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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侨文学时期:流寓在东南亚的中国人 东南亚地域辽阔，种族、宗教、文化等问题极为复杂;居住在此地域的华人人数，较之在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域都多。故而，东南亚华文文学，具有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重意义，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侨文学时期，华侨的身份意识比较单纯、明了。作为中国的海外侨民，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文学创作中，他们都直言不讳地声明:我是流寓在东南亚的中国人。爱国爱乡，是他们重要的处事准则。 我们可以黄东平的小说《阿二伯传——一位华侨的生活道路》为例。 阿二伯，即“李阿二”，是东南亚第一代华人的一个代表或称缩影:少年时代，他背井离乡来到南洋。卖过苦力、收过废品、开过小店，在当地娶亲（当地人）并生子，直到七八十岁仍在努力奋斗。他在生活中的基本信念很明白:一是不脱离当地“华侨社会”，二是 “爱国爱乡”。 “华侨社会”，是流寓在东南亚的中国人的“社会”。不脱离当地“华侨社会”，实际上，也是“爱国爱乡”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上述二者都是以“爱国”——爱中国为中心的。 在“关怀故国家乡”一节中，“李阿二”把关心家乡当成是关心“祖国”的实际之举，尽管他在家乡已经没有近亲，“多少年来，族亲们来信求助的，无论是丧事、喜事，他都量力寄去，若是逢年过节，各寄两块大洋作为节仪探望他们，甚至祭祖、迎神等等，他都认为是自己份内的事，准时照数付寄。” 在“抗战爆发了”一节中，“李阿二”的第一件事，是为祖国“捐款”、“筹款”;“另一件爱国行动”是“抵制日货”。在“新中国成立了”一节中，“李阿二”的爱国行动即为送子“回国读书、学为国用”。“李阿二”和站在码头上“送子回国”的数千名华侨一样，这样述说着他们的共同心声:“北方!——那儿，是伟大的祖国屹立的地方!”“咱们的祖国一定强盛!” ① 《阿二伯传》中的“李阿二”，不仅代表着东南亚华侨的心声，也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出东南亚“华侨文学”时期作者们单纯、明了的身份意识——华侨是“咱们的祖国”流寓在东南亚的中国人;而东南亚的华侨文学也自然是“咱们的祖国”的文学在东南亚的分支。 二、华人文学时期:国籍属于东南亚，精神属于“文化中国” 华人文学时期，主要是相对于华侨文学时期和将要论述的华族文学时期而获得意义。它生成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前后;即是在不少作家的国别身份由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变成了入籍东南亚的华人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华人文学时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发展途中因创作主体身份的变化，出现的第一次较具规模的转型与拓展时期——由于作家国别身份的转换，东南亚华人文学已经分别属于了所在国文学，而不再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支流。 但是，由于作家身份意识在转换中的复杂、模糊、矛盾性——国籍属于东南亚，精神属于“文化中国”;又使得本次转型在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具有过渡性——是创作主体对身份意识的思考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由个体性思考逐步转向整体性思考的过渡时期。 我们仍可以黄东平的小说《阿二伯传——一位华侨的生活道路》为例。 在《其后的20年》一节中，“阿二伯”“归化”了，成了所在国的公民。他为何要“归化”，是如何“归化”为“当地籍民”的呢? “在当地的种种限制之下，外籍的居民的生活路越来越狭了，亚弄店更不容许以外侨的身份经营了。此际，许多善观风的纷纷想法归化成为当地籍民。这‘归化’的门路是:花大笔钱透过某方面进行申请，挨上一年多等待批准，批准前还要经过当地政治常识考试，批准后更要作效忠宣誓，以至换上当地人名字等。情势发展到这一步，在经过再三排比之后，到得他这耄耋之年，阿二伯终于只能是说:‘我们也归化吧!’” ② 可见，第一，“阿二伯”们的“归化”，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归化”:由于当时中国出现的具体情况，“阿二伯”们在追寻与奉献了几十年之后，发现“故国”“已去我”;发现欲图在当地生存与发展不得不“归化”。所以，他把已经赴中国读书的大儿子申请到香港，把二儿子送往美国读书，自己也“归化”了当地国籍。 第二，在这种“被迫”的心态主导之下，“阿二 伯”们虽然经过了“当地政治常识考试”，进行了“效忠宣誓，以至换上当地人名字”，甚至“信奉”了在入籍国作为“主流意识”的宗教;但是，他们的身份意识难以与他们的国别身份一起实现同步转化。可以说，他们的行动与他们的心愿并非同步，多少存在着一些——身在入籍国，心系“唐山”的——纠葛。 由于是“被迫”入籍，又是身入心未入，这一时期华人的身份意识比较复杂与模糊——爱国爱乡的涵意，变得暧昧甚至分离——常常是在法理的层面上指向入籍国，在心理的层面上仍然指向“已去我”的“故国”——中国。所以，作家们在生活与创作中，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就国籍而言，我属于东南亚;就精神而言，我属于“文化中国”。 华人身份意识的复杂、模糊、暧昧甚至分离，自然导致了两种创作观念的产生与流行: 其一，从“面向祖国”到“面向东南亚”。 应该说，作家的创作观念从“面向祖国”转变为“面向东南亚”，对刚刚“归化”且在身份意识方面还充满矛盾的东南亚华人作家而言，已经是一次颇具规模的转向。但是，这次转向离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真正要求——“融于东南亚”，甚至“我就是东南亚”的境界，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立足于将东南亚华文文学视为一个由华侨文学到华人文学、再到华族文学，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这种由“面向祖国”到“面向东南亚”的观念转变，标志着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华人文学的出现，而不是“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出现” ③ 。 其二，从“爱国爱乡”到爱“文化中国”。 乡愁，是华文文学中一个不朽的主题，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学家书写乡愁的方式和所赋予的内涵会有不同。 东南亚华侨文学时期的乡愁，多吟唱漂泊游子的孤独与苦闷;“故乡”一词，主要指向作家国籍所在与心灵所依的祖国——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故乡”也就是“故国”，“乡愁”也是“国愁”;“乡”与“国”具有重合性、一体性。 东南亚华人文学时期的乡愁，多吟唱的是东南亚华人文化失根的彷徨与苦闷;“故乡”一词变得“虚化”，主要指向作家心灵与精神所依的处所——文化中国。所以，大多数华人作家，有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他们笔下的“故乡”，不是他们在东南亚的出生地、成长处，而是义无反顾地指向“北方”:泰国梦莉文本中的“故事”，总是中国“故事”;菲律宾柯清淡文本中的“故乡”，总是指向长城、泰山、武夷山;新加坡孙爱玲文本中的“故人”，总是指向古老的、永恒的潮州、汕头……。 这里，表面上显现的是“国”与“乡”的分离;实际上，投射出的是作家身份意识中“身在之国”与“魂在之国”或称“灵在之国”的分离。 三、华族文学时期:东南亚的华族人 华族文学时期，萌动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东南亚华人作家身份意识整体性的变化，华族文学发展的步伐，或者说，华人文学向华族文学转换的步伐开始加快。 80年代以来，有两件大事对东南亚华人身份意识的整体性转化，具有较大推进作用:中国政府不再承认双重国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提速与扩展。 双重国籍的退席，使得东南亚华人必须在入籍国多元民族的格局中，既现实又长远地思考——作为多民族国家中一员的华族的族群身份以及族群地位、族群责任。 因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所带来的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又使东南亚华人对族群身份及其族群地位、族群责任的思考，更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 可以说，经过长达20多年的孕育、磨合，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东南亚华人对族群身份问题的思考，渐渐从华人文学时期的“被迫”性、过渡性中走出，转向自觉地、冷静地思考:作为东南亚各国多元民族之一的华人族群，如何真正融入东南亚，如何真正成为东南亚的华族人，而不是像前一时期，做一个“两栖”式的“华人”。 在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过程中，东南亚华文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转型意味——我们称之为华族文学的新特质。 其一，“融入东南亚”——与诸友族同甘共苦、共度难关、共赴国“难”的“承担”意识。 东南亚处在中西观念与体系碰撞的最前沿，首 当其冲地体验着全球化问题带来的机遇与困境。在全球化问题带来的极度焦灼与矛盾中，东南亚各国政府都先后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或被动地改革、调整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政策，以应对与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要。 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逐渐对华人族群采取了相对宽容与依靠的政策，以发展本国的经济，缓和本国的内部矛盾，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机遇、压力以及本国政府的举措，也刺激了作为入籍国多元民族之一的华人族群，对国家现代化进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与主动的参与精神;刺激了作为入籍国多元民族之一的华人族群，逐渐意识到因华人族群的群体身份不够明晰、不够到位，阻碍华族“整体性”融入现代国家建设主潮的可能性;还刺激了作为入籍国多元民族之一的华人族群，与诸友族同甘共苦、共赴国“难”的“融入”意识与“承担”意识的形成。 例如，在1999年进行的马来西亚大选中，华人族群空前主动，几乎是“倾巢而出”的参与，争先恐后地抢投自己神圣的一票，将华族的“融入”意识与“承担”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东南亚的文学创作中，华人族群同样是“倾巢而出”、主动性参与，同样也将华族的“融入”意识与“承担”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 例如明澈的《赶路人》，生动地展现了华族作为当今菲律宾人，对菲律宾这个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汪洋大海式的西方文化包围——而不仅仅是对菲律宾华族——的焦虑: 太阳已投海自杀了 黑暗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恐怖的眼睛正在发光 ④ 月曲了的《雾》，更是把“全球化”过程中的菲律宾人，对某些西方强国的“潜在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 把世界 用塑胶袋包起来 上帝要TAKE HOME ⑤ 蔡铭的《礁石的独白》，充分表现出作为国家多元民族之一的华族，在国“难”之时，义无反顾的“承担”之志: 既成为海面的一块礁石就得面对风的吹刮浪的打击，就得承受退潮时浮现 ⑥ 其二，“融入东南亚”——为华人族群重构:集“乡”、“国”观念于一体的“家园”意识。 与华人文学时期“国”与“乡”分离的复杂、模糊、暧昧的“家园”观念相比，华族文学时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融入东南亚”思想指导下，通过文学中“故乡”的重构，表达华族心灵中“乡”、“国”观念已经集于一体——集于现实的东南亚的“家园”的新观念。 在这时期的文本中，“故乡”一词的所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南亚入籍国，成为实体性与精神性二者合一的“故乡”与“母亲”;“文化中国”，被虚化、史料化、资源化;虚化为一个东南亚华族——“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名字”。 “多么令人伤感的不愿承认的事实，原来，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菲律宾，噢，无论您多贫穷，多破乱，您才是我们的家，我的乡愁。” “中国，我含泪轻轻地叫着:当然，我还是会用我的一生来爱您，长江，黄河，仍是我子孙追寻回顾的源头，但，您只是我梦里的一条巨龙，一个富强，高贵，我们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名字……” ⑦ “漫长的岁月啊，在我心灵中，孕育了对印度尼西亚江山的热爱，我把千岛棕色的土地看成是我的母亲，我把原住民，看成是自己的亲骨肉。我的眼泪，奉献给母亲的欢乐和痛苦。” ⑧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老一代作家在情感上还有些“伤感”、“不愿承认”，但文本中表达的“故乡”，已经由作家记忆深处的“文化中国”转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东南亚;“故乡”一词的所指，已经由表意性的“文化中国”，转变为实指性的相对于东南亚都市的东南亚的“乡下”或“小镇”。 在老作家“伤感”性转变的同时，生于东南亚、长于东南亚的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还会有第六代、第七代………华人，或者称为华族的新作家，已经或者说只能，把自己的家族繁衍、童年记忆、生命足迹、亲情回忆与社会认同的“实体性故乡”——相对于东南亚都市的东南亚的“乡下”或“小镇”——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了: “中国当然还是我们的故乡，但是那是由父兄承继而来的籍贯的故乡，而非我们感受中的‘童年的故 乡’，如果因此我们缺乏一份对中国的深切的感情，这应该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在感觉上觉得我们的家在菲律宾，因为这是我们‘童年的故乡’，因为我们的父母兄弟都生活在这里，因此，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希望它进步与繁荣。” ⑨ 在文学的文本中，作家对“故乡”的认定，与上述作家的直陈，也相当一致。王德威论及马来西亚青年作家黄锦树的创作时曾说: “他回首家乡人事，爬梳历史伤痕……胶林小镇总是他构思的原始场景。”“黄锦树是忧郁的，但他‘非写不可’。就像沈从文诉说他的湘西故事:‘我老不安宁，因为我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 ⑩ 。 可见，“故乡”——“胶林小镇”对于作家黄锦树，就像“故乡”——“湘西边城”对于作家沈从文的意义一样。不同的是，黄锦树的“故乡”已经是东南亚的“胶林小镇”;沈从文的“故乡”，永远是中国的“湘西边城”。 起步于“伤感”地重构，拓展于“自然”地重构，“国”为东南亚，“乡”也为东南亚，“母亲”就是东南亚;华族文学就是这样通过文学中“乡”、“国”观念的重树与不断地述说，褪却了华人文学时的犹疑、“两属”的色彩，转向为言说:我们是东南亚的华族人。 其三、“融入东南亚”——对第三种文化:相对于东南亚诸友族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对华族文化的憧憬与探寻。 世纪之交以来，“融入东南亚”、我是“东南亚的华族”的观念，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越来越深入人心。随着这种观念的自然推进与发展，一个新的憧憬与探寻——对第三种文化:相对于东南亚诸友族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对华族文化的憧憬与探寻开始显现。 作为东南亚国家多元民族之一的华族，在与友族的互相沟通并致力于共同建设现代国家时，深刻感受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感受到中华文化资源在华族身份中的重要与珍贵。 处于少数地位的东南亚华人族群，放弃“中华文化”或“文化中国”精神，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族群身份与族群责任——“”们的教训已经成为前车之鉴。 同化于当地社会的“”，“却仍然无法保障他们在”“一个新兴国度的权益”11 。与之同时，在多元民族国家中处于少数与边缘的华族，也感受到:如在入籍国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或大力张扬“文化中国”，又有可能因“中华”、“中国”字样，影响与友族、与主流社会的正常沟通、交流，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误解。 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一个新的憧憬与探寻——对第三种文化的憧憬与探寻，应时而生。 新加坡的例子，也许间接地为华族文化的建设及策略提供了一些经验。 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的华人所占比例最高。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华人及整个新加坡社会中的影响都较大。新加坡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就国策而言，新加坡采用的是中西合璧的建设与发展政策:一方面，向西方发达国家汲取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方法、经验。另一方面，从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中汲取推进社会精神建设所需要的养分;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加坡自己的文化。 如此一来，新加坡华人与华文文学的焦虑常常集中在:对正在本土运行的中华文化是否纯正、是否被西方文化“杂糅”问题的思考——诗化的说法，也就是对正在本土运行的中华文化会否变成“鱼尾狮”问题思考。 也正因此，他们面对的已经是华族文化乃至新加坡文化如何在本土的需要与选择中，更好地生成与生长问题;而不是如何将中华文化“搬运”、“扎根”到东南亚的华族中——这样一个貌似简单却又非常敏感的“文化问题”。 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的“选择”，畅通了文化建设所依赖的中华文化资源的渠道;这种“转化”中华文化为新加坡文化或称新加坡文化资源的做法，对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族文化建设，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是族群发展的需要，也是族群走出两难处境的需要，东南亚华人对华族文化的建设及策略作过不少探讨。例如，在东南亚国家华族中，持续已久的“本土性”、“原根性”、“外来性”的反复论争，以至“断奶说”的出现及其争论等等。 因为尚在憧憬与探寻，至今华族文化的内涵还未十分明晰;也许，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十分明晰。但是，有两个言说值得关注: 1.相对于入籍国的友族文化:和而不同。 华族文化一旦形成，就是东南亚的本土性文化， 与当地各友族文化具有共生性、相容性、互补性。而且，华族文化又应该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从‘祖先’处继承、遗留下来的民族精神与特性。”12 2.相对于中华文化——同中有异。 华族文化作为东南亚的本土性文化，在继承中华文化的精髓的同时，也需要与当地华族传统、经验进行交糅;“精彩之处或许并不在它的本土性，而在于差异文化与个别经验交糅出的多重性”13 。 综上所述，通过对初初起步的“对华族文化的憧憬与探寻”、及其对文学中负载的华人族群的“承担”意识、家园意识的考察，可以认为华族文学中的族群身份，经过两次转型变得逐渐明晰;而且，华族文学中对族群身份的探讨，有可能会随着“对华族文化的憧憬与探寻”继续深化与发展，而且会影响与带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 由于身份转变与身份意识的转变并非同步，加之东南亚不同国家之间，即便是同一国家中，华人身份意识的转换也存在着差异;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识杂糅现象随时都会存在。所以，本文对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华族文学，这三个时期华人身份意识内涵与言说方式的阐述，只能是就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而言，就东南亚华文文学为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表现出的积极回应而言。 着眼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对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本文认为华族文学在发展途中因创作主体身份意识的变化，出现的第二次转型，规模更大、影响将更为深远的。 注释 ①②黄东平《远离故国的人们》，新加坡乌托出版社1996年版。 ③吴奕P233。 ④见《菲华文艺选集（二）》，菲律宾菲华文艺总会学术丛书，1999年5月出版。 ⑤⑥见《正友文学》，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会，1993年10月版。 ⑦小四《菲律宾才是我的乡愁》，见《菲华文学（四）》，菲律宾柯俊智文教基金会1994年9月15日版。 ⑧高鹰《高鹰文集》，鹭江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67页。 ⑨周鼎《童年与故乡》，菲律宾《东方日报》1980年2月26日。⑩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见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市麦田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1 13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2月版，第 15页、第9页。 12肖依剑:《这一代印尼华人》，见蔡仁龙主编《印尼华侨与华人概论》，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34页。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