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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华文文学命名及其诠释的意见不一，由来已久。华文文学这一命名的正式提出，始之于1993年在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此前的五次研讨会，都以台港（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名之。饶子在回溯这一命名的变化时说:“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加温，华文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华文文学同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一样，在世界上已形成一个体系，经过充分酝酿，发起并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筹委会’的成立，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观念在大陆学界出现，即:要建立华文文学的整体观。也就是说，要从人类文化、世界文学的基点和总体背景上来考察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无论从事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从事本土华文文学研究都应当有华文文学的整体观念。因为世界各国多姿多彩的华文文学向我们昭示，华文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应该加强这一‘世界’的内部凝聚力，把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机体来考察和推动。”① 这是受到普遍认可的华文文学研究界对自己学科命名的基本认识。在饶子的诠释里，我们注意到两点，首先，华文文学是作为一个语种文学的概念突显出来的，以求使已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的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相并列，这是华文文学命名形成的学理性基础和动机;其次，强调华文文学的世界性整体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联合世界范围华文文学的研究力量，彼此协调合作，进行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和分析研究，在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②。这是华文文学命名的功能性意义。毫无疑问，华文文学观念的提出，较之前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是学科建设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认识跨越。 然而，这一以语种为认识基础的华文文学观念，在后来的讨论中，由于诠释的不一，也由于视野和认识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受到了一些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2002年2月由汕头大学四位学者引发的那场颇为引人注目的争论。他们直指“语种的”华文文学，历数其所带来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弊端和罪过，企望以实际上是建立在生存和生命哲学基础上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取而代之③。其二是在海内外诸多论文中不断有人提出的“华人文学”的概念，以避免华文文学语种限定所带来的局限。这可以梁丽芳在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行的海外华人文学研讨会提出的论文《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为代表④。“华人文学”论的提出并不全盘否定语种的华文文学，而是鉴于海外华人和华裔非华语写作的普遍存在和客观影响，不满语种的华文文学摒弃海外华人非华语写作的狭隘性。但这一命名的提出，所将涉及的华文/华人文学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潜在论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平心而言，华文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草创性，使我们对自己的研究视域和命题常常存在许多不成熟甚至偏颇的诠释，即使一些企图弥补其不足的对于某些元命题的批评，也是如此。因此，在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上，对于某些基础性的概念进行必要的学术性清理，就显得特别重要。本文围绕学科性质所将讨论的几个相互对立或关联的概念，如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族性的华文文学等，即是出于这一目的，希望通过概念的厘清与评议，有助于对自身学科的认识。 关于“语种的华文文学” 这一概念的形成已久，几乎约定俗成地伴随着这一学科从诞生到发展的大部分进程。但再次引起人们对其命名意义和学术内涵的重新审视，则是在“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对其提出的尖锐批评之后。 概念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一种抽象，其功用是用来阐释历史经验和回答现实问题。从客观上看，华文文学是跨越国家文学疆界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书写现象。这种散居的、跨国的汉语书写，与英语书写、法语书写、西班牙语书写等都是相似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的越界已成为一种大趋势，语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是文学全球化的一个鲜明的表征。因此语种文学显然比以往更有纳入文学研究概念家族和阐释视域的学理依据和讨论之必要。特别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了自己的视野，并且更多地参与到世界事务之中，留学热和移民潮，日益频密的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都使华文文学在“汉语热”的世界性升温中获得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华文文学这一学科产生的现实基础。在华文文学之前缀以“语种”的前置词予以强调，无非是为了突出其与其他世界性语种文学相并列的意义，其良苦用心是为长久以来处于弱势的华文书写争取一份平等的地位。 因此，“语种的华文文学”尽管从逻辑上看是一个语义重复的概念。但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一、“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为华文文学学科划出了其研究对象、范围，提出了学科的论域和全球性视野。它以汉语书写与想象为纽带建构了一种文学共同体（有学者称之为“文学联邦”或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尽管也许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基础。 第二、“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具有一种文化战略的意义。韩国华文作家许世旭指出:“英、法、德、西、俄等语种文学，能够跨越的机遇，是靠他们自己的现实条件和文化背景。他们除了拥有过殖民人家领土的统治经验与贫富人家生活的经济力量，还有拉丁、斯拉夫、日耳曼的悠久文化，才能拥有强势语言，这是曾经掌握过政治殖民主义与经济资本主义的结果。以英语文学为例:盎格鲁撒克逊，早已攫取了殖民地，来占据统治地位，又以经济、军事、科技的力量，来取得领先地位，自然使英语越出英国国境。以英语作为母语的英、美、加、澳、纽、兰等国的3亿4千万人口之外，以英语作为国语的达二十多个，又以英语作为共同国语的也达二十多个国家，已遍及非洲、亚洲、大洋洲等。至于法、德、西、俄语等之强势，远不及英语，其中西班牙语普及中南美诸国与部份美国属领，法语用到非洲诸国与加拿大的若干地区。这些强势语言，仗其政经力量，占着优势，而弱小国家把它当作范型，显示出文化附庸现象。”⑤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鉴于全球化出现了英语独霸的趋势，危及世界语文与文化的多元性”⑥，于1999年决定将每年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以促进世界语文的多元化和多种语文教育。汉语在世界的传播是移民的结果。移居海外的华人，运用母语建构自己的族群，但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西方语言的霸权和所居国语言的主导地位面前，汉语（华文）是一种弱势语言。强调以“语种”概念作为基础的“世界华文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抵抗西方强势文学与语言霸权的意味，使具有悠久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的华文文学，真正崛起并融入世界文学大家庭，进而形成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的合理秩序。 第三、“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中包含着一种对母语的自然情感，面对母语文学的天然情怀无疑构成华文文学深沉厚重的情感基础。散居海外的华文作家对母体的回归是一种文化的回归，而语言便承载着这一母体文化的深沉意蕴。严歌苓在《母体的认可》一文中谈到:“在异国以母语进行写作，总使我感到自己是多么边缘的一个人。而只有此刻，当我发现自己被母语的大背景所容纳、所接受;当我和自己的语言母体产生遥远却真切的沟通时，我才感到一阵突至的安全感。”⑦的确，人们通过语言的书写拥有了一个世界。“母语的大背景”无论如何都是华文文学不能遗忘的文化与审美之维，这是形成与维系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文学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华文文学学科建制与知识生产共同体的基础。 匆庸讳言，“语种的华文文学”有其先天的局限。语种的限定/界定显然使大量存在的华人华裔非汉语写作的作品及其文学现象，远离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这也正是加拿大华人学者梁丽芳在其《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论文中所特别感慨和强烈呼吁的原因。粱氏以美、加为例，列举了从20世纪初加拿大华裔作家水仙花（FdithEatan1865—1914）到20世纪末的哈金，一百年来华人作家大量非汉语写作的情况，指出这是与海外华人作家华文写作并存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在移居国，“被认为是属于边缘性的制作，可是，他们的边缘性却成为华裔发声、自我肯定、反抗强势控制、重建本身族裔历史的场域”⑧。2002年11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行的“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研讨会”上，澳大利亚华人诗人和学者欧阳昱甚至提出了《告别汉语:21世纪新华人的出路?》这一命题，他详细地论述了华人及其子裔在海外的生存境况，为了谋生也为了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必须放弃母语，掌握和运用所居国语言的现实，使得“告别汉语”成为21世纪新华人，也是21世纪新华人的海外写作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的确，许多年来华文文学研究很少关注非汉语书写的文学，这一忽略或忽视显然令人遗憾。它影响了我们对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完整认识和整体阐释，同时也使华文文学的研究丧失了可供参考的维度，以及一系列绕有趣味的跨文化的研究课题。华文文学研究对非汉语写作的漠视，一方面是受制于目前大多数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外文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本身的囿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屡有关于“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的争论，便是对“语种的华文文学”学科观念本身局限性的质疑。争论虽然未有结果，但它关涉到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能不予重视。显然，打破华文文学研究自设的“语种”框限，开放边界，把它的批评视域和研究范畴向非汉语书写的文学经验扩展，已是必不可免了。 关于“文化的华文文学” “文化的华文文学”这一概念是汕头大学四位青年学者在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中提出来的。“文化”是一个有着太多语义的概念。从文化的视角研究华文文学，或者阐释华文文学的文化内涵，即近年来颇为热闹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这是早已有之，并成为华文文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之一。但这并不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的本意，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针对“语种的华文文学”而来的。当论者对“语种的华文文学”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提出“文化的华文文学”与之对抗，并企望用以代之时，论者在这里使用的“文化”这一用语，就有了具体、特定的学术语义，其所引起争论的尖锐和对立，便也不言而喻了。 现在这场争论已经事过经年。我们可以离开当时争论的特定语境，重新审视这一观念提出的是是非非，论者的初衷与不足了。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这一概念的出场意味着新生代学人对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满与焦虑。他们企望从基本的研究理念出发，寻求学科建设和华文文学批评的新路线——从对华文文学学术史批判性的思考开始，建构华文文学研究新的知识图景。这种良好的意愿当然值得嘉许。事实上，“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的确也发现了我们以往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困境，那就是对世界华文文学共同性的高度重视与过度阐释，以至于忽略了华文文学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许多迹象表明，人们对华文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主义，缺乏某种必要的自省意识，更没有认识到普遍主义的限度。因此，当“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强烈呼吁“华文文学研究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还原到对居住或居留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的生命、生存和文化的原生态的关注上。这就是我们所属意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要义之所在”时，“文化的华文文学”论的价值和意义就真正显示出来了。显然，他们是在生存方式和生命表现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文化”这一有着如此众多涵义的概念的，而且把华文文学对华人生存境况和生命形式的表现、再现、记忆与铭刻，视为华文文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学术任务和重心。这显然不同于以往偏重于讨论与揭示华文文学中华性意蕴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思路。这一提示对华文文学研究的多样化视域的形成，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曾提出华文文学研究的“分流与整合”的思路，在这个架构中我们特别强调对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体的华人不同的“文化与生存境遇”应给予充分的理解、同情和重视。的确，在追求华文文学的整合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对文学分流及其形成分流的诸种个性化、历史性和脉络性因素予以充分的关照。唯有如此，整合研究才不至于牺牲如此复杂多元的异质性元素和独特的生命形态。因而，辩证地处理“分流”和“整合”、特殊与普遍的关系，应是华文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 由是，我们说过:“文化的华文文学”是个有价值的命题。无论是从文化研究的意义，还是从作者所认定的生存与生命哲学的意义来界定这个“文化”，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然而，当论者把“文化的华文文学”和“语种的华文文学”对立起来的时候，就流露出该文在立论上的浮躁和妄断。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重要体现，那么从逻辑上看，“语种的”华文文学和“文化的”华文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更不形成对抗，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构和互补的关系。当论者硬是把二者对立起来时，这一观念提出的背后便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判断，即认为长期以来，在“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支配下的华文文学研究，缺乏对华文文学自身拥有的“独立自足性”这一“本质属性”的认识，而是一厢情愿地将华文文学依附在“语种的”总体性之中。用他们具体的语言表述是:“‘语种的华文文学’观念首先将华文文学作为文化学存在的本质内涵托付给华文文本的（传统）语言学表象，进而凭借汉语言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常识性联系，将华文文学存在的自身独立性交给中国文化。这样，华文文学事实上成了后者的附庸。”这一论断值得注意的是，论者把华文文学的汉语写作，仅仅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操作性工具”，而由这个“被幻想出来的广大无边的汉语言世界”所主导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的内涵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根本追求”，其性质是“语言之种类与民族主义合谋的结果”。这样的批评显然是片面和不切合华文文学研究实际的。我们在《都是“语种”惹的祸》⑨中曾有所分析，这里不赘。它导致一个吊诡:以“独立自主性”作为自己核心观念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其最终指向却是反文化的——反对被视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中华文化。判断的错误导致性质的严重就在这里。这一不实的指控引起轩然大波就很必然。其实，这一对华文文学“独立自足”的本质认定，仍然只是一种有着本质主义嫌疑的抽象论断，而不是从华文文学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经验出发得出的。相反，以语种为基础的世界华文文学观念，虽然也是一种想象的总体性观念，但却有着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为依据。汉语书写并非是华文文学没有实质意义的语言表象，语言以及语言背后携带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必然影响着文学书写美学选择和经验的再现方式。虽然对它的过度强调，有可能忽视不同国家、地区和个体的华文文学某些异质性、特殊性因素的不足，但绝不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所危言耸听的具有“浓重的、不甚友好的族群主义味道”的“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的华文文学”与“语种的华文文学”的争论，让我们想起发生在1995年夏秋之际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南洋文艺》上的一场小小论战。当时黄锦树批评林幸谦“过度的文化乡愁”导致华文书写对“生存具体性”的忽视，并且把“乡愁”书写视为华文文学的一种滥调。而林幸谦则认为有关“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差异、中国属性，尤其是边陲课题（Periph-ery/marginality）等问题，对于海外中国人而言，是可以让几代人加以书写阐发的”⑩。黄、林争论的中心，与国内这场争论的题旨颇为相似。所谓“语种的”和“文化的”之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关于“中国性”和“生存具体性”讨论的延续和发展。如今看来，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这一争论还远未终结。一方面是“文化的华文文学”论所提出的“生存论”和“生命论”（或者黄锦树所称的“生存具体性”）的学理内涵并未得到深入而广泛地阐述，其学理意义的洞见隐而不彰，也为一些反对者所忽略。另一方面，“生存论”和“生命论”与华文文学蕴涵的“文化中华”意蕴是怎样关系，而中华文化与华文文学写作者所居国的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它们怎样共同构成了海外华人生存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历史维度和张力，这才是我们讨论“文化的华文文学”所应当热切关心和深入阐释的关键。 关于“族性的华文文学” “族性的华文文学”这一说法，虽然尚未见有学者正式提出，我们在一篇文章的注释中，也只从命名的角度简略提及这一概念而未加阐释。这条注释写道:“关于‘华人文学’还是‘华文文学’，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前者突出其语言载体，后者强调其族裔身份。但无论作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还是作为‘族性的’华文文学，都以文化为核心，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11这一认识实际上在近年来一些关于海外华人族群形成和发展的讨论中，已经出现。华文文学的族性或族属性问题，作为华文文学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层面，也已渐多获得论者的关注与重视。 “族性的华文文学”这一观念的提出，基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实。20世纪的中国海外移民，在二战以后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变化。在1955年的印尼万隆会议之前，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不管是否加入所居国国籍，都仍然保持着中国的侨民身份，是谓华侨。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明确宣布取消双重国籍，许多华侨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了所居国国籍，他们成了外籍华人。在这里，华侨是相对于中国而言，是中国散居海外的侨民;而华人，则更多的是相对于所居国而言，是所居国多元民族中的一个华人族群。华文文学书写，参与所居国多元的文化建构与文学建构，其族性或族属性问题，便被突出地强调出来。同样，华文文学在全球性的多元文化与文学建构中，其族属的文化特殊性，是其立足于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一个指标和基础。“族性的华文文学”便在这双重视域上，成为我们深入考察和研究的一个新维度。 华侨或华人，都可能或可以单指个人，但就其整体而言则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华族。从中国的海外移民史看，最初的华侨或后来的华人，为了谋求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往往在聚群而居的联系中，通过文化的各种方式，例如家族传统、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习俗仪式以及教育和文学等，铭刻自己的族群记忆，形成族群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在所居国人口和文化的绝对强势中，将少数族群的弱势，转化成局部区域性的相对优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当年在谈及华人族群时曾说:“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华人是一个不易被同化的族群。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唐人街’，我们没有什么‘法人街’、‘德人街’等——他们到美国去就变成美国人，说美国话，接受美国的风俗习惯，但华人并不这样。”12传统的“族群意识”，是以族群的初始感情和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现代的族群意识则是一种以文化为根基的建构性概念。海外的华文文学作为华人移民经验、生存方式与精神方式的再现、想象和铭刻方式，既是华族意识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同时也以文学书写参与了华族意识的建构。这是海外华文文学迄今未被研究者所深刻认识的一个重要功能。“族性的华文文学”恰是在这一意义上突出了对海外华人族群建构和族群意识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族群建构”和“族群主义”是两个必须严格区分的概念。海外华人的族群建构，是作为弱势的外来族群为了保存自己族群的文化记忆，和维护自己在强势族群面前应有权益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生存努力;而“族群主义”则是一种自我封闭和霸权扩张的外侵性族群意识和族群行为。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看，海外华人族群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霸权扩张的‘族群主义’能力。不区分这点，便很可能在族群论述中再度成为“文化的华文文学”论者所指控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对象。 华文文学在海外的发展中，有一个相应于海外华人身份转换的由华侨文学到华人文学的历史承递过程。在论述这一进程时，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两种刚好相反的表述:其一是黄万华在考察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时，认为其趋势是“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转换”13。另一是王列耀在讨论东南亚华文文学所呈现的身份意识时，则认为是经历了从华侨意识到华人意识再到华族意识的变化14。究竟是华族向华人的转换，还是华人向华族的转型?概念内涵的不确定便造成了表述的混乱。在我们看来，这一历史发展经历两次转递过程，先是由华侨到华人的转换，其标志是国籍认同的改变;再是由华人到华裔的转变。认同了所居国国籍的海外华人，根据王赓武多重认同的文化理论，其国籍认同虽然改变，但文化认同并不一定改变。只有到了他们在所居国出生并在所居国文化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后辈，即我们所说的华裔，文化认同才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往往站在所居国的文化立场，重构自己的族性文化。他们非华语书写的文学创作，构成了华裔多语种文学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引起华文文学研究界关注并促使华文文学研究开放语言边界的美国华裔非华语创作，例如汤婷婷等，为这一文学发展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例证，也为华文文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的跨文化的思考空间。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的确很少从族群的角度来讨论华文文学。在论述文学的族性或族属性时，也偏重于讨论华文文学的中华文化特性，而不是将之放置在所居国多元民族与文化的文学结构中，即从族群文学与文化互动的意义上给予社会学的考察。在这方面，美国对非裔文学（或称黑人文学）的研究以及相关的少数话语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参照。他们分析非裔文学中“黑人性”的文本特点、编码方式，把这种阐释放在黑人的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构成的结构性语境中，并且在不同族群的文学与文化互动与权力关系中考察黑人的文化实践、表征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从而建构黑人文学理论——一种差异的文化政治。这样的研究无疑将使我们“传统”的华文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族性的华文文学”作为华族意识再现、想象与表征的一个新观念，对于华文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其一，它可能帮助我们改变以往那种在总体性的“世华文学”概念支配下华文文学研究的先天缺陷，使我们的观察视野真正进入华人社会之中，对华族的生存境况和精神状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和认识;其二，有助于我们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问题——华文文学是所在国的国家文学的构成部分，是多元族群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它以独特的“华人性”即差异美学，参与了所在国文学的形塑与建构;其三，与以上两点相关，“族性的华文文学”概念，也有助于我们把华文文学重新还原到其发生、生存与发展的文学与文化场域，在多元族群的文学与文化互动、交流与磨擦、冲突与协调中来探讨华文文学的表征政治与话语修辞策略。关于“个人化的华文文学” 前面我们谈及的华文文学各种观念，都是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但总体必须通过个别、普遍性必须通过特殊性才能体现;华文文学的各种总体性观念只有经过华文作家个人化的书写，即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才有意义。因此，在肯定华文文学各种总体性的观察维度同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维度，即作家个人化写作的维度。由之，我们是否还可以形成一个“个人化的华文文学”的认识呢? 其实这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有时候常识最容易被忽略。回溯以往的华文文学批评，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华文作家视为一个离散群体来评论，甚至把许多个性不同、趣味迥异、有着不同美学倾向和不同人生经验与际遇的作家，纳入在同一个阐述框架。华文文学研究中流行甚广的“文化主义”尤其如此。这种过度总体化的倾向，一方面是某些华文文学文本存在着某种缺乏个性色彩的高度趋向性所带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华文文学研究界总体化学术思维的惰性以及知识的批量生产所造成的。这或许也是我们曾经提倡的整合研究的一个未被我们充分警惕的负面。整合研究是通过个体分析的归纳，达到对文学总体化的认识。这当然是重要而不可少的。这一古老的方法在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有着清晰的阐述:“我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够解释艺术品的总体。”这一总体的认识分为三步:一件作品属于作家全部作品的总体;一个作家和他创作的全部作品隶属于比作家更大的总体，即某一文学流派或作家家族:而作家群体又包含在一个更大的总体之中，即“在它周围而趣味和他—致的社会”15。与这一总体化的逻辑相仿。“文化的华文文学”所强调的生存和生命意识的”本质属性”，是一个总体;“族性的华文文学”是一个不仅包括华文作家个人生存经验还包括华文作家族群意识的更大的总体，而“语种的华文文学”则在语言书写的背景上形成了具有更广泛涵括力的总体:它们都隶属于华文/华人文学这一最大的总体。如果说总体性的归纳有可能加深我们对华文文学特殊性的认识，从而从某一个理论维度深入对华文作家个人化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共同品质的思考，如我们把华文作家视为一个华人离散的创作群体，使“离散”不仅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方式和美学特征来讨论，不仅对总体的认识而且对个体的分析都有意义。但需要警惕的是对总体性观念的过度诠释和滥用，有意无意地把华文文学简单纳入一种文化主义的总体框架之中，则有可能消解了华文文学创作多姿多彩的个人化的生命形态;目前我们的研究，既缺乏对华文文学总体性认识的理论高度，又存在着简单化地以总体论归纳代替个人化分析的危险。这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一种困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一方面强调建立华文文学研究总体性理论的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必须建立在华文文学发展实践和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理论只提供一种观察的维度，是我们从个体分析提升并进一步深入个体分析的指南而已。 我们提出“个人化的华文文学”这一或许不易获得认同的概念，无非是想强调作家书写的个性化意义，企图从这种总体论的抽象中抽身而出，朝着相反的方向还原，还原到活生生的作家个体。澳洲的华人作家欧阳昱说过:“作为一个把个性、独立性、思想和艺术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写作人来说，他/她在哪儿不是一个‘彻底的少数民族’呢?”16每一个华文作家个体的独特经验、想象方式、美学趣味、语言修辞手段，思想以及各种异质性的东西，偶然的环节，等等，都是形成他作品独特形态的因素，应当得到研究者更多的关心。没有这种对于作家个性化书写的极大关注，便很难轻易说获得了对华文文学总体性的认识。当然，提出“个人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并非是想以之来取代“总体性”的华文文学观念。用“特殊主义”来取代普遍性，和以“普遍主义”来否定特殊性一样，都是文学研究不可取的一种片面。 世界华文文学无疑是复杂多元的，任何单一的理论视域和学术路径都难以涵盖其丰富性。其实，无论“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还是“族性的华文文学”，抑或是“个人化的华文文学”，都是认识华文文学的维度。它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对立和对抗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互补的，它们共同构成华文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 注释 ①②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备经过及学科建设概况》，载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视野，新开拓》，第5—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③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文艺报》2002年2月26日“华馨版”。本文对“文化的华文文学”的相关引文都出自这篇文章，不再另行标出。 ④载加华作家作品选《白雪红枫》，第281页，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2003年版。 ⑤许世旭:《华文文学希望跨越民族界线》，《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 ⑥吴俊刚:《你的母语是什么?》，《联合早报》2004年2月21日。 ⑦严歌苓:《母体的认可》，《中国时报》1998年3月30日，第37版。 ⑧同④，第285页。 ⑨见《文艺报》2002年5月14日“文馨版’，又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⑩参见朱立立《原乡迷思与边陲叙述》，载马来西亚《人文杂志》2000年第4期。 11见作者提交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战后初期台湾文学与思潮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论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及其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2003年11月。 12参见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华侨华人资料报刊选辑》，1997年第3期。 13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96页。 14王列耀:《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5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16欧阳昱:《告别汉语:21世纪新华人的出路?》，2002年11月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行的“开花结果在海外——海外华人文学研讨会”会议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