蒿的人，卻有著「高傲而無怨言的憂鬱的神氣」，他一生追求萬有的解脫，「力求捕捉生命中最幽微的韻趣，萬有的真實存在，但最終得到的卻是自我的虛無，思想的混亂」，他的「有若無哲學」否定一切，「將一切生活形式與內容，詛咒成荒謬的一致，可鄙的乾枯」。這個暴睜著一對「浪子和強盜的傲慢」眼睛，有「七分傻勁，三分怪癖」的哲學家，可說是半下流社會中最潦倒的人物，換句話說，他就是這個群體窮愁潦倒的一個象徵。他有著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心靈，雖然一生面對黑暗和醜惡，但從沒低下過他那高傲的頭。最後，他終於帶著老一代人的悲哀，離開了人世，只在一張舊報紙上留下了兩行歪歪斜斜的字「勿為死者流淚，請為生者悲哀」。與「酸秀才」的虛無哲學相對應，王亮信奉的是積極有為的人生哲學，他有著堅定勇敢、大公無私、忘我犠牲、敢做敢為的全人格，在一群流浪者的心目中，他「是第一個敢於面對現實，有計畫、有步驟地克服困難的人」，因而成為半下流社會中擔大旗的旗手。這個形象代表了半下流社會自我拯救的精神和蓬勃的生命力，他代表了一種向上提升的、振拔的力量，他有堅定的信念，「在沒有信心的時候，重建信心；在沒有理想的時代，確立理想」，他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肯定的時代，是一個積極創造的時代，是用血來書寫歷史的時代」。他同時又是個身體力行的實幹家，如他為保住天台屋而四出奔走，賣血來救濟難友，帶領同伴搶修在風雨中搖搖欲墜的木屋，想方設法營救淪落為娼的潘令嫻等等行為，都表現出犠牲精神和卓越品格。無疑，這個形象是作者為我們塑造的一個理想人物，是新一代的代表。 在《半下流社會》的人物群像中，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是李曼和潘令嫻。李曼是個悲劇人物，這個「難民西施」曾是半下流社會的旗幟，並代表了這個群體的智慧總和，因為以王亮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組成的文章公司，創作的詩、小說、獨幕劇、政經評論等，都以她的名義發表。「李曼」的文章一時間滿天飛，使她成了一顆新興的彗星，受到上流社會的追捧，稿約、應酬接踵而來。在這人生的轉折關頭，她開始迷失方向了，她「雖有足够的聰明，卻無成熟的智慧，雖有詩人的秉賦，卻無宗教家的情操。她一方面是半下流社會的一面鮮艷的戰鬥旗幟，一方面又成為上流社會物質享受的俘虜」，交際酬酢和驟然而至的名利漸漸改變了她。她與王亮本是真心相愛的情侣，但他們的愛卻沒能結出甜蜜的果子，由於陰錯陽差的誤會，加上她得到上流社會的垂青，搬進了半山富麗堂皇的華宅，他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她經不起金舖老闆的死纏活纏，在迷醉中失了身，從此走上一條自我迷失的不歸路，她的心靈受到腐蝕，生活變得頹廢。她身處上流社會之中，面對「令人眼眩的繁華，令人頭昏的喧囂」，卻有「難言的寂寞」，她感到「生存空間，一天天在縮小；她的青春地花朵，一天天在凋零」。她的處境是蒼涼的，正如她自己所言︰「現在世界上已看不見半個親人，已找不出一絲溫暖」，「有了虛假的物質享受，卻失掉了現實的生活，失掉了真實的友誼」。她深陷於內心的矛盾之中，被「萬千個疑問號重重疊疊」地包圍，她被上流社會的虛偽生活方式所束縛，失去了半下流社會的那種「遊牧精神」，她雖意識到「我們從生到死，都披上了枷鎖，那些教養，那些人吃人的文明，都是鎖鏈」，卻沒有力量和勇氣去衝破桎梏。她想回到半下流社會的群體中去，但又放不下「面子」，她覺得自己離開那兒的時候，是「一件沒有破損的藝術品」，而回去時「已是一個爛爛破破的瓦罐」，她沒「臉面」回去，最終走上服毒自盡的絕路。李曼的悲劇人生固然有社會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她自身，她「是個感性世界的詩人，而不是理性世界的鬥士」，「缺少搗爛現實，重新塑造理想的定力」。正如小說中的人物張弓所言「我們站在生命的『拐點』上，上升或下降，全靠自己把握得緊」，李曼的迷失正是由於她沒有能把持住自己的定力。這個悲劇主角混亂的靈魂，鑄就了她的悲劇結局。 潘令嫻是小說中的另一個悲劇女性，她走的是一條相反的路。這個斯文嫻淑的女人，可惜嫁了個一生不學好、油腔滑調的綉花枕頭，她的丈夫胡百熙曾讀了幾年大學，可是老讀一年級。就是這個男人，竟逼著自己的女人出賣肉體。由於被人過度糟蹋，她流產了，而且患了嚴重的子宫炎。就在她備受惡疾折磨時，又慘遭兩個外國水兵強姦，她被送進醫院調養了兩個月，待她出院後，丈夫已將她賣給了老鴇婆，令她淪落為企街的私娼。後來幸得王亮和李曼的營救，她才得以脫離虎口，重投半下流社會的大家庭。由於這屈辱的經歷，她在大夥兒的面前顯得很自卑，但難友們並不嫌棄她，相反以真誠的心歡迎她，王亮這樣對她說「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大家的苦命都是連在一起的……我們這大家庭，是專為傷心的人而設的」，一番真情打動了她，而她也在這大家庭裏得到新生。屈辱與不幸的經歷使她更懂得純正愛情的真理，也更懂得溫情在人生中的真意義，王亮重病不起，她對他的照顧無微不至，李曼背棄了王亮，她則默默的守候著他，後來，在難友們的撮合下，她與王亮結為夫妻。不久，半下流社會的木屋失火，潘令嫻為了搶救被困於火場的小傻子，獻出了她自己的生命。在小說中，潘令嫻與李曼是互為對照的兩個人物，潘令嫻雖有「洗不盡的羞恥」，卻有一顆善良的心，更可貴的是她有一種自我犠牲的高貴品質，她曾是「下流」的女人，但卻成了最純潔的天使。李曼雖是「一件沒有破損的藝術品」，但由於她的驕傲、嫉妒而迷失了自我，最後信心破滅，失了友誼和愛情。她在上流社會得到了她的虛榮，最終換來的是永遠的羞恥，她出賣了自己的自由，最終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從這兩個悲劇女性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生命，決定著兩種不同的對死亡的看法；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決定了兩種不同的生命價值。」 這部小說最成功的地方就在於，表現出了「在絕望中尋找出希望，在死灰裡重新揚播起生命地烈火，在失敗下堅持住昂揚的戰鬥精神」的浩然之氣，這在香港小說中是很少見的。一般來說，香港小說大都流於「輕」、「浮」，普遍缺少一種悲天憫人、感天動地的悲劇意識，而趙滋蕃的小說則有不同凡響的特質，表現出強烈的苦難意識，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我想，這深切的生命感悟，固然與作者出生入死的軍旅生涯和在狂飆時代的流徙經歷分不開，卻還有一個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作家的德國生活背景和教育背景。從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德國大思想家尼采、奧伊肯的思想都有相當的認識，小說中那種以大傲骨來直面人間的一切虛假，以大蔑視來鄙棄現世種種約束的人生觀，一定種度上體現了尼采哲學思想的鋒芒。我們知道，尼采通過對希臘文化的研究發現，希臘人對人生的痛苦、艱難、恐怖等都有著深刻的感受，但他們並沒有悲觀厭世、逃避現實的苦難，而是勇敢地接受命運、無畏地面對人生，希臘人的這種精神體現了人生的悲劇美，尼采找到了一個譬喻和對應物，即酒神狄奧尼索斯——「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處於最異樣最艱難的時刻；生命意志在其最高類型的犠牲中，為自身的不可窮竭而歡欣鼓舞」﹙《悲劇的誕生》華齡出版社 1996年 第144頁﹚。尼采的「酒神精神」正是一種擺脫一切束縛，自我超越、自我拯救的無窮無盡的生命力，而《半下流社會》這部小說正體現了這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如作者在序言中說︰「風暴雖能攫走一批批受難生靈的生命，但人類原始的遊牧精神，依然是一股不可抗拒的生命力量。傲然的自恃的英雄性，滲透著調和的溫情的人間性，我看到了人類的堅強活動，因此，我並不失望於過去的灰黯世紀！」 一部作品成不成功、好與不好，關鍵就在於它是不是能夠幫助我們領悟這個世界，加深我們對生命的認識，並給我們一種勇氣去面對現世的苦難，自我超越，振奮精神。《半下流社會》之所以有穿越時光迷霧的藝術魅力，就在於它有這樣的「精義」。相對於其深刻的哲學命題來說，作品中摻雜的一些「反共八股」的「豪言壯語」，已顯得微不足道，瑕不掩瑜。 《半下流社會》同一般的寫實小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它不再僅僅是「解釋的文學」，而是屬於有靈光的、充滿生命激情的「創造的文學」，所以，它又有浪漫主義小說的色彩。憑這部作品的藝術成就，趙滋蕃足可被視為香港五十年代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