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积满着历史的尘灰，已经发黄，变淡，字迹模糊，显得苍凉，需要好好地整理。遗憾的是，当时香港本土著名的散文作家、散文作品如凤毛麟角，又没有选集、文集之类的东西留存下来。我相信现在想找这类作品来看的人实在不多了。但它毕竟存在过，又是香港文学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是编香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寒山碧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香港艺展局“将于2007年，与香港的大学合作，召开一系列有关香港文学的研讨会，到时香港文学的史料就会逐渐浮现，以期不久的将来能组织力量编写香港文学史”［1］。因此对上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加以梳理研究，应该是必要而且是有意义的。我最近在不同的资料版本上和香港的旧杂志上看了一些这类散文，现把阅读感受写下来。 1917年内地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对香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至1926年，香港的整个思想文化界还没有什么动荡，与大陆“五四”运动前的情况无异。大约在1927年左右，香港才开始有用白话写的新文学，此后几年间是香港新旧文学的交错期，就新文学的出现这一新事物来说，若与大陆相比，足足迟了十年。此时出现的香港新文学（准确点说，这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之一种），成为香港文学的沃土。香港文学就是在香港新文学的基础上慢慢萌生出来的。香港散文作为香港文学的一个门类，也就在这时期里出现。如果我的观点成立的话，所谓20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其出现的历史也就只有十多个年头。“香港散文”这一概念，和香港文学一样，在我的审视标准中有一定的规定性，即是说，不是出现在香港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散文就叫香港散文。它应当由香港本土作家或南迁作家（即从大陆南来而又不再回去的作家，如叶灵凤、许地山、萧红等）所写的散文，才算为香港散文。本文所研究的就是这一类散文。 一 20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作家，写了些什么？他们最关心、涉笔最多的是哪些问题？我拟以时间为序，概括成几个问题加以论述。 % R6 p) ^1 [6 T8 G 香港孤悬海外，英国殖民者自1848年起，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灌输奴化教育方针，但香港作家并没有因此而缩入象牙之塔，冷漠对待现实。他们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时政，密切注视统治者的动向。如华胥的《啼笑皆非》（1936年）抨击统治阶级剥夺人民群众的集会出版结社等的自由，连北平学生追悼死难同学也遭受捕杀。他指斥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想二千年后的黄帝子孙竟能把先王之道发扬光大起来，由剥夺言论的自由演进至剥夺哭的自由”。该文对统治者的倒行逆施的揭露，十分深刻有力。华胥的另一篇文章《吴大帅》（1931年），写这位大帅（吴佩孚）得到南京政府的谅解，可以自由出川了，所到之处，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还到处大讲特讲“三纲五常”、“礼教救国”的高论。作者表面是写他的德威，实际上是在讽刺当时政治的黑暗，时而把它当敌人，时而把他当朋友，是非不明，敌我不分。在《红豆》［2］上写文章的作者也同样关注现实，感应时代脉搏，在时代的暗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郑或的《GYPSY》，写作者假期回粤东C城的所见所闻，他看到了一群从东北来的衣衫褴褛的难民，跪着向路人求乞的情景，反映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有人说，香港是个移民社会，也是个冷漠的社会，作家们有的只是“过客”心态，其实并不尽然。有的作家，不仅关注着社会的动态、时局的发展，还对我们民族的民族性的重造投以满腔的热情。如华胥的《谈无线电播音》（1931年），作者由无线电播音生发开去，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这一先进科技产品作了比较，发达国家日本利用无线电播音向民众灌输知识，以提高国民的素质，而中国则利用来娱乐，或政府用来宣传“听厌了的主义”。作者很关心中华民族性的培养与塑造。 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不合理，是这一时期散文的重要内容。银汉的《在牛后》（1929年）写居住环境的恶劣。他住的房子又窄又黑，梯口还睡着一个人，一不小心就会踩到这位“穷无可归的同胞”。令他尴尬的是，这位被踩的“穷无可归的同胞”反而向他陪不是，这位“同胞”的是非颠倒观念让人苦笑不得。发表在《红豆》上的这类散文特别多，在所有散文中比重最大。干苍的《工资》写一个长工每月的工资只有2元，老板家的一只鸡掉下井去，老板娘还要扣他半个月的工资，这是多么的不公。禁坡的《出殡》写香港和广州有钱人与穷人出殡的两种情景。有钱人出殡的队伍壮大、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穷人则冷落、凄清、悲凉，反映了贫富的悬殊。其余还有真汉的《春水》，李育中发表在《香港工商日报》的《加租逼迁》，犁青发表在《星岛日报》的《爆竹的嘲讽》、《腥味浓重的屠桌》、《炮竹声里的孤单》，黄鲁的《穷巷小品》，陈畸的《随笔二则之一孩子》等等。为什么贫富不均，社会不公成为当时香港作家最为关心，写得最多的热门题材呢？贫富悬殊是当时不容置疑的事实，而当时大多弄笔杆子的知识分子本身也过着贫穷局促的生活，他们接触的大多是下层劳动者，对穷困的生活有切身的体验，这是当时这类题材作品多的原因之一。 如事物的两面，这些弄笔杆子的穷愁潦倒的知识分子，一面揭示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现实，一面又发泄自己“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怨愤，如谢星河发表在《墨花》第五十九期的《在灯光通明的时候》就是典型之作。文中写三个作家晚饭后相约逛街，书店的书吸引着他们，宫殿似的迷人的戏院，也想进去看一看，邻近的小食店飘过来的香喷喷的香味，又让他们垂涎欲滴，但一摸到自己“不争气的口袋”就泄气了。来到十字街头看女人，以求“慰藉一下这些孤骆驼似的生活”，虽然“美丽的美丽，旖旎的旖旎”，但“除了苦恼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作者借逛街所见所感，表现二、三十年代香港知识分子惶惶无着的心绪和穷愁潦倒的生活境遇。这类作品与二十年代初期郁达夫、郭沫若等所写的一些散文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时期的香港散文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不是从社会的角度，而是从人生哲理的角度抒写生命的感悟。禁坡的《季节与人事》（《红豆》）把自然界的四季比喻为人生的四个阶段，以此抒发对人生变化之快和变化之无常的感叹；林英强的《桑果园散步及其它》（《红豆》）表现作者厌恶城市的喧嚣，渴望追求乡野的闲适自由；华胥的《九龙塘边的花市》（《香港工商日报》）表现知识分子爱花、爱生活、爱自然的一种心态；芦荻的《季节与怀乡病》（《红豆》）表达作者怀念乡间的平淡与自在；海长流的《雨中清远》（《红豆》）写游清远太和古洞和飞霞洞的情景，体现出作者对美好河山的向往；思平的《香港山水一瞥》，作者笔下30年代的香港并不特别美，但那时香港的自然风貌和亲切朴素的人文环境则历历在目；林英强的《鹅羽扇及其它》借物抒怀，作者在秋天独自蹑蹀于森萧的林荫道，深感一阵秋气而“悚息”，暗示社会的“秋气”扑面而来又无可奈何。至于夏天，作者借一把鹅毛扇和一壶苦茗躲避酷暑，有一种士大夫的隐逸与清高。 写人性——赞颂美好人性，揭示丑陋人性，是现代作家喜爱吟唱的主题之一，但大陆在30、40年代却由于高唱阶级斗争，批判人性论，已基本上没有人写这类作品了，在香港却仍然是作家的兴奋点之一。如干苍的《晨景》（《红豆》）写作者早上起来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豆棚里摘豆荚，问她摘来干什么，她说送给老师，因为她的老师已经五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而且还准备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吃饭，以为这样就能解决老师的困境，文中的女孩单纯，天真，可爱。黄鲁的《穷巷小品》（《星岛日报》）写补鞋匠生活的艰辛，他整天为人补鞋，而且永远以诚实认真的态度对待补鞋者，文中还写了补鞋匠的幽默感与乐观精神。作者抓住平凡的生活现象，发现人性中美好的东西。《狗》侧重于揭露人性的丑恶，写狗主人的贪婪与残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时香港散文作家所写的虽然仍有上述各种内容的作品，但已大大地减少了，更多的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与抗战有关的作品。这类作品如果要进行归纳的话，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和讽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类是暴露抗日队伍中汉奸的投降主义面目和自己队伍内部的丑态的。前者如叶灵凤的《相思鸟》，写一只相思鸟，习惯性地飞回自己的笼子里觅食的情景，这只鸟实际上是在控诉侵略者的恶行。李育中的《还不是武士的一大耻辱》，文中指出日本侵略者对什么是耻辱、什么不是耻辱的评判标准是颠倒的。杀人不比人凶，杀人不比人快，他们就认为是耻辱的；反之就认为是武士道精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精神。叶灵凤的《摩登半闲堂》，通过谈《痛史》，由历史上的贾似道引伸出摩登贾似道，指出摩登贾似道“自己分明已经是‘人家人’了，却还要充假正经”，但历史是无情的，“今日的摩登贾似道的这一跌……跌入了秦桧洪承畴的堆里，永无翻身之日”，文中对摩登贾似道的卖国行径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郑官哲的《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写作者近年来对墙发生了兴趣，爱看墙，为什么？因为“墙上有弹穴，也有激昂的标语”，就是说，“墙上能把人们的欲望写出来”，也留下了敌人罪恶的证据。作者写的是墙，实际上既表达了抗日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愿望与决心，又控诉了敌人的罪行。 从以上的分析看，20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叙写面相当广泛，而且大多是靠紧现实、贴近生活，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是变动的复杂的现实在作者心灵上的投影。有些虽稍微远离现实，如侣伦的《八月草》、《书的趣味》，黄鲁的《门》，源克平的《父亲是航海家》等，但都并非没有意义，它从另一角度体现散文的价值。阅读抗战爆发后的那批散文，我深深地体会到，香港作家与内地作家一样，都有鲜明的民族立场，积蓄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腔怒火，纸笔之间，无不洋溢着对敌人战而胜之的爱国激情，与同一时期内地作家如茅盾、巴金、刘白羽、何其芳、李广田等所写的散文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是我国抗战文艺中重要的一部分。 二 20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与同一时期的大陆散文相比，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大陆在文学革命的第二年，即1918年，《新青年》及以后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就先后开始发表白话文学作品，《新青年》还在1918年辟《随感录》专栏，即出现了像鲁迅、周作人、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朱自清等这样的散文大家。当时发表的鲁迅的《热风》、《坟》、《华盖集》，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苦茶随笔》、《泽泻集》，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等，都是经典性的杂文、散文作品。而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散文，直至1927年前后才出现。从我所看到的作品看，这时期的香港散文，有部分还显得稚嫩、粗疏，尤其是香港的本土作家，如侣伦、李育中、 辰江、银汉等，文字不流畅，动词搭配不当，常与方言交错在一起，有些半文半白，显得晦涩。不过，整体水平虽不能与同时期的大陆名家相比，但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却不能忽视，有部分优秀篇章并不比大陆作家逊色。大陆作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艺术技巧、表现形式，他们也在运用，而且相当出色。如华胥的《吴大帅》，讽刺笔法相当精熟，整篇文章充满称颂的语言，什么“英雄盖世”、“到处受到官民的热烈欢迎”等等，但骨子里是在冷嘲热讽。文末说“吴大帅的命里是否注定走红运呢？我不是星相大家和算命先生，自然无从知道”。作者反话正说的吊诡，令人寻味无穷。华胥的另一篇《啼笑皆非》，对当权者剥夺民众言论集会自由的抨击，有一种逻辑的张力，文中夹叙夹议层层深入，从剥夺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到剥夺爱国自由到剥夺“哭的自由”，最后与希特勒禁止卓别林的影片的播映联系在一起，指出“也许不久的将来”，连“笑的自由”也将被剥夺。作者知识渊博，善于联想，一气呵成，对统治当局的抨击痛快淋漓。 叶灵凤的《相思鸟》构思十分精巧，写一只被豢养的鸟飞回来寻找主人，但主人的房子已被日本侵略者炸为平地，鸟飞回来了，但已失去了主人，失去了家园，和“流散在祖国地面上的无数的失去了家乡的人”一样。该文表面是写鸟，实际上是谴责日本的侵华战争，意境相通，令人联想，由小见大，顺理成章，凸显控诉的力量。《墙》是一篇很有新意的散文，取材新，立意新。在别人看来，墙只不过是用来遮风挡雨的房子的一面，但在作者笔下，它像一本书，写满了敌人累累罪恶，又写满了爱国民众的抗战激情。作者说“墙是怎样的奇怪”，其“奇怪”，就在于它凝聚着抗战的全部内容。小墙显示大文章，平凡中显示出不平凡。叶灵凤的《摩登半闲堂》回眸历史，古今对比，拿历史上的汉奸与当今的汉奸对比，以古喻今，借古讽今。 发表在《红豆》上的一批散文，其艺术造诣也相当高。如婉平女士的《春》，写人们对春的向往，但“南国的春，却是一团糟，层层叠叠的乌云封闭了整个天空。一线光明也不许流到人间”，“镇日是昏天黑地”。作者迫切地期待“有一场震天动地的大风扫清层层叠叠的乌云，放出阳光毁灭一切腐败的东西，使人类的仇敌，无处藏身”。这是一篇运用象征手法写的散文，文中没有讲到政治气候，也没有涉及社会人生，但那“层层叠叠的乌云”、“凶恶的冬夜”都有所影射。作者借对“春”的描写来抒发心中的块垒，那阳光、那气候的象征都自然天成，不着痕迹。该文与瞿秋白写于1931年的《一种云》有异曲同工之妙。读过瞿秋白这篇杂文的都知道，那一种云、云的成因、雷电都是象征物。干苍的《尘土》，其尘土就是恶劣的生存环境的象征， “我”想走一条舒坦的路，然而终于没有走去，表现出一种敢于与恶劣环境抗争的意志与决心。据作者文末的追述，这是受了屠格涅夫《老妇人》的启示而作的，也是对屠氏另一篇散文《世纪末日》的响应。作品虽有“世纪末”的氛围，却没有“世纪末”的感伤。其象征手法的文化演示已相当圆熟。 舒事性散文，作者很注意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注意抓住人物性格中的典型特征加以刻画。何世明的《忆符佑之先生》就是一例，符先生是一位英籍大学教授，作者写他教学认真，待人诚恳，学问渊博，还着意刻画他的长相、个性、生活趣味、落寞心态等，因而这一形象便深深地印入读者恼中。金明善于写心理散文，写人物心理惟妙惟肖。《夜航船》写“我”乘船由广州去香港途中，遇到一位漂亮的少女，由是引起“我”一连串的心理活动，而少女一直都没有说话。该文抒写细腻，感情真实，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的心扉。林英强的《幽宫怨》也是一篇很别致的心理散文，其最大特色是作者代入女主角的内心，感同身受，情真意切，联想飞扬，笔调幽怨，既有回忆又有被现实触发出来的感情波澜，如怨如诉，委婉动人。商山老人的《红龙》则以比喻见长，爆竹被比喻为“红龙”，放炮仗的热烈情景被形容为红龙“受了卖艺者底锣声所鼓舞而掉尾吐焰”，其纷纷扬扬的炮屑像“红雨染上人间”。落在地下的炮屑则是“天女们在钧天乐的升平中倒下她们的凝脂”。节日放鞭炮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习以为常，但在作者笔下却被做了形象的描绘。散文是很重视比喻的，鲁迅、周作人、梁实秋、钱钟书、梁锡华等散文的比喻比比皆是，本文的比喻却令本来很平凡的事物变得活色生香、趣味盎然。 20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还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门类，那就是散文诗。发表在《红豆》上的散文诗有路易士的《飞去了半个梦》、《忧郁病患者》、《苍蝇赞》、《遗言》，林英强的《幽居的悠闲》、《盛夏》、《翠微湖》、《桑果园散步》、《秋之夜》、《荒村踽步》、《鹅羽扇及其它》，还有黄鲁发表在《国民日报》上的《桥》、《蚂蚁》等。这类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简练优美，富有诗意，题旨含蓄，意境深远。如林英强的《秋之夜》，写秋天的萧杀，“红叶数堆，残枝满径”，勾起了作者的“愁苦”，因而他的书斋也充满了“秋气”。其实他所感触的是社会的“秋气”，人生的“秋气”。黄鲁的《桥》写我正在担心着“人类底沉沦”，要先知为他指引光明，先知要他走过桥的那边，那边就是理想的乐土，于是“我”以最大的毅力走过这条分隔着幸福与痛苦的桥。内容很隐晦，充满神秘色彩，有鲁迅《野草》中《过客》的味道。散文诗在香港作家笔下，艺术空间有新的开拓，如《苍蝇赞》称赞最丑陋的事物——苍蝇，说它的形体美好，“当它散步于玻璃窗上，也有人类的风度呢”。作者称赞苍蝇，是为了讽刺人类，“人类并不比苍蝇高尚些”，“世界是一只粪缸啊”。这篇散文用的是反衬笔法。热衷于写散文诗的主要有路易士、林英强、黄鲁等几位。前两位是诗人，当时已各自出版过诗集。如路易士有《上海飘流曲》，林英强有《蝙蝠屋》，两人的散文诗各有千秋。路易士与黄鲁在白话语言运用方面较为自如熟练，林英强写起来则还有点别扭造作。我国的新文学作家中，鲁迅是最早写散文诗的一个。《野草》写于1924至1926年间，是鲁迅唯一的一部散文诗集，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成就卓著的一部著作。鲁迅之后，新文学作家中写散文诗的犹如凤毛麟角，有成就的几乎没有。香港在20世纪40年代前，能有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水平相当高的散文诗作品出现，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三 20世纪40年代前的香港散文界，与大陆文坛的关系如何？上文已说过，1927年以前，基本上与大陆文坛没有联系，也不受其影响，1927年以后，不仅与大陆文坛关系密切，且深受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一、香港文学青年开始阅读大陆文艺作品，据侣伦的回忆，主要是阅读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创造社作家当时在上海提倡革命文学，很活跃，而且势头很盛。1927年前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都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广州与香港比邻，创造社作家的作品很容易便到了香港，周作人在上海主编的散文刊物《语丝》也发行到了香港。他们便如饥似渴似地阅读，开始感受大陆文坛的氛围，触摸从上海来的贴近现实、紧跟时代的大都市文化的炽热，体味色彩丰富、个性各异、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二、香港的年轻作家们开始向内地（主要是广州和上海）的报刊投稿。他们觉得香港虽然也有刊物，但若能向上海广州的杂志投稿，并被刊用，才可以表示自己的身份，才觉得有面子。侣伦最早的作品便是在叶灵凤在上海编辑的刊物上发表的。1927年辰江的散文《谈皇仁书院》也是寄往上海给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的。其余如路易士、林英强、李育中等都曾向大陆的刊物投过稿。三、这时期就我所阅读过的散文作品看，香港散文所受大陆的影响实在太大。香港的散文与大陆文坛基本上是同步的，它有如大陆文坛的晴雨表，大陆有什么文艺运动，文艺思潮就会在香港作家笔下得到响应。 1928年，大陆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1930年“左联”成立，至1936年“左联”解散，这就是左翼文艺运动，这场运动所宣传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创造革命文学、建立无产阶级社会等观点与主张，都在香港散文中得到反映。《红豆》中写得最多的是阶级对立、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穷人谋生艰辛等内容。这类作品约有十多篇，占《红豆》所有散文的四分之一。香港学者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说，“香港这一时期散文的模拟成分很重”，模拟的是“五四阶段的作品”，“是1919年前后新文学散文开端时那类的作品”［3］。他们的感觉是对的，但并非是摹拟，而是受到了影响，而所受的影响并不是大陆“五四”阶段的思潮与作品，而是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思潮与作品，它与当时强调文学的阶级性，阶级斗争，主张文学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代表人民的呼声等是相一致的。最典型的是署名湘的，发表在1933年香港《南强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文学是时代变化的反映，“将来代替而生存的一切，必然是‘普罗列塔利亚特’的社会，它生长的前夜，也必然的表现普罗列塔利亚特文学的新作风”。它号召“负时代使命的青年们，您要认识阶级的全部。要确立革命文学的意识，要笃信敌人必然的失败，建立革命文学的大纛”，“要到最下层的民间去”，要“宣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死刑”等等。整篇文章的文字与语言，思想与主张，语气与情调与大陆30年代初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时的文字语言，思想主张是一模一样的，与郭抹若、蒋光慈、成仿吾等革命文学家所写的文章如出一辙。 1936年“左联”自动解散，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作家，集聚在抗日的旗帜下，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一口号对香港作家也有影响，雁子写的《文人的言行》，批评了某些人的言行不一，“一忽儿是普罗作家”，“一忽儿是民族主义文学”，作者提出要“统一文艺战线，把一切持笔杆子的人集中到国防旗帜下来”［4］。文中所谈的文人言行虽然是老生常谈了，但当时大陆的普罗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这两个观点完全对立的文学派别，正在开展论争。在爱国作家内部，以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和以鲁迅为代表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在进行着火药味很浓的论争。雁子在1937年3月抗战爆发前写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明显可以看出受大陆文艺论争影响的深深印痕。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浪潮，作家们纷纷从书斋里、亭子间走了出来，上前线或深入民间，或到大后方去。作家们拿起手中的笔，以笔当枪，抗击日本侵略者，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抗战时期，整个国家的主旋律、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这一主旋律、中心任务也深深地影响着香港的散文作家的创作。这时期的香港散文作家，虽然没有个个都写与抗战有关的作品，但大多数作家都选取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这一救亡图存的主题，有的直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的以古讽今，有的通过一只相思鸟，有的借一堵墙等等。上文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有一个鲜明的阅读感受，就是这时期的香港散文几乎与大陆完全同步，大陆的抗战作品一出现，香港便随着有作品问世，而这类作品数量相当多，已经占据了当时香港散文文坛的主流位置，反映社会不公的、抒写知识分子落寞心态的、描写人性的作品便相应地减少。可见香港作家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对祖国的爱的那份感情与大陆作家是一样的。 要研究香港散文的发展历史，20世纪40年代前香港散文的这段历史是很重要的，它是香港散文的萌生期，是香港散文发展的基础，由于这一时期香港散文作品留存下来的不多，有关的资料也不易找到，我所论的不一定全面，只不过作为“试探”而已。 注释： ［1］〔香港〕《文学研究》，2006年第3卷，第30页。 ［2］1933年12月创刊至1936年8月停刊，由香港南国出版社出版。 ［3］郑树森，黄继持，卢玮峦等编：《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第14页。 * g6 R! R- K0 Q% X* }( [* N ［4］《南风》出世号，1937年3月出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