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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朝代像现在这样重视年龄，如今全国不知有多少单位和行业，把年龄大小作为上下和进出的标准。文学部门呢，是不是也要这样来苛求年龄？ 人类社会由于所从事职业的不同，对年龄各有不同的要求，文学不是体力活，是脑力劳动。目前我国有些青年作者，确也写出了受到他同龄读者欢迎的作品，他们在叙事、抒情和文学语言的使用上，确也创造出一些上代人所不曾掌握的新的语言格式和新的描述方法。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如果看看问题的另一面就会发现：这些目前在国内风行的青春文学，大都是以“我”为中心形象，写个人的喜怒哀乐，个人的感情、感想、感受、感概和个人童年回忆、青春激情等。但我们的写作能够仅仅停留在这些选题上吗？ 文学的主要内容是抒写人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体会加上作者个人情绪和感受的表达，它有三个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美学价值，前两个是社会价值，后一个是自身价值，这说明文学除了给人以美感、愉悦外，还应有社会责任，即帮助和教育读者认识社会，体察人生。比如读了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德》和《小品集》后，就会受到旧俄农奴制度丑恶本质的深刻教育；读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会极大地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制度罪过的认识；列宁亲口承认，他参加革命是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长篇小说《怎么办》的影响。文学作品要被广大读者接受，就要写社会写人生，提高作品质量，让读你作品的人，能从你描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得到他所不曾经历的、未曾想到过的、没有接触过的，对社会和人生本质的认识，为达到这个目的，文学就不能长久停留在写个人的生活和感受上，要投入社会、投入人生，从写个人的生活进到写他人的生活，这就要在观察中认识社会，在体验中认识人生，观察在先，认识在后，通过对社会和人生的观察，摸清人物语言和行动的内在规律，把自己摆进作品里去，推己及人，去想象别人在彼时彼地可能采取的行动和谈出的话，通过联想，设身处地把自己变成别人，把这些推测到的别人的生活，化成为自己的生活，成为自己的记忆，很明显，这个认识社会、体察人生、熟悉他人、表现他人的工作，是提高文学作品质量的必经之路，也是文学取得社会认可，能长久流传下去的必经之路。这种认识社会体察人生的功夫，是每一个人的亲见亲历，别人无法取代，这种亲见亲历就是人的经历和阅历，只有具备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阅历，才能具备深刻的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只有对这一切理解和认识得深刻，才能将它写得深刻，而对人生理解得深与浅与这个作者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长与短有直接关系。作家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份认识和理解，才有一份表达。有不少年轻作者的写作，就是凭着这一两分理解，在作八九分甚至十分的表达，那些没有经历阅历作基础的理解和表达，只好靠推测。认识是在经历和阅历之后产生的，缺少这宝贵的经历阅历，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也会同样缺乏。 年老的作家则不同，他们活在世上的时间长，人生经验丰富，即使曾经被放逐到苦难中，也会把苦难变成提供文学取之不尽素材宝库的乐园，在他们漫长的人生路上，写作题材俯拾即是，因为他所写的是他经历过的，即使去推测，也有他熟悉的生活作基础，他通过作品所表达出来的对人生的看法，以及他所描述的社会和人生现象，由于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和熟悉生活作基础，也就接近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真实达到了，离深刻也就不远了。比如孙犁，他的好文章，大多是老年时代的作品，他影响最大的《亡人逸事》写于1982年，那年他69岁。汪曾祺的好文章，也都是60岁以后写的，他的名篇《受戒》《大淖记事》分别写于62岁和63岁。他们的作品之所以那样接近于生活真实，是因为所有过去年代的记忆和认知，都集中在中老年身上，年岁愈长，生活经历愈多，感受、体察人生和社会的知识愈多，他头脑里所保存的记忆和认知的财富也就愈丰富，并使得他们本身，也成为了社会的财富。 国外最新研究表明：人生虽然无法留住时光的脚步，却有可能让最初的智慧在头脑中长存，认为现在的老年人比以前更聪明了，这些在上代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在许多地方仍然是国家的栋梁。还是冯梦龙说得好：“不可以年少而自恃，不可以年老而自弃”，“早成者未必有成，晚达者未必不达”。 可惜的是：以上这些认识，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共同认识。前些年，北京有位文艺理论家提出了中国作家的五十岁现象，认为中国作家过了50岁以后，就写不出东西来了，他举了好几位因各种原因停笔没再写作品的老作家作为论据，论证了这个论点。这种论调把国内许多老年作家都吓倒了，真的以为自己过了50岁就不行了，就自暴自弃，无奈地停下笔来，现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继续在写小说的，还有几人？ 其实，作家五六十岁正年富力强，各方面都已成熟，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接近完成，正是通过文学把这些认识表达出来的时候，可却受不到重视，至于散布在我国各个报刊担任文学编辑的人，它要求有深厚的对文学稿件的识别能力，更是一份十分专业的技术工作，愈是老编辑，识别能力愈强，更不是一般青年人可以取代，有些编辑本身还是作家，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写作实践，这更可贵，如果他们到了年龄后，也像党政机关干部一样下岗，那才真是人才的浪费！ 如果文学还需要对社会承担责任，还想产生出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像果戈理当年揭露农奴制度的罪恶，像莎士比亚痛斥货币对社会的灾害那样深刻厚实的大作品的话，我国文坛就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党政机关的标准来对待作家的年龄，把所有“艺到精时鬓已丝”的中老年作家都排斥到一边。在这点上，国外做得比我们好，他们很早就打破了年龄框框，外国的作家协会，基本上是老年人协会，他们国家驰骋文坛引领风骚的都是中老年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当年第一奖由法国普吕多姆以散文诗《孤独与深思》获得，他1829年生，获奖那年72岁。1902年第二届获奖作家是德国蒙森，他以散文集《罗马风云》获奖时是75岁。我们还从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人的成就、人的认知、人是否能写作，同人的年龄联系得如此紧密。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