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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卫视的演讲〔续〕 一本好的文学杂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标高，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当然，它首先应该是作家的摇篮。 作为职业编辑，很多年里，有幸交了许多作家朋友，他们是民族的精英，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滋养我的人生，我一次次目送他们年轻的身影向远方出发，希冀和祈愿他们一路走去不断攀登高峰。 八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学同学黄小初向我推荐了苏童，为了引起我的重视，他大胆预测此人日后会大红大紫。不久，苏童寄了一篇短篇小说《青石与河流》给我。从此，我们开始了二十多年的交往，我们从青年一直交往到了中年。不出意外的话，这种友情还会往前延伸，这是因为苏童的宽厚，因为苏童的重情重义。 自从和苏童第一次见面后，他就和黄小初有个口头协定，只要我去南京，第一顿饭一定由苏童做东，在我印象里，多少年里没有变过。 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理念进行反思，有很多东西需要进行梳理，但是我觉得，在全球化商业化背景下的今天，老祖宗的很多东西需要继承和发扬。就拿这个重情重义来说，在我看来，是做人起码的伦理，其实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本质。几十年与作家们打交道，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吧，真是形形色色，各色人等都有呵。 记得马原曾经跟我探讨过，人不怎么样，作品好不到哪里去。也有一些反过来的例子，比如说像瓦格纳，他也写出了一些好的曲子，虽然有一些生存倾向的问题，可能会遭到质疑。国内现在有些作家也很红，但是用远一点的眼光来看，我还是觉得这个做人很重要。 苏童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面对大红大紫时的那种态度。上帝并不眷顾每一个人，这就是当他突然眷顾谁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张皇失措的原因。 记得《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电影刚刚上映，苏童的书大卖特卖的时候，台湾有一个远流出版社，来了一群人要出苏童的书。我把苏童从南京请到上海，饭桌上，那些台湾的同行对苏童是赞赏有加，一群优雅的女编辑全是苏童的粉丝，桌上好菜不吃好话说尽。苏童俨然是大将风度，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好话谁都愿意听，有人表扬总是好事，但是我说的是苏童表现得非常得体，一点没有失态。 我讲他没有失态不仅指场面上，更指的是内心。有些作家稍有了点名，得到一点老百姓赐予的好处就沾沾自喜，就把尾巴翘起来。苏童身上天生有种贵族的气质。生活和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一个高处，他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做出失态的事情，对人永远那么的宽容，那么的平和。 浪潮不会永久悬在半空中，它也有渐渐往下落的时候，一个作家也不可能一生中都在写辉煌的作品，他也有低潮期，像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在高处，也不可能永远走背运。用马原的话说苏童是稳稳地落下来，确实是稳稳落下来，重新调整心态和状态，不放弃不抛弃。 有一次苏童喝得有些微醺对我说，他就是希望到年老的时候，与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著作等身。这是了不起的计划，但是他却把这看作很平常的一件事情，这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 苏童有大悟性，其实他的很多话，我们没有好好研究。比如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寻找那根灯绳》，我觉得此文没收到中学语文课本里去是可惜了。他说写作就像在一个黑屋子里面寻觅，你在寻找那根灯绳，哪一天能够摸索到那根绳子，把它往下拉，那骤亮的灯就会照亮你的写作，照亮你的生命。这些话我觉得非常精彩。当时读到那段文字，感觉这好像不是苏童说的，这是上帝借着他的口在说话。 德国有个顾彬，他对中国的当代诗歌评价比较高，对小说评价比较低。我斗胆说一句，我觉得像苏童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中的某些篇什，长篇小说像《我的帝王生涯》、像《米》，拿到美国、拿到欧洲，跟世界上尚健在的一流作家的作品放到一块也毫不逊色。看看他一些精彩的短篇《吹手向西》、《乘滑轮车远去》，看看他一些精彩的中篇《妇女生活》、《妻妾成群》，完全是中国南方的气息、南方的情绪、南方的女子、南方的文化，此等刻画、此等描摹、何种天分、何种才情，顾彬先生算一个合格的汉学家吗？ 苏童对美国的电影研究很透，他研究很透但从不去写电影。他家里面的录像带，过去没有碟片，只有录像带，保留了各个时期美国电影的代表作，我有很多片子都是他借给我看的。到南京去他家看片子，偶尔也打打麻将，聊天喝酒谈小说，苏童有大聪明、大智慧，但是他喜欢过一种平常的老百姓生活。现在苏童的状态非常地好，期待他尽快走出调整期，又迎来写作的春天。 我想讲的第二位作家，是从《收获》走出去、走向文坛的李洱。 李洱是六十年代生人，苏童成名于八十年代，李洱成名于九十年代。最近《南方周末》做了一大版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来中国，要求中方安排和李洱见面，那个时候正好李洱母亲生病，他回河南老家去了；今年奥运会之后，默克尔又来了，她和温家宝总理见面的时候，送给温总理的礼物是一本德文版的书《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本书就是李洱写的，发表在我们杂志上的时候叫《龙凤呈祥》。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村委会女主任，临近改选之际，她所管辖的村里出现了一个逃生的妇女。什么叫逃生？就是生过一个孩子又怀孕了，按照计划生育不能再生了，然后那个孕妇在村里东躲西藏。女主任最后找到了孕妇，但她的村主任却落选了。这部小说涉及到两大问题，一个是农村民选，另外一个就是计划生育。 德国人可能对这两个问题比较关注，所以这本书翻成德语后在德国的一个图书节上比较走红，后来在德国卖了一万多册。一个中国年轻作家的小说在欧洲卖一万多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后来默克尔和李洱终于见了面，前不久我碰到李洱，问起此事，他好像对默克尔印象不错。 李洱当初做学生的时候，我经常去华师大。那时候因为有格非在，华师大变成了文学的圣地。格非留校做老师，他有一间教工宿舍，来来往往的作家都会在那里小憩、停留。那时候格非身边有几个学生，其中就有还在当学生的李洱，当时他的名字叫李龙飞。 龙飞同学不怎么说话，大家聊文学的时候，他偶尔会插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太注意，但是时间长了发觉龙飞同学的文学素养不低，他喜欢的作家和作品，都很有品位。很久以后，他把他写的一篇小说给我看，我比较失望，为了安慰他，我说他鉴赏能力很高，这话有点损，其实是暗讽他“眼高手低”。后来他毕业了，去了河南，他又寄了一篇小说给我，写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最后自杀了，题目叫《导师死了》，文字诙谐，笔调夸张，读得人喷饭。 这个小说我觉得有意思，表达知识分子在当下的一种困境，我去信和他谈了修改意见。他修改了以后又寄给我，我又提出新的意见。当时的格非，估计也和我一样，反反复复地在看李龙飞的小说。我和格非老师通了电话，像专家会诊一样交流了一番，龙飞那么信任我们，我们都想帮他。这个小说来来回回地修改，我的记忆中不下五六次。当最后一稿改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预感：一个好作家诞生了。李龙飞从此变成了李洱。 好作家的诞生也是各不相同。苏童的第一篇小说就那么成熟，你几乎不用改一个字，当然我不太知道苏童最初操练的情形。李洱的情况不同。《导师死了》发表以后，有很多评论文章。之后，李洱再给我的小说你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了，这很奇怪，难道通过一篇小说的修改，他领悟了叙事学的所有技巧？也许这么说有一点夸张，李洱后面的小说一篇比一篇出色，只有悟到真谛的小说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知道，每篇小说的题材不同，结构也不同，但李洱都处理得游刃有余，都显出一种老到来。李洱变成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非常的谦虚，有了知名度，他的小说不断地被一些导演买去，但是他从不张扬，也非常低调。在我看来，李洱的写作始终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思考在里面，是当下真正的精英写作的代表。他又是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具有幽默感的人。 谈到中国当代小说，你不能不提王朔。 王朔跟前面两位作家完全不一样。那年，我在《当代》上看到小说《空中小姐》，我觉得作者的叙述故事能力很强，而且他用新北京口语写作，这个是他的一个功绩。他的小说里，有一种对传统的挑战，一种对既定生活的消解。 所以，我就给王朔写了信。我在编《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时候，曾试探性地给一些作家打电话，询问当年我认真写的那些信件的下落，令人心酸的是，只有江西的丁伯刚保留着我的信。朋友们给出的理由是我的办公室没动过，而世事倥偬，别人早已多次搬迁。我能找出王朔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但是他肯定不会保存二十年前我用心给他写的信。这是题外话。 发表《空中小姐》前后，认识王朔的人不多。他给我寄的一篇小说的名字叫《五花肉》，我看完了以后对小说中间有一些问题与他探讨，题目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五花肉》不怎么贴切，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篇名，后来他起了三个，最后我们挑中了《顽主》。 有一天，我正在杂志社上班，突然走进来一个理平头的人，穿着拖鞋，一口京腔，说哪一个人是程永新呵，当时我心里非常反感，怎么穿拖鞋来编辑部的呢？后才知道此人就是王朔。见面简单聊几句，王朔说你去北京找我玩啊。后来王朔他们策划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没请我去，这是一个巨大的疏漏。要不，我就可以把王朔当年的造访策划进电视剧了。 《顽主》发表之后，北京的文学圈竞相传阅，王朔成了突然闯入文学界的一匹野马。后来王朔写了很多好小说，包括像《动物凶猛》，姜文改成了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的很多作品都改成了影视剧。 王朔抵触传统文化，蔑视知识阶层，他写小说是为了打碎和消解，但又通过影视剧来重新建立一种文化秩序。他后来自己成立公司，直接去介入影视。在商场上，王朔肯定也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人，所以他的公司也没有后劲。在那个时期，他用了大量的资金买小说版权，他还是想做文化方面的事情。我想说，王朔提高了中国电视剧的水准。因为在他之前，电视剧完全是另外一个状况，自从有他加入，《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包括他参与策划的许多影视剧，不能说艺术上有多么了不起的高度，但他改变了一种走向。王朔还影响了冯小刚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导演。 文学，今天为什么还可以眷念它、惠顾它？还可以对它有一个等待，有一种坚守，那是因为它对我们的社会有用，它可以像水一样的渗透，它向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缓慢地渗透。其中有一个渠道，就是它的成果可以被嫁接和移植到影视界，通过影视来对生活对民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优秀作家和文学杂志，还有文学批评、还有读者一起推动文学向前发展，左右文学运动的盛衰，决定文学成就的高度。优秀的作家依托文学杂志这块平台施展才华，在这片土壤上春耕秋收，成就梦想，同时，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也养育了文学杂志，它们是文学杂志的乳汁。 在我去过的作家书房里，贾平凹的书房让人印象深刻。他的书房里有好多奇石，他的书桌是一张硕大木头制作的桌子，墙上、地上都是书画、玉器，还有品种很多的陶罐。我们喝茶是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坐的也是石头。我第一次去，他为了表示友好，很慷慨地说：这个屋里只要拿得动的东西你可以拿走一件。我想了想，字画我不辨真伪，石头又搬不动，只好拿走一只陶罐。第二次他又要送我陶罐，我说你送别人吧，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是外行，坐飞机不能带，万一查出来是文物的话还麻烦。 贾平凹搬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的这些宝物，他对风水有讲究，这些东西要怎么存放，要放在怎样的屋子里面，都有说法。 我们都知道贾平凹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他的书法在十年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求一个贾平凹先生的字是有价格的，西安人都知道拿着贾先生的字会升值。你去西安的话，会经常看到茶楼啊宾馆啊，都有贾平凹的题字。我这里讲的是他有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还非常善于向民间文化学习，像海绵一样地吸纳民间文化中的养料。 如果有谁因此而得出贾平凹就是土得掉渣的作家，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身上有着非常超前的意识，在长篇小说《高老庄》里，他写到了汉人为什么变矮，这是关于人种学的，又写到了飞碟，这是现代科技研究的热点；在《土门》里，他关注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农村被城市一点一点地吞噬，他讲的是生态问题；在《怀念狼》里，他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的异化。 这次《秦腔》得了茅盾奖，茅奖给他的评语我觉得写得非常贴切。《秦腔》是贾平凹写故乡的人与事，但他的叙事却是非常现代的。《秦腔》讲一个什么故事，你很难概括。因为小说没有故事，它的叙事是通过细节，通过情感叙事来推进的。批评家谢有顺说《秦腔》是用汤汤水水的日常生活细节来推进小说的。这句话被挂在新浪网的首页上。《秦腔》一开始不好读，但是你只要认真地沉下心来读的话，你会被它所吸引，有一种浓郁的情绪在吸引你。 洋和土，传统性和现代性，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作家的创作中，这可谓大家之气。记得有一次在西安，贾平凹手里捧着一本杂志问我，说现在的年轻作者有哪些人写得比较好。我就跟他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之后我说你还读他们的作品？他说我没有全部读，我只是体味一下他们文字的气息。他说青年人的写作，会给他打开思路。 像贾平凹这样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作家，却对所有现代的东西，后现代的东西，对当下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很关注。多读一点贾平凹小说的话，可以发现，他是中国作家当中引用手机短信最多的一个作家。 贾平凹重要的长篇几乎都发表在我们杂志，优秀作家带给杂志的就是一个精神标高。在中国一线作家中，还有很多人都是把他们重要的作品来支持《收获》的，像王安忆、余华、迟子建，像格非、北村、阎连科，像当年的马原，像前面说到的李洱，还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拨拨年轻作家，他们都和《收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面说到格非在华师大的时候，他那儿就像是一个文学的会所，来来往往，无异于作家的停泊地，中转站，说雅一点，也可叫做精神的港湾。像马原、余华、苏童、北村、李洱、宋琳等等，这串名字还可长长地列下去，都曾是华师大后门一条小饮食街上的常客。大学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聊得饿了，就只能翻过华师大的大铁门去宵夜。在我记忆中，马原人高马大却身手不凡，翻越大铁门时轻捷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精瘦的李洱。我想，华师大后门的那扇大铁门，应该陈列进现代文学馆，因为当年在大铁门上翻来翻去的，竟然是中国当代的一批实力派作家。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恰好是文学的繁荣期，格非生逢其时，他的作品《迷舟》、《青黄》一度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格非写作《迷舟》的时候，正是马尔克斯风靡中国之时，是吴洪森把《迷舟》拿给我看的，他对格非是推崇备至，那时我还没见过格非，读完小说我对吴洪森说，希望叙事语言不要有拉美味，格非很快进行了修改，我再看到的《迷舟》就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小说。 我跟格非先生交往密切，也非常敬佩他。那时他的宿舍异常简陋、清贫，书架上的书都很少，我当时很奇怪，说你书架怎么空荡荡的？他告诉我，他想看的书都从图书馆借，只有借的书你才会把它看完。买来的书永远看不完。 格非少年白头，我有一次开玩笑说，你这一头沧桑，该不是为中国文学的前途思考出来的吧？他确实属于中国作家当中思考比较宏观的一个。我和他一起去了西藏，那次出游的有趣经历，很多年前出现在他的散文里，很多年后出现在他的小说《蒙娜丽莎》里。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上世纪的格非，我会想到“焦虑”，为写作焦虑，为现实焦虑，为历史焦虑；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新世纪后的格非，我想到的词是“淡定”，淡定的目光，淡定的语气，淡定的神情。 当时我们在华师大，除了喝酒谈文学，偶尔也会打牌下棋，一般来说，打80分或者四国大战，格非都是我的铁杆搭档。如果我不成为他的搭档成为他的敌手的话，我们都会很焦虑。因为打牌与写作、与生活是一样的，有一种气味相投，有一种场。 格非老师的《人面桃花》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奖的成就奖，他和作家韩少功、李洱一样，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他笔下的乡村和城市、历史和现实，都带有一种非常宏大的思考，他的写作是深思熟虑的。他不轻易出手，最近的三部曲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晶，第一部《人面桃花》，第二部是《山河入梦》，现在正在写的是第三部长篇小说，他也是我有所期待的一位作家。以后他要写出什么轰动的作品，我一点都不会奇怪。 当年到华师大来的人中间有个留着胡子的小伙子，他就是福建的北村。他是话最多的一个人，他喜欢诉说，喜欢滔滔不绝地跟你聊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各种文学流派，也是一个敏锐、有想法的作家。 北村信奉基督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基督教本来不是中国文化背景里的宗教，是舶来品，但我觉得作家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要好。作家用文字来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来解剖人性，极其需要有一个支撑。这个精神的支撑，一定与信仰有关。 当初我在编《收获》专号的时候，北村小说的排名并不靠前，但这些年他经过努力和坚守，能够耐得住寂寞，渡过他人生的低潮期，又重新获得艺术的新生。从《周渔的火车》改成电影，他的写作处于一种上升的势头。《我和上帝有一个约》写得非常好。他表现底层生活的那些作品和“底层写作”完全是两码事，北村的作品里有大的思考。 北村年龄不大但身体非常差，有严重的糖尿病，前不久他去上海，坐在那里喝茶，喝着喝着，突然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个针筒，往肚子上一扎，我知道那是胰岛素针。他乐呵呵的，没有痛苦的表情，好像也不觉得麻烦，是什么在支撑他呢，不言自明。 最后我想说说迟子建。 前面我说到苏童的时候讲过，读者应该满怀期待，有足够的耐心，期待一个好作家创作春天的再次来临。这一次茅盾奖的得主迟子建就是一个例子。 迟子建成名很早，她二十多岁的时候，文坛都知道东北有个才女。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哈尔滨，她请我在中央大街的一个西餐馆吃饭，吃完饭去她家喝茶，书架上全是书，写字桌上堆着一大堆稿子，写作的艰辛和清寒一览无余，那时候的迟子建虽说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她始终在发表作品，她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这就是我说的作家的调整期，记得张承志说过，作家不可能永远一篇比一篇写得好。对写作者来说，调整期是很折磨人的，它需要毅力，需要调整心态，需要一种苦熬。 孙颙先生在上海青年作家研究生班结业典礼上说，写作是人生的长跑，我非常认同。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就是意志。一个本身素质和修养都非常好、准备充分的作家，也许一时处于低迷的状态，但是一旦熬过去，很可能他又会重新进入状态，迎来创作的新高峰。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东北少数民族一个女萨满的一生。萨满是为别人除病祛灾的巫师，可干这行当会伤及她的身体，伤及她的亲人，最后她的亲人一个个死去，她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作家用早晨、中午、傍晚三个时辰来象征人的一生，整个长篇小说把女萨满一生的境况全部写出来，这是一部令人震动、忧伤又充满诗意的小说。 前些年我还不是华语传媒奖的评委，马原先生是，那届评奖投票前夕，他深夜打电话给我，想听听我对东西的《后悔录》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意见，这两部小说最后入围竞夺年度奖。我谈了我的看法，大意是说迟子建的小说比较典雅，东西的小说可能比较叫座。 后来是东西得了，迟子建没得奖。结果公布后不久，我在修改长篇，手头放着几本外国小说，我喜欢写东西的时候随意翻阅，但很奇怪，当时最想翻阅的居然是《额尔古纳河右岸》。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迟子建的这部作品也许更带有经典性。我很冲动地给《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林建法发电子邮件，为我当初对这部小说的意见感到内疚。 我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强调：《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幻想性叙事的代表作品，今天我们太缺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具有审美理想的作品。迟子建得了茅盾奖，我非常高兴。我给她发了短信向她表示祝贺，并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虽说这些年文学整体的状况令人堪忧，但你的写作却又进入了一个上升期。她说感谢我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鼓吹。《额尔古纳河右岸》给我们的启示是：好作品不用计较一时的得失，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想，还有很多作家朋友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刊物，《收获》这个品牌的确立，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在《收获》最困难的时候，作家们会说，我们不要稿费，也照样支持你们刊物。 这与个人交情无关，是大家希望我们国家有一本发行量比较大、又比较权威的杂志的存在。 新世纪后，相对来说文学进入比较困难的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些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都呈现在世人面前，要超越前面的作品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年轻的一代，80后、90后，或者更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完全不认可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断裂和代沟非常的深。这种状况还要延续下去。与此同时，文学边缘化的速度在加剧，文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在图书书市上的调查告诉我们，现在阅读文学杂志的人可能都不到10%，更多的人会知道《知音》、《读者》，但未必知道某本文学杂志的名字。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文学？我想，首先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至少今天看来，文学还不会消亡；其次，我们只要稍稍留意的话，就会发现文学其实像水一样，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所谓润物细无声，悄悄的、无形的在影响这个社会。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是被文学驮着走出国门的，而这些年，电影的水准在下降，电视剧却进步神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雅俗共赏的好作品。电视剧繁荣也许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之一肯定是，大量文学人才加入了编剧的行列，大批优秀的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像邹静之原先是写诗的，写《雍正皇帝》的朱苏进，原来就是小说家。还有一大批人，东西、万方、须兰、张欣等，由于他们的参与，由于嫁接、移植了文学的成果，使得电视剧的水平迅速提高。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是有出路的。文学需要提振元气走出困境，文学正面临一次重新整合的机遇。网络、类型小说、民间传说、手机信息都可能成为文学整合的对象，未来的文学需要更加开放、多元、包容，也许还带有中国式的后现代的特征，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强调创新精神原创精神，强调想象力和幻想性，一种我称之为幻想性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希望。 回到最初的问题，把二十多年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一本文学杂志，虽然并不轰轰烈烈，并不可歌可泣，但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你所做的点点滴滴都与这个国家、与这个民族、与这个时代往前行进的步调是一致的，想到这一点，你就觉得十分欣慰了。 原载：《西湖》2010年第08期 原载：《西湖》2010年第0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