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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萍: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挂牌成立，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进人了一个新阶段。同年10月第12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不仅对海外华文文学20多年的研究进行反思，而且提出了诸多新议题，如华文文学的世界性、差异性问题;新老移民文学的联系、区别问题;大陆研究者与海外华文作家的沟通问题等。面对这些新、老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饶芃子:除了上面提及的，还有华文文学资料的建设、文学史观、个案研究和宏观研究的关系、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化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正在作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研究是一个动态过程，新的作品、新的文学现象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所以每届研讨会都有新的问题提出，这是必然的，也是这一领域得以不断前进的因素。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提出来，说明该领域的理论阐释还存在很大空间，彰显出打造该领域理论基座的必要性。 李亚萍:在20多年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如何命名”确实是一个讨论过多次的老问题了。您和费勇教授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一文中曾谈到“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是以“区域”与“语言”为最基本界定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作家个体或群体有不同的时空背景，因而它必须谨慎地被协商性地、有限度地使用。而“世界华文文学”的提出，虽体现了学界整合研究汉语文学的良苦用心，但在具体研究中仍然存在名不副实的尴尬。有研究者提出，用“世界华文文学”作为学科命名，也可能带来与其他学科的混杂，您对此是如何看的? 饶芃子:在该领域的发展之初，并没有多少研究者对命名进行考究。由于早期的研究者是从对台港文学的研究起步的，所以称它为“台港文学”。后来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才改称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以“区域”(本土以外)和“语言”(用汉语写作)为基本界定，是多数人的主张，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在1991年香港作联等单位主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当时任香港作联会长的刘以鬯先生就提出应把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他认为华文文学不仅包括海外华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也应包括他们用非母语创作的反映中华文化的文学。由于当时尚未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所以未能引起讨论。1993年在江西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上，这个问题又被提起，我曾接着刘以鬯先生的观点作了阐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解释。狭义的解释是华人在海外用汉语创作的文学;广义的解释即海外华人创作的文学，包括用非母语创作的文学。狭义的华文文学的“华文”指汉语文学，广义的华文文学的“华文”则指华族文化。听说当时在小组讨论中有人表示不同意我这一看法，但大会上没人提出，因而也没有展开讨论。1996年我和费勇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着重从理论上展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文学空间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及其文化、美学意义，并未就如何命名的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现在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认为可用“海外华人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区分。“海外华文文学”指本土以外的华人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海外华人文学”则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和海外华人用非母语创作的文学。如果要成立一个新兴的学科，在国内的专业目录里如何命名，还有待研究。但作为一个学科，它就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既不依附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不依附于外国文学，它是独特的文学学科，我的论文之所以一直都使用“海外华文文学”或“海外华人文学”，正是出于这种思考。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