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香港和澳门都已回归有年，曾因政治因素而掀起的研究热潮早已降温，浮华散去之后（也是在“起步”二十余年后），回顾已有的成果和面临的“瓶颈”，如何建构自己的理论话语、史料基础与现实依据等“基本建设”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坚守者思考的重心，应该说，研究者们的努力颇有成效，已初步展现出某种学术“突围”的气象。 一、在时空之辨与“整合”、“离散”及“后殖民”视野中重绘文学地图：对子香港文学史撰写的反思与实践 反省香港文学研究，“文学史书写”是一焦点。内地学者的香港文学史著众多，拓荒意义勿庸置疑，但在史料基础与批评逻辑上也难免“可疑”之处。在若干显而易见的外界因素之外，反思我们书写香港文学史的得失，明晰其学术探索价值与困境所在，进而寻求突围之路，是研究者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2003年伊始，黄子平以一篇短论《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注：《香港文学》2003年1月号。）提出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设想。在列举了内地与香港学者几种不同的香港文学史叙述“起点”之后，黄子平一方面对内地“生产”文学史专著的“叙述模式”提出批评，一方面对文学史论述以“香港主体性”的产生作为标尺表示质疑，认为这是以“时序”开展叙述的文学史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困境，进而提出：“能不能以空间性压倒时间性的方式来叙述香港文学史？在这种叙述中，‘影响’‘发展’‘流派’‘思潮’等等不再占有支配性能指的地位。‘香港文学’将被视为以‘香港’为地标的众多文本的‘运转’，以‘作品的关系网络’的形式呈现，讨论的将是文学空间的种种切割、分配与连通。文学史的‘编写’转换为文学地图的‘测绘’。”对香港与香港文学的“主体性”、“本土性”的寻求，不但是九十年代香港文学创作凸显的心结，也是一些香港本土学者质疑内地的某些香港文学史叙述的“中原心态”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作为一个从内地到香港的学者，黄子平或许更能知觉两地视角各自的局限与遮蔽，“以空间压倒时间”的方式重绘香港文学地图的设想，因而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的视野。 黄子平的文学史“另类叙述”设想，折射出台港文学乃至整个华文文学研究中一个基础性的、事关学科立足点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台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与传统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的关系？台港文学进入内地学者视野，其实从“空间”的向度冲击、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重写文学史”的思考，揭示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新“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因此，围绕这一问题，在台港文学研究的“圈里圈外”和内陆、香港两地学者之中，都不断有探索的倡议和实践。刘登翰在八十年代即提出了建立于“中国文学整体视野”之上的“整合”观，近年来更不断阐释、完善其“分流与整合”理论，并对华文文学研究中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做清理辨析的工作（注：刘登翰：《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刘登翰、刘小新：《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清理》，《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他所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可说体现了他的理论设想，是众多香港文学史中值得关注的一部。近年来大陆编著的文学史类著作，多把台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曾经缺失的“板块”纳入其中，以弥补以往文学史其实是“大陆文学史”的缺憾，但这种板块拼接的方式显然过于简便，台港文学的真实个性往往淹没于资料与现象简单罗列、叙述逻辑含混的状态中。而在两本影响较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台港文学却付之阙如，两位著者、编著者不约而同提出：台港文学史的书写，“需要提出另外的文学史模型来予以解决”、需要“提出一整套整合文学史的观念、理论和方法”，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只能暂且空下。香港学者陈国球在刚刚出版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专章以“中国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为对象，颇为细致地分析了内地学者“把‘香港’写入‘中国’”的种种方式，清理线索、批评缺失之外，提出了不少值得琢磨的文学史“入口”，如，香港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与内地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如何传承变奏？香港的文化环境如何与现代文学传统衔接？香港七十年代以还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又如何建构着与大陆学者不同的面貌？同时，该书另有专章讨论香港作家叶辉的并非文学史专著的文学评论集《书写浮城》。作为参与、见证香港文学发展并对其特殊性有着感性体认和辨析自觉的诗人，叶辉持续几十年的观察成为一种关于香港文学的记忆之书，蕴涵着“个人化的文学史”意义，其中涉及了不少香港文学史的理论问题，诸如香港“文学史的兴起”，“香港与中国”的历史纠葛在文学创作中层现的复杂形态，“港味·粤味”与香港文学的语言问题，以及与华南、上海对照可见的香港文化位置，等等。与上一章的批判对照，对这些富含重构文学史意义的细节的清理，毋宁是从正面提示香港文学史书写中需给予更多关注的层面。这种来自香港本土学者的建言，应该可以给内地的文学史反思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内地学者建构文学史整合理论的成果，以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如“（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华人文学”、“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为代表。黎湘萍的《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注：《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从刘登翰的“整合”想象和台港澳文学史撰述在分期、文体和作家身份界定上出现的某些逻辑混乱现象出发，从“理论”和“史料”两个层面考察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史进行“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和目前的困境，进而提出了“华人文学”及其相关概念来解决这一困境。“华人文学”有意消除以往“中国文学整体观”提法中的政治含义，而立足于“华人心灵史”，从而有可能避免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分歧的过度纠缠；对“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辨析，着眼点不在于界定研究范围的学科命名，而在于寻求一种有效的理论思维方式：“这个‘整合’的描述，从大的方面说，恰恰可以呈现出华人文学的‘流动的’‘现代性’特征，以区别于相对稳定的‘中国古典文学’；从具体作家而言，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描述其流动性和经验的变异性。”这一理论想象在香港文学中的实践空间无疑是具有诱惑力的。 黄万华多年来致力于以“生命整体意识”“将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三大板块的汉语文学整合成某种宽容、和解而又具有典律倾向的文学史”，即“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注：作者已出版专著《中国和海外：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2003年连续发表的《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台港澳和海外：“五四”新文学的应和与背反》（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3期。）以及《乡村中国叙事的终结和三城文学格局的形成》（注：《香港文学》2003年12月号。）多篇有关香港文学的文章，都是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将香港文学放在五四后“民族新文学”的大视野下，如论者所说，“会引起文学史理论的某些深层次调整”。比如对战时香港文学的研究，论者立足于翔实史料，梳理“南来作家”将香港建设成战时全国性文化中心以服务抗战的“中原心态”与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的复杂纠结，指出香港文学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不应被淹没于内地抗战文学理论中。而在探讨“五四”新文学如何催生台港澳乃至海外新文学时，黄万华对香港新文学发生缓慢的缘由的思考，也有不同于以往香港文学史论者的地方：一方面强调香港文学的“包容性”来拓宽对于香港旧文学余脉绵绵现象的理解，一方面根据白话文以北方“官话”为载体的事实，指出“五四新文学从语言变革开始的突破也较难在受粤方言支配性影响的中文书写中产生历史性震撼”。 与黄万华的“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相接近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是费勇提出的“现代汉语诗学／文学”。他在《眼睛望见模糊的边界——论梁秉钧的诗歌写作兼及香港文学的有关问题》（注：《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中，从梁秉钧诗歌写作对“香港主体”有意识的探索出发，反思内地学界对香港文学“特殊性”的忽略。提出“现代汉语诗学／文学”的概念，是试图“在‘汉语审美功能演变’这个维度上，把所有的作家置于同一个平台上，考量他们为‘现代汉语文学’提供了什么新的经验与新的表达策略”。 从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文学整体视野”到曾经引起论争的“语种的华文文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注：吴奕锜、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我们对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再到“华人文学”、“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现代汉语诗学／文学”，这些理论表述各有野心与侧重点，同时，也体现出学科理论探索的某种内在连续性。黄万华的香港文学研究是将其整合到“二十世纪汉语文学史”中，而另一位多年来潜心香港文学研究的学者赵稀方，于本年度出版专著《小说香港》（注：《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5月版。），却自陈意不在写史，而在于“观看香港想象及叙述的本身，并尝试从小说与都市的互动关系中提出自己叙述香港文学的框架”。作者梳理“‘与英国和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香港意识’的浮现过程，既跟‘英国殖民书写’、‘中国国族叙事’构成对照，又跟香港现代‘商业都市’身份形成互动，从而建构了香港想象和叙述的开阔空间。（注：黄万华：《学术双璧：〈文学台湾〉和〈小说香港〉》，《华文文学》2004年第1期。）”而他赖以建构这种全新叙事的“后殖民”与“新历史”理论，也成为一种重绘香港文学（史）地图的利器。 这一尝试在研究界引发相当反响，散见的评论之外，《香江文坛》以评论专辑形式推出张静《小说赵稀方的〈小说香港〉》（注：《香江文坛》2003年8月号。）、刘俊《“叙事”转型和“历史”重建——〈小说香港〉的特点和价值》（注：《香江文坛》2003年8月号。）和耿传明《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与〈小说香港〉》（注：《香江文坛》2003年8月号。）等文，分别从不同角度阐发对该著的理解。鉴于著者尝试新的叙事的自觉和评论者对其创新性的强烈关注，应该说，围绕《小说香港》的评论，其实也体现了香港文学研究者对本领域研究现状的认识与反思。对该书特色与价值的阐释集中在两点。首先是对以往香港文学史论述模式的突破。张静认为，“内地论述香港文学（特别是小说）历史的著作，通常寄生于本身社会政治发展史的框架之上”，难免“中原心态”的制约，而赵稀方自觉这种制约所带来的一些被“袭用”然而“大可置疑”的论述，从而寻求更切合香港历史实际的阐释，是其贡献；同时，张文也对文中论“新质”的香港文学产生时间提出了不同看法，并提示了两部个人认为应该得到文学史关注的香港小说。黄万华认为，作者“力图从‘小说’—‘香港’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考察香港小说的视角”，正是黄子平所言文学史的“空间叙述”的成功实践。袁勇麟分析其“解读香港文化身份”的基点，认为是“一般香港文学史不具有的全新的视角”，并从“历史与虚构”、“殖民性与现代性”、“时间之流与空间之构”三方面加以详细论述（注：袁勇麟：《解读香港的文化身份——〈小说香港〉的独特叙述视角》，《香港文学》2003年12月号。），这个评论过程其实也展现了袁勇麟个人对于香港文学及其研究的思考。其次，《小说香港》引发研究者兴趣的，是论者借以开展的理论话语，即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刘俊认为香港长期的殖民地形态为这些理论提供了最佳例证，肖成认为《小说香港》以“后殖民”和“新历史主义”为观照点，其实是对百余年来的香港小说进行了一次“跨文化研究”（注：肖成：《理论批评的渡河之筏——〈小说香港〉的理论批评特色》，《福建论坛》2003年第6期。）。有意思的是，肖成以“后继研究者的渡河之筏”来期许《小说香港》产生的话语权力对后继研究者的影响，而刘俊则提出：“我特别不愿意看到，因为《小说香港》的新颖、独特，又成为了另一种争相仿效的‘模式’”。两种看似相反的意见，其实都反映了研究者对当下香港文学研究瓶颈突破的期待，一方面呼唤新的、有力的批评理论，一方面更格外注重研究的“原创性”。此外，正如任何一种角度都有其洞见与不见，“好用”的西方理论往往存在遮蔽一些复杂或隐而不彰的问题的可能性。如何从研究对象本身生发出属于自身的、富有诠释力量的理论话语，或许是香港文学研究者们在未来的思考和实践中更需关注的问题。 二、由岛至岛、岛与大陆——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学人的文学批评互动 与内地研究者沟通、整合世界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思考热情相映成趣，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学人之间的批评互动也愈益频繁。由（台湾）岛至（香港）岛，岛与大陆，多向互动，众声喧哗，在2003年的香港文学研究中，这种批评气象不可忽略。 内地刊登台湾、香港及海外学人的文章，除了《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和《暨南大学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等刊物外，近年来有更多的杂志“开放”进来。比如《当代作家评论》同时刊出赵稀方《香港情与爱——回归前的小说叙事与欲望》（注：《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与王德威《香港情与爱——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注：《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同样论述香港小说的“叙事与欲望”，一回归前，一回归后；一内地学者，一海外学者，对照阅读，其中产生的对话空间大有意味。赵稀方以李碧华的《胭脂扣》(1984)、黄碧云的《失城》(1994)和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分析回归前“香港意识”的浮现。王德威则以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1999)、黄碧云的《无爱记》(2001)和李碧华的《烟花三月》(2000)来“说明三种（回归后）欲望／叙事的方法”。前者以后殖民的视角显影“九七”背景中“香港意识”浮现的过程与不同侧面：“怀旧”的不安、失城的癫狂以及塑造香港历史主体的努力；而后者以罗兰·巴特关于爱欲／书写的隐喻开头，游走于“爱欲辨证中的吊诡”，消解对“香港主体性”一劳永逸的想象。前者力图清晰，后者有意暖昧。其间展现的不仅是批评对象在时间历程中的变动，批评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与批评视角差异也于焉显现。 香港素来以“多元”和“包容”的文化自许，香港的文学刊物同样有“立足香港、放眼海外、面向世界”的抱负，除《香港文学》、《香港作家》上的评论栏目之外，还有2002年创刊的以评论为主的文学刊物《香江文坛》，都向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学者敞开园地。 《香江文坛》在2002年8月号上刊登袁良骏致严家炎的公开信《学术不是诡辩术》，严家炎也于同年12月号发表《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对袁良骏先生“公开信”的答复》，由此将内地曾如火如荼多年的金庸小说论争“移师香港”。2003年《香江文坛》连续开辟“金庸小说论争专栏”，（加上2002年的两篇）共发表了内地与香港学人的十六篇文章。《香江文坛》以此张扬香港的“学术自由”，并认为这一论争“无论对内地文坛以及影视领域，抑或对香港文坛均有现实意义”，但就这16篇文章来看，多为“老调重弹”且不乏意气之争，缺少有严谨学术论证或者创新意义的批评。同时，2003年的内地期刊发表了三十六篇以上的金庸研究文章——“金庸热”在内地并未降温——其中虽然不少层次较浅或者重复此前已有成果（如对金庸小说的“漫谈”、“诗化解读”，或对“叙事模式”、“文化内涵”、“审美意趣”的泛泛议论），但也有一些视角独特、论述扎实的文章，如邵明《后现代性复调话语营造的诗学狂欢——金庸小说论》（注：《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邓全明《通向民间的路——论金庸小说创作和金庸研究》（注：《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姚晓雷《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比较》（注：《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吴秀明、陈洁《论“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注：《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更有一些学者从学术建构的角度对金庸研究历史以及近年来的论争进行盘点，显示出将金庸研究“学科化”的自觉，如朱寿桐《谈金庸研究的学术建构》（注：《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丁进《金庸研究史略》（注：《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等。（注：《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发表丁进的《中国大陆金庸研究述评(1985-2003)》，对近二十年大陆的金庸研究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将香港与内地的金庸研究对照，存在于内地研究的问题之一是甚少对金庸创作的历史现场——香港的文学、文化与政治环境做深入考察，也就难以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分野在香港的特殊形成背景与意义、香港文学与新文学精神的关联等“香港本土”背景对金庸小说做更为开阔的观察。譬如，论者曾提出金庸新派武侠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精神可能存在的关系，如果还原到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大可冲击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思考。所以说，“金庸论争移师香港”的现实意义，不在论争之中，倒在论争之外，即，回到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与阅读的原始现场。 谈及香港文学期刊对香港文学研究的推动，另一“老牌”杂志《香港文学》近年来的表现尤其突出。《香港文学》2003年伊始推出“漫笔香港文学华文文学”特辑，请香港叶辉、昆南、许子东、罗孚，内地曹惠民，台湾钟怡雯，美国张错等两岸三地及海外学者漫笔文学，其中不乏高屋建瓴或者切中肌理的意见。曹惠民的《追求一流——创作·批评·翻译》（注：《香港文学》2003年1月号。）提出优秀的华文文学研究者“可能需要比一般的学者更宽阔的知识面、更敏锐的美学触角”，“举凡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华侨史、中外交通史乃至文字学和各语种的知识等等，都理应具备”，这一“一流学者”的期许，既反映了研究者对华文文学研究理论提升的热切，也是对学科“边缘”与弱势地位的一种反驳。许子东自2001年以来参与“三城记小说系列”中“香港卷”的编选工作，作为在上海与香港都有长期生活经验的学者，对香港文学与城市的纠葛有不少洞见，在此发表的《华文文学中的上海与香港（思考提纲）》（注：《香港文学》2003年1月号。）中，以“上海文学”为参照系凸显香港文学的几大特点，诸如“来曾介入体制上的意识形态运作”、“没有经过‘五四’反传统运动，保留较多‘旧’的生态”、“更多方言口语的制约影响”等，同时指点上海与香港两种文学姿态与文化策略之间的微妙异同，只是限于“思考提纲”的简略，均未详细展开。钟怡雯《局外人的偏见——论香港散文》强调散文文体的特点与香港文化特征的呼应，认为“散文不受拘束的‘自由’文体恰好与‘文化不纯洁’对盘，因此能够天马行空自由挥洒，亦能呈现‘华洋杂处’的香港特质”；同时以台湾散文为参照系，对两地散文生态自有有趣的观察。钟怡雯有“台湾—马来西亚”以及“学者—散文作者”的多重视野，她以“局外人的偏见”自谦，所论也的确未必都是切中要害，但其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格局：因为是“局外人”，所以格外重视对文本的细读与直觉体验；也因为是“局外人”，所以文化视野与理论借鉴更为大胆开阔。在她的另一篇较长的《帝国余晖里的拾荒者——论董桥散文》（注：《香港文学》2003年11月号。）中，这一相反相成的特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由此或许也可为内地学者借鉴参照：我们的论述，是否缺少一点以“局外人”自勉的细致与开阔？ 2003年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陶然主编、以发表于《香港文学》2000年9月号至2003年6月号的小说、散文、文论为选录对象的四卷本《香港文学选集系列》（注：包括《伞》（小说1集）、《Dandy Boy》（小说2集）、《秋日边境》（散文集）、《面对都市丛林》（文论集）。香港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香江文坛》则邀请五位内地学者分卷评点，做成评论专辑（注：《香港文学选集》评论专辑，包括曹惠民、刘俊、钟晓毅、白杨、王艳芳五篇短论。《香江文坛》2003年9月号。）。选集的出版对推动香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另外，从选集不限于香港文学作品与评论、却是“看取世界华文文学的香港窗口”这一特点来看，《香港文学》的办刊宗旨同样显出“香港特色”。从香港文学期刊来观察当代香港文学生态，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香港文学》、《香江文坛》与《香港作家》等杂志在香港文学史料钩沉方面所做的努力。如黄仲鸣《魔幻与科幻：香港早期刊物两篇小说的考掘》（注：《香港文学》2003年9月号。），发掘、分析了于1921年在香港创刊的标榜旧文学、反对新文学的期刊《文学研究录》上的两篇文言小说，从中可以真实窥得香港早期文学环境的暧昧复杂。《为什么是现代主义？——郑家祈、马朗对谈》（注：《香港文学》2003年8月号。）通过与五十年代在香港办现代主义杂志《文艺新潮》的老作家马朗的对谈，回顾他所亲历的五十年代香港，涉及其时文坛左、右派别之争，香港现代主义与内地文学思潮的承续、与台湾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对比香港学界在史料挖掘、整理乃至资料库建设方面的工作，内地学界的落后，固然是条件不如香港便利，但缺乏史料意识、重视不够也是阻碍发展的更为重要的“人”的因素。对此，在史料方面做过大量工作的古远清早有呼吁，而袁勇麟在《世界华文文学史科学的回顾与展望》（注：《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中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文学史料库和研究中心建设，倡议内地研究者联合共建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这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切实的行动。 引入台港澳三地与海外学人的视野，会发现与作家一样，学者的“身份”同样越来越难以界定：在不断越界、流动、回望中的“言说”，是否能成为华人创作与评论共同的文化优势，能否长久保持其活力与生机？香港文学应当是一个最佳的观察范例。 三、个案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 总的来说，与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实践成果相比，个案研究显得较为疲乏。 2003年对香港作家的个案研究，依然集中在这几年比较“热”的几位作家身上，如金庸、施叔青、黄碧云、李碧华、董桥、也斯、西西、刘以鬯、陶然、东瑞等。关于金庸的研究自然最多，其次是施叔青，其中凌逾《女性主义建构与殖民都市百年史——论施叔青的长篇小说〈香港三部曲〉》（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4期。）、杨红英《民族寓言与复调叙述——〈扶桑〉与〈她的名字叫蝴蝶〉比较谈》较有新意。但施叔青研究中也最能折射出个案研究的一些问题：一是重复性研究，施叔青是较早进入内地研究视野（具有多个地域“身份”）的作家，对她不同时期创作的分析已经相当多，如何从中展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创意并非易事；二是“对话”的滞后，主要是对较新的创作或较新的作家反映较慢，如施叔青1999年的长篇《微醺的彩妆》、西西的长篇《哀悼乳房》、黄碧云的新作《无爱记》以及董启章的小说都鲜有人论及。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因畅销书和影视媒体而成“热点”的李碧华、金庸研究之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在香港文学研究中显示出相当高的可操作性，尤其体现在对作家“香港意识”的剖析中，对香港的文化身份有着自觉思考的西西、也斯、黄碧云因此受到更多关注。文静的《怎样去说今天的故事？——香港文学意识与也斯小说中的文化立场》（注：《香江文坛》2003年5月号。）注意到也斯文化立场的宽容和理性，从中反思近年来在“香港意识”问题上香港、内地学者的分歧争论。“走出香港意识”不但是近年来香港小说创作的新动向——对此许子东在《“此地是他乡”的故事》（注：《读书》2002年第12期。）、赵稀方在《走出“香港意识”——近年来香港小说的想象与叙述》（注：收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中都有论述——也是两地学者避免为“意识”之争和“理论”热情模糊文本本身的自我警示。 以上所论多为小说研究，由此可以看到，个案研究中文类的倾斜也是一个问题。整体来说，对小说的研究较多，散文次之，诗歌尤弱，戏剧匮乏，而讨论香港电影的文章虽多，却鲜少有学术性的。散文研究有对香港散文观念演变的梳理（注：计红芳：《主体化和多样化——香港散文观念的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也有对香港学者散文的创作机制、艺术风格的探讨（注：杨林夕、肖向明：《文学自由与市场规范的双向选择——论香港学者散文的创作机制》，《当代文坛》2003年第3期；肖向明：《真知与风尚的双重追求——香港学者散文艺术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应该说，相对于香港散文创作的成就及其在香港文学生态构成中的重要性，内地研究的开展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对于“框框杂文”，不少学者都意识到其特殊价值，一些香港学者如王璞、黄维樑都曾在内地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框框杂文”，但或出于资料收集的困难，或出于轻视（比如认为是对散文的定义太过宽泛才将之认为是“散文”，显然是否定态度），使得有关“框框杂文”的研究远未展开。一些文章虽有论及，却只是引述香港作家的意见、排列“我们”（内地学者）的意见，并未就文本做具体梳理。对“框框杂文”的忽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内地研究者的某种“中原心态”：以“五四散文传统”为正宗，则商业社会产物的“框框杂文”无足道。相对于内地学者在散文研究中的轻忽与保守，香港陈德锦《千禧年香港期刊散文综论》（注：《香港文学》2003年3月号。）给予各类散文形式以充分关注，而韩国柳泳夏《为香港文化辩护——黄维樑散文的忧患意识》（注：《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则以文化研究的方式，从香港的“大、小空间”问题引入知识分子散文创作中的忧患意识，立论是否精当不论，其切入角度的新鲜值得一提。诗歌方面，讨论到的诗人除了梁秉钧，尚有孙重贵、张诗剑和秦岭雪。戏剧方面，有对香港教育戏剧团体和演出形式的介绍（注：曹路生：《香港教育戏剧》，《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戏剧》杂志则有香港学者对香港当代话剧演出的创新手法的分析（注：陆润棠：《当代香港戏剧揉和中西表演技巧的典范》，《戏剧》2003年第1期。）。电影方面，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对香港导演陈果的系列影片的讨论。近年来崛起的陈果因其展现香港市民社会的系列影片而有“草根导演”之称，评者多可以从中发掘对香港历史与文化身份的寓言言说，如胡谱忠的《香港寓言》（注：《电影评介》2003年第6期。）评2002年出品的《香港有个好莱坞》。香港电影在内地的热烈反响无疑对电影研究有推动力，但总体来说，学术性的讨论仍有待深入。 香港文学研究中文类的倾斜与香港文学的实际面目，形成的不是对应，而是失衡的关系。我们普遍承认香港文学的“都市性”，这种“都市性”固然体现在占少数的精英文学创作之中，然而更大程度上体现在芜杂的大众文学创作之中。这是香港文学不同于内地文学格局的一大特征，如果充分尊重这一特征，就不能忽略既谈马经又展现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框框杂文，不能忽略在传达香港世情人伦、价值取向、构筑香港人共同意识方面起重要作用的香港电视和电影。这些呈现出如泡沫般浮泛、易逝、难以把握然而却生动反映着香港文学本质的大众文学形式，是否应该得到研究者没有偏见的关注？ 此外，香港文学中广东方言的问题，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香港（本土）作家在语言运作方式上的“分裂”，与台湾和内地的状况都有差别，而“粤味”与“港味”其实各有滋味，这与香港“岭南文化”地理位置有关，与其殖民地历史处境有关，更与其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有关。对香港作家来说，“广东话”或许不仅意味着一种共同语之外的日常用语，它所包含的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彰显着某种不同于大陆文化的“岛文化”特征。香港“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在语言选择上的不同策略，也反映了某种值得探讨的创作心理。作家如何面对广东话与现代文学标准语言之间的矛盾？如何在语言错杂的文体中反思文化意识的纠缠或“越界”？香港文学的经典或大气之作，究竟会呈现怎样的语言生态？香港文学研究无从回避广东方言问题。 四、澳门文学研究 澳门文学研究在回归前后曾经热闹一时，连续举办的澳门文学研讨会也产生了不少文章，澳门文学选集在内地的接连出版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窗口。较早关注澳门文学的研究者，或者从宏观角度阐释澳门文学的特性，或者在大的文化视野下审视澳门文学已有和将有的发展，也有对富有澳门特色的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比如澳门“土生文学”与澳门女性创作。但总的来说，目前内地的澳门文学研究仍较多属介绍评析，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不多。对澳门文学有比较细致把握的，主要仍是少数澳门本地学者，比如郑炜明对澳门文学从历史发生到当下状况都有较全面的资料梳理；穆欣欣对澳门戏剧的观察也有自成系统的趋向。作为当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由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便是由内地学者和澳门学者共同完成的。2003年有关澳门文学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王韬的《晚清至民国初年澳门文学的文化内涵》（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3期。）与谭达先的《澳门民间文学述略》（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前者探讨晚清至民国初年在澳门的中国士人创作面对“现代性入侵”的复杂心态。后者概述澳门民间文学的种类，并涉及澳门民间文学与西方、内地、香港文学传统的关系。除此之外，尚有介绍澳门文学批评现状的余虹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文学批评扫描》（注：《东方丛刊》2003年第1期。）。回归后澳门文学研究的“降温”，以及2003年当代澳门文学个案研究的付之阙如，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澳门文学本身仍待建树的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学研究的价值低落。事实上，回顾澳门文学研究开拓者们对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文化意义的强调，不无学术眼光，但这一理论呼吁和具体操作显然仍有距离。此外，内地学者在整合文学史的思考中固然将澳门与台港并置，但对于澳门与香港文化、文学的密切关系及其文学史意义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澳门文学研究还面临着资料乃至语言上的困难，比如以葡萄牙语创作的“土生文学”，其文化冲撞的内涵或许是最能展现澳门特色的，但文本的翻译与内地流传显然都非易事。 总之，2003年的港澳文学研究，一方面有学术“突围”气象：在对文学史撰述的反思中取得了相当的突破，在“时空之变”、“整合”思路乃至“后殖民”视野中重绘文学地图，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概念，出现了有相当分量的专著；两岸三地与海外华人的批评互动日益频繁，也为港澳文学研究提供了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个案研究的匮乏与其中展现的诸多问题，而史料建设的迟缓也是制约研究发展的一大因素。理论想象为香港文学研究展示了美好前景，而整体研究的推进，仍有待史料整理和个案研究的充分展开。 原载：《华文文学》2004年06 期 原载：《华文文学》2004年0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