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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乡土文学”，有趣的是：一般所称“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如黄春明和王祯和等，都不同意将他们的文学称为“乡土文学”。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经过60年代晚期以前的“西化”时代，在70年的前夕和70年代初年，作家开始以现实主义的形式，以台湾社会的具体生活为内容，检视西方支配性影响在台湾农村所造成的人的困境。70年代以后，杨青矗的工厂和王拓的渔村成了小说的主要场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题材，找典型的人物，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调取文学语言丰富的来源。在这一个意义上，王拓说：“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对“西化”的反动和现实主义，是这一个时期文学的特点。 从历史上看，“乡土文学”是抗日文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口号。由于深恐中国文学在殖民地条件下消萎；由于中国普通话和闽南话之间的差异；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大陆祖国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创作，以保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 当然，今天情况已有大的不同，但相对于过去“乡土文学”有强烈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今天的作家，也在抵抗西化影响在台湾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具有反对西方和东方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意义。毫无疑问，由于三十年来台湾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其特点，而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 ——陈映真 （摘自演讲辞《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1977年7月1日《仙人掌》杂志第5期） 1977年开始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光复后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论战。在这场涵盖了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的文化思想论战中，乡土文学的作家和理论家大力张扬了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性，自始至终贯穿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张扬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张扬台湾新文学的民众性，提倡关怀民间、表现民众疾苦的人生态度与文学观。在这场论战30周年之际，回顾台湾乡土文学的正确道路，反对“文学台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报特编发此期专刊，以飨读者。 ——编 者 反对“文学台独” □赵遐秋 30年前，在台湾，发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乡土文学”的论战。今天，纪念那场论战30周年，回顾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就在论战激烈展开的时候，在“乡土文学”派的内部，也曾发生过严重的分歧。那就是，叶石涛最早敲响了“去中国化”的、鼓吹“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出台的锣鼓，高度警觉的陈映真立即给予了揭露和批判。 那是1977年5月1日，叶石涛在《夏潮》杂志第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对“乡土文学”做了别样的阐释。叶石涛把1697年的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又从这“乡土文学”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毫无联系的市民阶级。他们在感情上、思想上和农村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兴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 叶石涛的这种观点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 陈映真认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显然，陈映真和叶石涛对台湾乡土文学的这种不同的解释，表现了他们在政治观、历史观以及文学史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关系到整个台湾、台湾文学归属的重大问题。只是，当时，“乡土文学”论战的主要对立面，是恶性的“西化”现象和外来殖民经济的影响，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叶石涛鼓吹的“去中国化”的、 “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还只是一股不算太大的逆流，陈映真和叶石涛的论争一时没有继续深入展开。 不过，也许是忧虑于叶石涛炮制的这种“去中国化”的、鼓吹“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谬论的恶性传播，陈映真接着又在1977年7月1日的《仙人掌》杂志第5期上发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一文，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随后，他又在1977年10月《中华》杂志171期上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在1978年8月《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上发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在1980年6月《中华杂志》203期上发表《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一文，反复论述他的观点。 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文学领域里“去中国化”的、鼓吹“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的逆流了。 历史已经表明，“去中国化”的、鼓吹“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的逆流，在日后的恶性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将“乡土”转移为“本土”，进而炮制出台湾文学“主体论”。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则是，1987年以后，从台湾文学“主体论”出发，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期间，1987年，叶石涛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正是在那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分离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完成的。 这本《台湾文学史纲》，即使是碍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戒严体制而不能放肆地张扬自己的主张，叶石涛还是在书中顽固地表现了自己强烈的分离主义的“文学台独”倾向。比如，他声明，他“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廓（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果然，叶石涛还是在这部《台湾文学史纲》里喋喋不休地写下了他所谓的台湾新文学的“强烈的自主意愿”和“独异的台湾性格”。比如，说到30年代初有关“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叶石涛偏偏要说，在论争中，“台湾文学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台湾文学必须走上自主性的道路”。说到二战之后，光复了的台湾，1947年《新生报》的《桥》副刊上的“台湾文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叶石涛又曲成己见，硬说台湾文学“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本土性格”，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指责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作家“不太认识台湾本土意识浓厚的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传统”，却偏偏要去思考什么“整个中国的命运”。说到7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说，当时的文学作品，是“努力去统合台湾在三百年的历史中带来的不同文化价值系统”，而这“三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每一阶段”都使台湾获得了“异民族的文化形态”。说到80年代最初几年的情景，叶石涛说，“在政治体制上”，80年代的“大陆”，对于台湾，已经不是“日据时代的‘祖国’”了。叶石涛指名攻击陈映真等人在“乡土文学”论争中批评他们有分离主义倾向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台湾新文学从日据时代以来，一直在与大陆的隔绝下，孤立地发展了60多年，……终于成功地为台湾文学正名”。 这以后，又经历了几年的发展，在另几个“文学台独”鼓吹者一阵阵的喧嚣声中，叶石涛1995年又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台独”言论。比如，“台湾人属于汉民族却不是中国人”，“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制度不同、生活观念不同、历史境遇和文化内容迥然相异。”“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新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无论在历史上和事实上，台湾的文学，从来都不是隶属于外国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对它的影响微不足道，……中国文学对台湾人而言，是和日本文学或欧美文学一样的外国文学”，等等。 在叶石涛的率领下，陈芳明等“文学台独”的鼓吹者们，这些年，有恃无恐，又在这条分离主义的歧途上越走越远，想要从源头和流变过程上割断同属中国新文学的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还跟日本反动学者沆瀣一气，美化“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招魂；为“独立”的“台湾文学”寻找“独立”于祖国统一的汉语言文化之外的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并且肆意抹煞历史，歪曲事实，反科学、反文化地将台湾岛上普遍使用的汉语闽南方言的一支闽南次方言，还有客家方言，说成是独立的“台语”，鼓吹“台语书面化”，鼓吹另造“台语文字”，以便创作“台语文学”。为了使“文学台独”得到文学史论著作的学理支撑，还特别鼓吹用分离主义的文学史观和方法，构建和写作以“台独意识”对抗“中国意识”的“台湾文学史”。 1997年，在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的时候，陈映真在《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一文中，阐述那场论战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时，写下了一句充满历史沧桑感的名言：“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20年的发展时间”。如今，又是10年过去，随着“台独”势力的甚嚣尘上，“文学台独”势力的鼓噪也绝没有偃旗息鼓，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今天，在我们纪念台湾乡土文学论战30周年之际，在我们学习、发扬“乡土文学”论战中所张扬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的同时，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进行到底！ “出土文物”对乡土文学论战的影响 □何 标 台湾乡土文学发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1937年日本统治者在台湾禁用汉文，日降后国民党又在台实施文化专制。直到六七十年代乡土文学回归，其间约有近40年的断层，台湾新一代知识青年逐渐模糊以致丢失了台湾文学历史的真实记忆。 回归后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批判“反共文学”和“西化文学”的同时，相继介绍新文学运动时期的台湾作家，重新出版他们的文学作品。例如李南衡精选张我军、杨云萍、张深切等人重要作品61篇编成《日据下台湾新文学资料选集》,娄子匡于1975年全套影印出版了1923年至1932年作为台湾新文学主要阵地的《台湾民报》。这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虽被戏称为“出土文物”，但它们的重新问世，对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建设和发展影响巨大，成为乡土文学论战中反击“反共文学”和“西化文学”的有力武器。 陈映真先生称赞新文学作家为“先行代抵抗的民族文学家”，给予了他们很高评价，说他们“正面表现了人类至高的尊严”；他们的作品是“具有强烈革新意识和倾向的现实主义”。他提出：“对于台湾先行代民族抵抗作家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无疑地将成为新一代在台湾的中国文艺家最好的教材。承传这一伟大和光荣的传统，发扬而光大之。”（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风水轮流转。1980年以来，随着岛内台独势力的膨胀，叶石涛等人日益抬高“文学台独”调门，力图独霸对“乡土文学”的诠释，抽除日据时期乡土文学作家对中华文化的尊崇和传承并夸大和歪曲他们的“乡土意识”。台独分子把乡土文学改称“本土文学”又偷换成“台湾主体文学”乃至“台湾文化民族主义”。而恢复了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本来面目的“出土文物”，又成为洞穿“文学台独”背祖离宗、分裂祖国的铁证。台独分子对日据时期“去中国化”政策的东施效颦，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其可耻失败的覆辙。 三面旗帜的传承 □周 青 赖和：台湾新文学运动是由张我军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向故乡台湾投下的一封信引发的台湾新旧文学论争。赖和是透过他苦心创作的大量经典性作品和抗日的实际行动影响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因此他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台湾新文学之父”，他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第一面旗帜而被高高树立在这块充满悲情意识的既美丽、又悲哀的土地上。 杨逵：他年轻时就非常崇敬赖和。他那篇用日文创作的处女作《送报夫》被胡风译成中文发表出来一举成名而名扬四海。但他很谦虚，经常向人说他是赖和的学生。他一生坚持反日抗日的精神和光复后反对蒋帮独裁专制的立场强烈地影响了第二代青年。他虽然被捕多次却从不屈服与妥协，所以一直被称为“压不扁的玫瑰花”。他以《牛犁分家》等优异作品反对分裂主义，主张祖国和平统一，他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第二面旗帜。 陈映真：则以《将军族》讴歌了人类纯真的爱情，又以热情洋溢的作品《山路》等，颂扬社会主义者为自己的理念在白色恐怖中正气凛然斗争的高大形象。同时他又有《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等，以犀利的笔锋在与分裂主义者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并在战斗中拥抱了台湾乡土文学的优秀传统而获得了历史的肯定和人民的爱戴，这就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第三面旗帜。 以上三面旗帜反映台了湾新文学运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特点，因此非常宝贵。 仅以此短文纪念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但要高度警惕新的“狼来了”的“毒招”袭击！ 中国文学的复归运动 □刘红林 1977年至1978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是台湾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一翼，它是继承上世纪50年代中期崛起的志在反对新诗虚无、晦涩、西化的新诗论争后，又一次中国文学的复归运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伴随美国的政治护佑及经济援助，台湾社会“西风”渐劲，思想文化上的“西化”现象日益严重。到了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台湾雄霸文坛，现实主义文学则处于受压抑的边缘地位，造成这一时期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基本的民间生存很难为文艺作品所反映，文学与时代、社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 进入70年代，台湾当局在外交上遭到重大挫败——退出联合国，美国、日本相继与之断交，尤其是“钓鱼岛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思运动；加之岛内在经济转型的同时，社会结构变化，造成土地废耕、农村劳动力流失、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社会与民心都感受到深刻的生存危机。这一切必然会对文学提出变革的要求。同时，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也因现代主义的弊端达到了极限而寻求大的突破。 早在1972年，关杰明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再谈中国现代诗：一个身份与焦距共同丧失的例证》。翌年，唐文标分别在《龙族评论专号》《文季》《中外文学》上发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僵毙的现代诗》三篇文章。两人的文章，引发了70年代对现代诗创作路线反省与论战的风向，可以看作是乡土文学论战的先声。 1977年4月，《仙人掌》杂志第1卷第2号推出“乡土与现实”专号，有“乡土文学往何处去”的专论，收录了王拓、银正雄、尉天聪、江汉等人观点不同的讨论乡土文学的文章。其中，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银正雄《坟地哪来的钟声？》、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被公认是为整个“乡土文学论战”揭开了序幕，王拓在文章中指出，乡土文学就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不应该仅包括“以乡村为背景来描写乡村人物的乡村文学，它也是以都市为背景来描写都市人的都市文学”。银正雄和朱西宁的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批判王拓及其他乡土作家的作品。 同年8月17至19日，《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的长文《不谈人性，有何文学？》在《联合报》副刊连载三天，对王拓、尉天聪、陈映真公开点名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响了围剿乡土文学的第一炮。8月20日，余光中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狼来了》一文，企图把一场文学论争引向政治指控，紧接着，当局调动了诸多报刊发表大量文章予以呼应。他们给乡土文学定了几个罪名——“30年代的革命文学”、“文学统战的阴谋”、大陆“工农兵文学”的翻版、追随毛泽东在台湾煽动“阶级斗争”，等等。一时之间被喻为“血滴子”的大帽子把文坛弄得风声鹤唳，弥漫着肃杀的血腥气息。 在如此严峻的政治高压手段之下，乡土文学阵营丝毫没有让步，他们据理力争。1977年9月，王拓在《联合报》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读彭歌〈不谈人性，有何文学〉的感想》，从此台湾文学界开始了激烈的乡土文学论战。10月，陈映真发表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驳斥彭歌的文章，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继而，尉天聪发表了《乡土文学和民族精神》，申明乡土文学是“民族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它“必然地要反对崇洋媚外的买办作风”。这一时期，陈映真、王拓、尉天聪、黄春明、杨青矗等作家除撰写大量文章外，还参加座谈会，勇敢地捍卫乡土文学。 随着论争的深入，乡土文学得到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作家、评论家、学者徐复观、胡秋原、任卓宣、何欣、陈鼓应、侯朝立、王晓波、蒋勋、齐益寿、曾祥铎、王杏庆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参与到论战中来。尤其是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和政界拥有很高威望和重要影响的胡秋原，不仅将其主办的《中华》杂志作为乡土文学派的论战阵地，还接受访谈，整理出《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从理论上深化了乡土文学派的观点。至此，白色恐怖的阴霾渐开。 1978年1月，台湾当局在台北召开“国军文艺大会”，在继续抨击乡土文学的同时，对它也进行了安抚，剑拔弩张的对立局面有所缓解。1978年4月，在尉天聪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中，胡秋原撰写长篇绪言《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学界公认是为这场论战画上了句号。 这场论战清理了1949年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路线，为乡土文学在文坛争得了合法地位。经过论战，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文学得到了复兴，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学，并且推动了台湾文学的全面兴盛和发展。特别是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激扬的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精神，成为70年代时代精神的总标志。在它的带动下，台湾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汇入回归的历史潮流之中。 这场论战虽然早在30年前就结束了，但它所代表的启蒙精神和文学路向影响深远。乡土文学派倡导的民族性、反对西化、反对崇洋媚外等，自始至终贯穿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其大力张扬文学的社会性、写实性、民众性，体现了根源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切现实”取向。特别是乡土文学派在论战中阐述自己的主张时，几乎都会从文学史的背景着眼，把乡土文学放在台湾新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寻求本质上的联系与突破。在论战中建立起来的乡土文学理论，更是传达出走在时代前沿的作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文学诉求，对今天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中国文学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实主义的胜利 □王宗法 时间上溯30年，台湾文坛正处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关键时刻。此前，继尉天聪在《文季》（1973.8.15）刊文批评《家变》后，赴美留学返台的唐文标连珠炮式地发表了一组批判现代诗的文章，引起现代派作家、诗人的激烈反击，至1976年遂转向对乡土文学的批判，一年后又上升为政治围剿。但乡土作家并未被吓倒，纷纷著文、谈话，揭穿政治围剿的险恶用心、阐发乡土文学的独特价值，这就使一帮蓄意借政治杀人的文坛打手不得不偃旗息鼓，而乡土文学则在这场惊涛骇浪迭起的恶战中勃然兴起了。 首先，乡土作家愈战愈勇，尉天聪及时出版了《民族与乡土》，继续为乡土文学呐喊，陈映真则为之作序：《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对政治围剿投以最深的轻蔑。同时，陈映真的《夜行货车》《云》，黄春明的《我爱玛莉》《苹果的滋味》，王祯和的《美人图》《小林来台北》等乡土文学扛鼎之作接踵问世，乡土文学的影响日益扩大。 其次，乡土文学获得了台湾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那几年间的文学奖，官方的除外，其它如吴浊流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获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乡土小说。就连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主办的《中外文学》也开始扭转对西洋文学的偏重，而对赖和、杨逵、吴浊流等前辈乡土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评介。而现代派刊物《现代文学》发表的乡土小说也比过去有了明显增加，如复刊第五期所刊登的钟肇政等作家的乡土小说竟占其一半，许南村（陈映真的化名）的有关乡土文学创作的论文也见于其中。至于此间香港与大陆出版的多种台湾小说选，所选作品也大多属于乡土小说。 其三，乡土文学创作日趋成熟，影响所及，连一些现代派作家也注意吸取乡土文学所遵循的现实主义方法和技巧，创作起了明显变化，如李昂、林怀民即是突出的代表。 其四，随着乡土文学论战的结束，现代主义逐渐式微，而乡土文学则从创作到作家队伍迅速崛起，遂使乡土文学一举取代现代派文学而成为文坛的主潮。无疑，这是当代台湾文坛的一个重大转折：由现代主义走向现实主义。 本来，在大陆五四新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台湾新文学从萌芽、生根到开花、结果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一直奉行现实主义写作路线，因而现实主义乃是乡土文学的灵魂，也是台湾新文学的根本标志。然而，50年代背对现实的“战斗文艺”和60年代走向内心的“现代派文学”相继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潮后，直面现实的乡土文学就被边缘化了。时至70年代，联合国取消台湾席位、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接着，又因钓鱼台岛归属问题引发了一场被海外称作第二次五四运动的保钓运动，对台湾当局和整个社会冲击甚大，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唐文标事件”的发生。由此可见，由乡土文学论战直接导致现代主义的落潮和乡土文学的兴起，实质上乃是台湾文学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现实主义的复兴，因而是现实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其主要成果就是陈映真、黄春明这一代乡土作家所创作的一批震动文坛乃至整个社会的乡土小说。毋庸置疑，台湾从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工商型社会的成功转型，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都异常丰富而深刻，而陈映真、黄春明们以之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乡土小说，就是台湾社会转型的形象记录，从而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段无可替代的宝贵录相。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上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下启新世纪文学的先河，把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创作方法的血脉延续下来、扩展开去，可谓功不可没，值得永远纪念。 原载：《文艺报》2007-07-10 原载：《文艺报》2007-07-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