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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审美镜头对准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缓缓扫描的时候，一道巴蜀文化风景线就会清晰地凸现在我们面前。参与构筑这道风景线的作家主要有梁实秋、覃子豪、张秀亚、孟瑶、聂华苓、余光中、琼瑶、虹影等人。他们无疑是一批真正的实力派作家。尽管他们的文学成就犹如春兰秋菊，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奇葩争艳,但对巴山蜀水的动人描写却是他们作品的共同特色，深深的巴蜀情结也在他们的创作中一脉相系。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梁实秋是以散文集《雅舍小品》而闻名的。这部孕育于蜀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不仅“在内蕴上具象地体现了一种中国文化精神”①，而且具有一种典雅简约的独特风格。正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就有不少篇章是描写巴蜀风情的，试看《雅舍》的开篇：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粼粼，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 梁实秋寥寥数笔，便逼真勾画出了抗战时期巴蜀大地随处可见的简陋农舍。尽管这房子“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且夜夜“鼠子骚扰”，“聚蚊成雷”，但避乱至渝的梁实秋仍深深感谢巴蜀大地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栖身之所，并能以一种“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心灵境界来面对现实的苦难。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下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 这是一幅清静优美的巴乡月夜图。战乱的岁月、流亡的生涯，妻儿的离散，虽使这巴乡月夜浸润着孤独，流淌着凄凉和充满了忧伤，但劫后余生的庆幸，清风明月中的文人雅兴，尤其是流亡者对巴山蜀水的感念，无疑又是流淌在这巴乡月夜图中的主导性情感。青山绿水间的巴渝人家和清静优美的巴乡月夜，在梁实秋心中肯定是记忆深深、挥之不去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雅舍》一篇之所以引人神往，不仅在于作者对巴渝风情的绝妙描绘，更在于作者浸润其中的性灵心志尤其是对巴渝山乡的一往情深。 在《雅舍小品》中，梁实秋关于巴蜀风情的描写还见诸于《鸟》、《狗》、《萝卜汤的启示》等篇章之中。这些取材于巴渝大地日常生活的散文小品，既使我们得以管窥梁实秋流亡重庆8年的生活侧面，跟着他一起领悟诸多人生启示，同时又再次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了他那浓浓的巴蜀情结和永远的巴蜀记忆。如《鸟》： 我开始欣赏鸟，是在四川。黎明时，窗外是一片鸟啭，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不是呱呱噪啼的乌鸦，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的是独奏，有时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中唤起。等到旭日高升，市声鼎沸，鸟就沉默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一直等到夜晚，才又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客夜闻此，说不出的酸楚。 这幅巴山鸟鸣图也是令人神往的。除对自然的亲近，对天籁的礼赞以及流亡的孤独和思亲的酸楚外，来自创作主体的巴蜀情结和巴蜀记忆显然也是强烈而深沉的。唯其如此，梁实秋才在篇末这样写道：“自从离开四川以后，不再容易看见那样多型的鸟的跳跃，也不再听到那样悦耳的鸟鸣”。在这貌似平淡的叙述中，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巴蜀之恋是溢于言表的。 与梁实秋以散文工笔细描巴蜀山乡风景、娓娓述说渝州市井风情不同，余光中更多的是用诗歌来咏叹巴蜀江河以及流淌在这江河之中的巴蜀文化。在中国的“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华文诗人中，以祖国江河湖海为吟咏对象而写成的诗歌之多，余光中无疑是首屈一指，而在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江河诗中，又有不少是献给巴蜀江河的。《扬子江船夫曲》是余光中赴台湾前的诗作，在本诗的标题之下，诗人特别标注要“用四川音朗诵”。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扬子江船夫”，实际上就是指川江纤夫。在本诗中，诗人不仅展示了川江纤夫艰辛的生活情景和顽强的生存意志，而且一再咏叹了这川江之上人与自然的搏斗。从而点示了凝聚在川江纤夫身上的巴蜀地域文化精魂，并道出了“扬子江船夫”传递给自己的激昂与震撼。 巴山蜀水自古以来就是一片文化热土，在这里，曾先后活跃着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东坡、陆游等文坛巨星。他们在巴蜀地区的生活，大都与巴蜀江河紧密相连；他们在这里所创作的千古奇文，也尽皆吮吸着巴蜀江河的文化乳汁。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不忘巴山蜀水而又钟情民族文化的余光中，便自然会把巴蜀江河与曾活跃在这里的先贤志士紧紧串连，从而在一曲又一曲悲凉的游子吟中，既倾诉自己对巴山蜀水的相思之情，又涓涓流淌着一种深沉的文化孺慕。在《湘逝》一诗中，余光中拟杜甫死前的独白，把安史之乱给国人带来的苦难，诗人在巴蜀内外的颠沛流离，暮年流落巴楚的贫病凄凉，以及余光中自己的巴蜀记忆与三峡情思均一起牵了出来，于是便有了这样一幅苍凉凄绝的三峡风情图画： 巫山巫峡峭壁那千门/一层峻一层瞿塘的险峻/草堂无主，苔藓侵入屐痕/那四树小松，客中殷勤所手栽/都已高过人顶了？/……/白帝城下捣衣杵棒打着的乡心/悲情隐隐的绕着多堞的山楼/窄峡深峭、鸟喧和猿啼/激起的回音 这些诗句连同《湘逝》全诗，和诗人的《夜读东坡》、《淡水河边吊屈原》、《寻李白》等诗篇一样，既是在追溯历史、遥想古人，又是在面对现实，嗟叹己身。于是，余光中在追忆这些活跃在巴蜀大地的文化名人的同时，也了无痕迹地融入了自己对巴蜀的无限情思。余光中虽生长江南、久居台湾，但他对重庆也有着深深的故乡情结。正因这种情结的存在，所以无论他是在港台还是海外，只要有与巴蜀相关的外部因素稍一刺激，他的巴蜀记忆马上就会活跃起来，并把自己的心理射线投向巴蜀，从而牵引出自己一段不能忘怀的巴蜀生活。《赠斯义佳》一诗就是如此： 第一次骤听你咏叹的低音/鼓荡而深沉，在淡水河畔/将我的乡情摇撼又摇撼/似水的琴音里,你磁性的歌吟/摇船一样摇我回对岸/摇船一样的摇我，摇我回四川/摇回那沃美的盆地啊摇篮/摇回抗战的年代啊抗战/摇醒热血澎湃的从前 这是余光中1959年在台湾第一次听斯义佳歌唱时的心潮汹涌。那么，在20年后重听斯义佳歌唱时，诗人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二十年后又见你在台上/依然低昂，依然颤动着歌嗓/琴音似水，依然是红彩妹妹/依然红豆词、满江红、嘉陵江上 这里的4个“依然”，固然是写斯义佳那“唱不尽的老歌，永远年轻”，然而其所唱“老歌”之所以“永远年轻”，乃是因为它内蕴着思乡怀亲，救亡御侮的基本主题与民族的炽热情愫。听着这种“老歌”，诗人不仅想起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壮怀激烈，自己一家的千里流亡，并从心底深处感念嘉陵江的养育之恩。诗人两次听歌皆身在台湾，其间相隔达20年之久，然而两次都是这样心飞巴蜀、激动不已，这说明了余光中的巴蜀情结是何等的绵长与深沉。 从余光中与巴蜀有关的所有诗歌中可以看出，这类诗作皆有着浓浓的悲情底色，这当然是海峡两岸长达30余年的完全阻隔使然。在写成于1966年的著名诗篇《当我死时》中，余光中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在大洋彼岸时对祖国大陆和巴蜀大地的生死之恋：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流沙河曾说：在台湾众多诗人中，“乡愁主题写得最多又最好的，非余光中莫属”②。这种结论，我以为是准确的。刘登翰在评及余光中时也曾高度概括说：“余光中的整个追求，我们似乎可以用一句诗来概括，这就是‘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作者有关‘母亲中国’的情意都凝结在语言艺术的创造中，所结之‘果’，像‘白玉苦瓜’一样，有较高的永恒美质，但也包含着原有‘苦涩’的意蕴。然而也正是这来自历史与现实的‘苦涩’，才给余光中的诗歌在浪漫的欢乐、幽默的谐趣和峻拔的针砭同时，带来了痛入骨髓的深刻而丰富的生命内涵”③。这段评论，对余光中的乡愁诗和咏史诗可谓是一言中的，借此来点评余光中诗歌中的巴蜀书写，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小说家聂华苓所展示的巴蜀图卷主要在长江三峡。这位与余光中同代的小说名家，在1960年代前后经历了从台湾作家到美华作家的身份变化，并以其创办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室，促进世界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杰出贡献而享有广泛世界声誉，曾于1970年代两次被世界300多位知名作家联名推举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其作品也被译成十几种文字传播于世界各地。尽管聂华苓名动海外，但她的生命之根和情感之根都是深植于长江三峡的，唯其如此，无论是她1960年在台湾写成的《失去的金铃子》，还是1970年代在美国写成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都有着鲜明的三峡印记。其间又以前者为最。《失去的金铃子》鲜明的三峡印记首先表现在对长江三峡风情的生动描绘。只要我们一翻开这部长篇，神奇迷人的长江三峡一下就凸现在我们眼前：奔腾咆哮的长江，状如刀切的石壁，漩涡千转的江面，高挂风帆的木船，在江边匍匐前行的纤夫，崖壁上时隐时现的栈道……这一组组三峡风情镜头，既凸现了长江三峡的雄奇险峻与贫瘠荒凉，又流动着聂华苓久远而亲切的三峡记忆。聂华苓不仅形象逼真地描绘了三峡风情画卷，而且能深入发掘出内蕴其间的地域文化精神： 我一口气跑到山路转弯的地方，可以看见长江了。崖壁临江，崖下的缺口有些小木房子……微茫烟波里，三两只木船由上游流下，船夫在船头两旁摇着桨，唱着调情的小调，夹着粗野的话，对于四周翻滚的白浪视若无睹的样子。船上晾着花布衣服随风招展。而远处，在下游，十几个纤夫拉着纤绳，半裸着身子在陡峭的崖壁上匍匐着前进，身子越弯越低，几乎碰着地面。河里的木船像一把小小的钝刀。吃力地切破白浪，向上驶来……一场多么庄严美丽的挣扎啊！我感动得愣住了。 这是聂华苓通过作品中叙事主人公“苓子”的眼睛拍摄的一幅雨中峡江图，它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苍凉悲壮的美感。峭崖夹江，烟雨茫茫，白浪翻滚，江水咆哮，这正是我们的长江三峡。然而，此画最震撼人心之处乃是作者对三峡文化核心精神的发现与礼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造就的长江三峡，虽令千万匆匆过客叹为观止，但对世代休养生息于斯的三峡人来说，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生活环境。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与山斗、与水斗、与自然威力斗。正是在这种世世代代的斗争中，养成了三峡人不畏艰险、坚忍顽强、吃苦耐劳的生命意志，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尤为艰辛、困苦与悲壮的生存状态。这一切，又都在三峡纤夫身上得到了高度浓缩与集中表现。试想，当他们赤裸着上身，让纤绳深深勒进自己的肉里，手脚并用地匍匐于乱石丛中和峭壁之上，唱着悲壮的峡江号子，拼尽全力拉着木船压过惊涛骇浪而艰难上行的时候，该是何等的悲壮与震撼。聂华苓是深谙三峡的，她不仅在三峡纤夫身上集中展示了三峡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存状态，而且展现了一种从历史纵深处流贯下来的地域文化精神传统。正因为这样，作者借苓子之口所发出的感叹，才是那样震撼人心，并由此把对三峡文化的钻探扎向了其精神内核的纵深层面。 除《失去的金铃子》外，聂华苓的三峡书写还见于她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桑青与桃红》之中。小说的第一部即明确标示为瞿塘峡（1945年7月27日—8月10日），并曾以《瞿塘峡历险记》为名在《长江》杂志1980年1月号上单独刊载。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时空中，作品以“桑青日记”形式展开了对时代悲剧与人生悲剧的描写。桑青随难民沿长江西逃巴蜀，却被困在瞿塘峡口无法进退。循着桑青们的流亡线索，聂华苓再次展开了对长江三峡的深情描写。于是，峡江急流、两岸峭壁、三峡纤夫，连同黄龙滩、鬼门关、滟滪堆等一个个险滩，巴东、巫山、黛溪等一个个古镇和石板街、杂货铺、小茶馆、担担面等一处处小镇风情，都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本书第二、三、四部的描写空间已逸出了长江三峡，但在对抗战时期长江三峡的描绘上，它与《失去的金铃子》仍是作家交相辉映的双星之作。 在无限情思向三峡的同时，聂华苓心中的巴蜀记忆也指向了山城重庆，并突出地表现在她于1984年出版的长篇名作《千山外，水长流》之中。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是歌颂中美两国人民情谊并期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它以死在中国的美国青年维廉•布朗与中国姑娘柳凤莲的遗腹混血儿莲儿到美国探望祖父、祖母为纽带，将历史和现实，中国和美国，重庆与爱荷华，战争与爱情等紧紧链接在一起，既牵引出了爱荷华的发展史和布朗家族的发家史，又牵引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和国成立、反“右”斗争、十年“文革”、“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同时也着重展开了对山城重庆的具象描写。令人惊叹的是，她不仅对整个山城记忆犹新，而且对嘉陵江、沙坪坝、两路口、小龙坎、南山公园乃至于重庆大学校园里的松林坡等具体场域的印象也是那样清楚。如果不是对重庆长相忆念，在一个离开山城近40年的作家笔下，是不可能对重庆做出如此形神兼备的描绘的。 聂华苓小说中的巴蜀书写是广阔的。她不仅描绘了长江三峡和山城重庆，而且还描绘了给她留下美好回忆的巴蜀橘乡。在短篇小说《珊珊，你在哪儿》中，作者借李鑫在台北寻找当年的纯情少女珊珊时的回忆，把自己记忆中那充满牧歌情调的巴蜀橘乡鲜活地展示开来。从而使橘乡风景、巴蜀农家、纯情少女共同组合成一幅令人神往的巴蜀橘乡图画。面对着世风的颓败，作家又怎能不发出“珊珊，你在哪儿”的感叹与呼喊。 从上述可见，梁实秋、余光中和聂华苓作品中对巴蜀自然景观、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描写、咏叹与开掘，无疑是执着而出色的，这种倾心描绘显然与他们深刻的巴蜀记忆和深深的巴蜀情结紧密相关。然而，与从巴山蜀水走向台湾和英国的覃子豪和虹影不同。巴蜀大地并非生养他们的第一故乡。于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便自然摆放到了我们面前，那就是他们心中的巴蜀记忆与巴蜀情结缘何形成，我们又该怎样来看取这些非巴蜀籍作家带给中华文学的巴蜀书写？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洞幽烛微，我们发现，这三位文学名家那执着而出色的巴蜀书写，皆与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地理紧密相关。分别出生于北京、南京和宜昌的梁实秋、余光中和聂华苓，尽管在自然年龄上分属两辈，在文学活动上也分属两代，但在抗战爆发后，他们皆先后千里流亡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并都在这里生活了8年左右。其中梁实秋是以文坛宿将身份出现在重庆，聂华苓与余光中则分别在此度过了自己的中学、大学时期和小学与中学时代。尽管他们或长或幼、经历各异，但抗战时的重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他们的重庆8年，无论是在自己的人生之旅还是在创作之路上都是相当重要的。在来渝之前，梁实秋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文学评论、文学翻译和编办刊物，重庆是他作为散文家的真正起点。到重庆后，他在北碚租了一幢小平房，这里群山环抱，翠竹泛绿，环境清幽，梁实秋便将其取名为“雅舍”。这既远离日机轰炸，又远避市区喧嚣的“雅舍”，正是流亡中的梁实秋难得的读书与写作之地。在这里，梁实秋把自己执教之余的时间大多投入到了忘我的写作之中。凡是给报刊投稿，他皆在文末注明何时写于雅舍。经数十年耕耘，便成就了他后来在台湾出版的《雅舍小品》4集。抗战8年中，梁实秋在重庆尽管参加了不少抗战文化活动，并因自己在《中央日报》副刊上的一篇征稿启事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在时过境迁之后，梁实秋心中最为庆幸的可能只有三件大事，一是抗战终于胜利，中华河山重光。二是在重庆孕育了他后来的《雅舍小品》，并以此奠定了他日后作为台湾散文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三是与妻儿在离散6年后，妻子程季淑竟带着3个孩子，历经重重惊险磨难，终于从北平来到 “雅舍”与他重逢相聚。只要我们了解了梁实秋在重庆8年的生活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他的《雅舍小品》中，为什么会有那么清晰的巴蜀记忆和那么深切的巴蜀情思。 与梁实秋35岁时以文坛名人之姿流亡重庆相较，10岁进川的余光中和13岁来到重庆的聂华苓在当时可以说是不谙世事。但重庆8年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们由少年而青年，并使他们对时局、对巴蜀和对人生都逐渐有了深刻的体验和难忘的记忆。1937年，余光中家乡沦陷后，他始则随母亲流浪于苏皖一带沦陷区；次年，他又随母亲去重庆寻父。在54年后，已64岁的余光中对这次流亡仍记忆犹新：“1938年，抗战次年，母亲带我从上海乘船南下，过台湾海峡、经香港、安南、云南、贵州，去四川会合父亲”④。 8年的重庆生活，培育了余光中视巴蜀为第二故乡的深厚感情。他在诗中写道：我“原非蜀人，在抗战的年代”，“川娃儿我却做过八年”。“在我少年的盆地嘉陵江依旧/日夜在奔流。回声隐隐/犹如四声沉稳的川话/四十年后仍流在我齿唇/四十年后每一次听雨/滂沱在屋后的寿山/那一片声浪仍像在巴山。”⑤巴山蜀水虽非余光中生地，但她却以母亲般温暖的怀抱拥抱了这位千里逃亡而来的金陵少年，并以自己丰足的文化乳汁哺育了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诗人。饮水思源，故土情深，享誉中国“两岸四地”及海外华人社会的这位诗坛巨星，必然会以不倦的歌唱来倾诉他那“深深念一个山国”⑥的赤子之情。 按巴楚相连的地域文化血缘，自称“湖北佬”的聂华苓是与巴山蜀水特别亲近的。她出生在三峡东大门宜昌，1938年随母流亡到三峡中的三斗坪并在此生活1年。1939年到重庆，她在这里度过了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大半时光。可以说，在聂华苓21岁以前，她基本上是生活在巴蜀文化圈之内并与长江三峡尤为亲近。唯其如此，她对长江三峡和巴山蜀水就比梁实秋和余光中更为熟悉，对作为巴蜀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三峡文化和三峡人的生存状态的认识也更加深切。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她由台湾而美国的创作生涯中，为什么总是那样钟情长江三峡，其巴蜀记忆为什么总是那样准确清晰。对此，聂华苓自己也做了说明：“抗战期中我到过三斗坪，那时我才十三岁……没想到多年了那个地方与那儿的人物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使我渴望再到那儿去重新生活。也许就是由于这份渴望，我才提起笔，写下三斗坪的故事吧。在回忆中，我又回到那儿，又和那些人生活一起了。”⑦这是一种何等深切、缠绵的乡思之情，正是这种情感的冲涌激荡，终于形成了聂华苓决意写下《失去的金铃子》那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和写作过程中那滔滔滚滚的情感内驱力。她自己也说：“我感到生命在身子里汹涌着，像一道清泉”，在写作本书时，“我的确有这个感觉”⑧。当《失去的金铃子》1980年在祖国大陆出版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聂华苓又这样表达了游子终于归乡的惊喜激动之情：“我决没想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失去的金铃子》会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很高兴，《失去的金铃子》回到它的故乡了。我惶恐，故乡的读者会怎么想呢？离乡三十年，我已经两鬓斑白。现在，坐在爱荷华窗前，看着河水静静流去，想着国家的沧桑，历史的演变，个人的遭遇——我知道我会不停地写下去。但是，不会再为排除恐惧和寂寞而写了。我要为故乡的亲人而写。”⑨ 和久远丰厚的中国古代文学一样，20世纪中国文学也是由多民族与多地域文学组成的有机整体，并由此构成了它的多元性、丰富性与更加具体、生动的民族风姿。在这里，众多作家的地域文化书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之于吴越文化，许地山之于东南亚，沈从文之于湘西风情，巴金、李劼人等之于巴蜀文化，老舍之于京华风俗、吴组湘之于中原农村，肖军、肖红之于东北大地等，皆是极为成功的典型范例。这种情形在海峡彼岸和海外华文文学中也有生动表现。如林海音笔下的北平市民人生。白先勇笔下来自南京和上海的上层流亡者，於梨华笔下那在“失根”与“寻根”之间苦苦挣扎的台湾留学生等，也皆属作家对特定时空中地域文化的具象书写。梁实秋、余光中、聂华苓对巴蜀记忆的生动展现和对巴蜀风情的深情描绘，既是对自己第二故乡梦牵魂绕的思念之作，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地域文化书写潮流在台湾和海外激起的朵朵浪花。由他们和其他作家所共同构筑的这道巴蜀文化风景线，既将神奇迷人的三峡风吹向了海峡彼岸和大洋那边，让台湾和海外读者得以从中管窥特定时代的巴蜀文化，又进一步加强了台湾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在民族文化表现上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有力提升了它们在文化学上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并从特定角度进一步彰显了20世纪中华文学的民族特色。他们那涌动于心的巴蜀情结，更是台湾作家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对中华文化之向心力与根意识的动人表现。 注释： ①徐静波：《〈雅舍小品〉：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314页，海峡文学出版社1990年。 ②流沙河：《读〈蜀人赠扇记〉》，《余光中诗选》2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③刘登翰：《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余光中诗选〉编后》，《余光中诗选》38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④余光中：《母与子•附记》，《余光中诗选》31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⑤⑥余光中：《蜀人赠扇记》，《余光中诗选》267、26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⑦⑧⑨聂华苓：《失去的金铃子•出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原载：《当代文坛》 2007年第6期 原载：《当代文坛》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