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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是秋尘 秋尘是北美华文文学界一位相当有潜质的作家，一个活得十分精彩的理科才女，不写小说时 名叫陈俊，南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91年在加拿大获得硕士学位 。现为美国旧金山市政交通署信息技术系统开发部主任，工作之余致力于文学创作，已发表长篇 小说三部，中短篇小说几十篇。 陈俊负岌海外、周游各地的飞散人生经历，不仅使其见闻广博，渐渐形成了开放的全球意识 ，同时也注定了“秋尘”必以飞散的姿态和视角，在精神生产领域进行跨文化、跨国界与跨 族裔的思考。这些注入了作家深切热情和忧患意识的思考，使得秋尘的小说能够深入到人类 整体的生存困扰中去寻找精神“出路”。处女作《四君子》的出现，标志着作家“秋尘”的 出世。 秋尘小说具有东方文化的神韵。她努力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佛老思想中发掘合乎人道主 义的内容，并将儒家诗学中温柔敦厚的人生态度融入其中，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西学色 彩浓厚的人文精神作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诠释。而关注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则成为 秋尘写作路向的自觉选择。在琐碎平凡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悲欢离合的描写中，将其对生命的 深刻体悟，通过象征与隐喻、诙谐与反讽等技巧，冷静客观、含蓄蕴藉地表现出来。同时以 人文关怀为主导，在全球化时代里书写并回望“生命原乡”；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思考和传 达对人类“心灵故乡”的渴慕。这两个精神支点既涵盖了爱之深、责之切的警示，又总能显 露出安详愉悦的积极态度，突出体现了秋尘对生活特有的理解方式与认知理念。 二、“生命原乡”的回望 “飞散”（Diaspora）这个古老的词源于几千年前的希腊文，最初是指植物凭借花粉的飞散 和种子的播撒繁衍生息。自《旧约》以后，“飞散”就喻指犹太人流布世界各地的历史命运 。由于这种联系，“飞散”获得了这样的涵义：某个民族的人离开故土家园到异乡生活，却 始终保持着故土文化的特征；而“飞散者”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70 年代后，“飞散”的语义远不止于同家园的联系，飞散者不仅仅是在家园以外生活的人，更 重要的是，能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采取跨民族的视角进行审视，意即与家园情感文化上的联 系是在跨民族的关联中实现的。“飞散”经过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的重构，现今泛指任 何远离自己传统家园的人或人群。30年前diaspora被译成“离散”，但“离散”有离乡背井 的凄凉感，是被动的；而“飞散”更符合diaspora充满崭新生命力的当代涵义，具有主动性 意味。此外，将Chinesediaspora译为“华散”，也恰如其分。几千万生活在海外各国的 华人、华侨以及他们的后代，是与异域种群和文化多方融合而成长起来的新型华族后裔，相 对于内地从未跨出国门的人而言，他们更具有开放性、前瞻性、冒险性、革命性和包容性等 诸种飞散文化精神，从而印证了diaspora生命繁衍的原义。 20世纪，在美国大体形成了三代“华散”作家。第一代有胡适、赵元任、梅光迪、陈衡哲、 闻一多、梁实秋、冰心、徐志摩、林语堂等一批知名人士。这一时期的“华散”对中国的态 度是归依型的。故国回首最终往往转化为归家的渴望，表达的是思归与怀乡之情。40至60年 代，出现了以张爱玲、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华散”作家。 他们都经历了政治变动、国家分裂，从而放逐异乡的命运，因此，他们对故国的情感极其复 杂，大都有一种回首过去的情结，并略带末世贵族的苍凉和飘零异乡的酸楚，深深表达出对 过去永不再来的伤逝之感。8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第三 代“华散”作家应运而生。当下的“飞散”容纳了更多“走出去”和“走进来”的含义，因 此他们的思乡情绪已不同于前述种种。由于飞散者可以频繁出入“家园”，不断在精神、文 化和生活上穿越国界，消解了以往因离开“家园”而产生的浓烈凄凉感，更能以一种跨民族 、跨文化的视野和理性态度审视故国家园。从严歌苓、查建英、严力、秋尘等笔下，更可以 看到这代作家移居后悠然从容的心态。他们用贮满民族记忆、文化泥香的语汇去感应原乡的 繁荣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复兴，强调的是一种自觉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国文字情结寄附，平 和稳健中更见胸怀和情致，对飞散者来说，“家园”就是根、种子或花粉。但飞散者必须根 据“家园”的遗传基因进行变异，从而表达出某种有价值的差异性。 秋尘的第一部长篇《时差》（2004）以一个“华散”之家为隐喻，凸现了飞 散的主题。这部 小说不仅显示了秋尘善于讲故事的才华，引起了大陆评论界的注意，而且也表明了秋尘的文 学感性思维与陈俊的理科逻辑思维一样发达。《时差》描写了一家两代人遭遇美国的故事， 表达了飞散者在世界中发现家园，在家园中寻找世界的种种可能性。因而，读者可以从不同 层面，特别是情感生活层面来理解中国文化是如何在历史发展中获得丰富性特征的。故事发 端于唐家举行家宴，祝贺唐子泰去美国。也就从这天起，唐家每个人的悲欢离合、恩恩怨怨 都与美国纠结在一起。小说呈五瓣梅花状的艺术结构，由母亲夏文燕的行止串联起五组人物 故事，每组故事又相互交叠，即唐家长子唐子泰、红英夫妇；次子唐子恒、盛静夫妇；三子 唐子嵩与女友季小梅；女儿唐子华和丈夫俞枫；母亲夏文燕和父亲唐盛昌。 唐子泰初到美国就发展得很好，可自从母亲介入他们的生活后，中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婆 媳是天敌”理论，便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翻译出新义。夏文燕刚进门就嫌儿媳红英不热情， 又觉得子泰陌生，并且认为他们衣食住行太奢侈，接下来还吃不惯美国饭，看不惯同性恋， 由于和儿媳在如何养育孩子上的一场大较量，一气之下去了子华那里。子华的男友利用子华 来到美国就抛弃了她，更糟糕的是怀有身孕的子华把孩子生了下来。为了孩子，子华低三下 四哀求她的情敌放了自己的男人，但却一无所获。子华最终把灵魂交给了教堂，上帝帮她平 复心灵创伤才得以与一直倾慕她的俞枫结婚。而子嵩始终心系养母古梅，即使刚到美国生活 再艰难，仍寄钱给养母；后来炒股发达，还找到养母失散多年的女儿即女友季小梅。最富戏 剧性的是子恒与盛静夫妇到美后的恩怨悲欢。盛静从小因父亲入狱失踪、母亲精神失常，感 到没有尊严和希望，来到美国就是为了摆脱阴影发泄仇恨。她不择手段以寻找尊严作为商业 间谍插足子泰的感情生活，致使其离婚又破产；同时忽视了子恒的情感，同性恋者乘机诱惑 子恒，致使子恒死于爱滋病。《时差》中人物原有的生活被切断，故国家园的往昔已渐行渐 远，从美国到中国的文化“时差”造成现实与梦想的交织或冲突，自我错位的思绪逐渐深化 为富有哲学意味的情感主题。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出发点》一书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 的喻说，将文化问题放在超越的范畴内。”《时差》超越单一性身份和单一性视角，传达出 一种超越的文化逻辑，那是一种与世界衔接才能产生健全的民族概念的艺术企图。 小说首尾圆合，结局是重回唐家的聚会。但经过中美时差的反复颠倒，这次聚会与开场那次 已大异其调。子泰与红英和好，回国重新安家；子嵩和季小梅结婚，这是此次聚会的原由； 夏文燕回国后决定留下；子华俞枫回来仅仅是为恭贺子嵩结婚，如今的子华仿佛是个带根旅 行的植物，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繁衍出新的枝叶。唐家聚会时，盛静正将子恒的骨灰撒进长 江。对于中国与美国社会文化时差调整状态的不同，导致唐家每个人迥异的命运结局。但从 思维概念上，唐家的人都超越了纯粹中国文化而形成一种混同文化，“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 ，生活在所居住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是他们对其它时空依然残存着集体的记忆，在想象中 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宿，创造出‘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y）” ［2］。唐家的人已身不由己组成了这样一个“想象的社群”。唐家飞散者们离开家 园，纷 纷在新环境中繁衍了各自的文化新芽与思维方式，其命运也都因此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飞散 者是离家者，但离家者并非无家可归。当代语义下的飞散体现着超越的逻辑，以跨民族的气 度看待民族文化，以翻译的艺术繁衍家园，尽管仍携带历史负面的阴影，但却肯定生命的繁 衍。无论“异域”文化带来怎样的问题和挑战，飞散归根结底是肯定“异域”文化价值的。 接受“异域”才能够跨越边界，进而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都是异域的。人类的丰富性正 在于个体的差异性，生命因差异而多彩，因关联而丰富。归根结底，飞散是生命繁衍的形式 。 秋尘的第二部长篇《九味归一》（2004）以纪运强从大陆到美国所经历的三次惊心动魄的爱 情为主线，叙述了他与叶雨桃、何柔、杰西卡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生死爱情。诬陷过纪运强的 叶雨桃，醒悟后的愧疚让她与纪运强一夜情后自杀。杰西卡曾与纪运强坠入情网，破坏纪运 强与何柔的婚姻，致使其解体，但为解救何柔又献出了生命。纪运强与何柔历经种种磨难后 ，终于破镜重圆，回到祖国。秋尘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中，试图发掘人性的本真， 以清雅敦厚的儒家文化精神，建构一种飞散的思想向度和理性主题，形成一种集体记忆的文 化行为，抵抗失根的物质文明侵袭。在全球化多元环境下，仍保持着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的意 义和功能，以达到人性美好的终极人文关怀。小说如泣如诉，现实和梦境交织冲突，弥漫着 自我错位的思绪。作家的叙述，常常将几种相互矛盾的历史和文化力量同时呈现。这里的“ 飞散”淡漠了异乡漂泊的悲凉，增添了海外华人在家园以外幸福生活而又割不断与家园文化 精神种种联系这层意蕴。秋尘小说虽以母语创作，但并非承传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传统， 而是着力于展示本民族家园文化特征的同时，更钟情于以跨国族身份和超地域文化形态重构 一个新的文化家园。相对于西方主流文化，这种飞散形成的力量仍处弱势，但是，飞散群体 的文化实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飞散式叙述，影响日益增强。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将西 方当代国家描绘成这样一个空间：在这里，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不是在中心而是在边缘出现 ，而边缘由文化和政治性飞散群体组成。在社会和文化实践中，飞散者不能向同化的压力屈 服，不能因为别人认为他的文化太“异域”就放弃自己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他的家园文 化只有参与跨民族实践，才能实现他的故国文化的可译性，使其在飞散中繁衍。一旦他进入 文化飞散状况，就不能从一个文化出发点，而是从几种文化混合的出发点重新创造“家园” 。本雅明所说的“更丰富的语言”、巴巴指出的混合文化出发点、克利弗德提到的“混合概 念”，都是在描述文化翻译或跨民族文化实践的飞散特性。齐泽克更认为如今的全球化正如 ：“哈特和耐格里描述了这个帝国是一个堪与罗马帝国相比的超国家的存在，生存在里面的 是建立在飞散的认同之上的杂交的大众。”［3］ 故国回首虽然也是秋尘等“华散”作家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但已不同于前两代“华散”的乡 愁，而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审视家园的知性情怀。由于故国家园政治文化结构的种种巨大变化 ，左右了这代作家自身的文化选择。秋尘在其随笔《深夜里回乡的小路》中写道：“写作， 你是我回乡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正是基于这种以写作“回家”的精神方式，秋尘在描 写故国题材的时候，总是显出一种冷静的忧伤，虽然缺乏悲剧性力量，却是纯然反省式的， 以冷眼审视达致批判的效果。《美人泪》、《今宵有梦》、《少年悸》等小说中无不呈现出 这种特质。秋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的文革时期，因此作者不断通过怀旧的方式进 行文革叙述，回望生命的原乡。她笔下的文革成为带着朦胧记忆的美好和特定时代的印记， 无论多么血腥和残暴，她的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显示出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成为遥 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的存在，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如《甘草天》、《戈壁清泉》 、《四君子》和《一支钢笔》，都具有类似于“诗教”的那份节制与内敛，表现出对美好人 性的执拗确信和坚守。 三、“心灵故乡”的渴慕 台湾旅美作家王鼎钧曾说：“原乡，此身迟早终须离开，心灵的故乡此生终须拥有。”秋尘 小说就表现出这种对人类“心灵原乡”的精神渴慕。她的主人公多为华人，他们身上一方面 表现出自身的民族性，即原乡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人类生存状况的普遍性，即世界性。这 些华人的经历实际上象征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人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谁？活着为什么 ？秋尘在对这等问题的思考中，深入探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力图重操乡音、寻找家门，以 期实现人类最终的“诗意栖居”。第三代美国“华散”作家处在民族传统和当代美国文明两 种文化冲突的前沿，内心承受着来自这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他们无法走出民族传统， 渴望守住本民族特质即传统的根；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社会现实，即如何在多种族融汇的美国 找准自身的位置。因为美国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乐土，秋尘在以美籍华人为主要观照 对象的形而上思考中，表现出深切的人文焦灼意识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2005年，秋尘在《钟山》发表的第三部长篇《酒和雪茄》，真切描摹了当代华人在美国的生 活。小说以作者在美国的工作生活为蓝本，描写了美国经济生活中各色人等的相互倾扎，以 及个人情感、生活态度的种种状貌，通过几个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解析了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下的人对待事业、爱情、婚姻的不同态度，展示出一幅美国当代众生相。主人公凌丹 是个华裔白领，她所在的机构员工来自五大洲，老板内森是英裔白人，他貌似随和实则奸诈 ，利用所有人以达到步步高升的目的。他没有兄弟亲情，抛弃所有真正爱他的女人，并将婚 姻当作赢得前程的筹码，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显示出人性的背光和伪善。而凌丹之所以 能主持并出色完成911重大项目，其实象征着一种文化融合的成功。这主要源于她东方儒家 的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宽容隐忍自强的中庸式性格，也源于她有一个能使其东方个性在 西方竞争社会里充分施展的空间。这种空间的提供，使得东方的文化更能够团结各种力量， 彰显出重大局、弃小节、重责任、轻人情的大气和弹性。作者借助凌丹之口，提出一个超文 化的人类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难处？……人和人的最佳距离到底该多近，又该 多远？”人作为一种群类，在文化的层面上有其根本的人性缺憾。这种缺憾，不仅表现在爱 情、婚姻和家庭中，也体现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上。无论肤色、国籍、文化背景如何，这种缺 憾皆植根其中，无法超越，此为人类之盲点（小说曾命名《盲点》）。人作为一个个体，有 其盲点；族裔作为一个群体，有其群体盲点；人类，作为一个种群，也有其盲点。 质疑人与人之间的“盲点”不能不说是作者对人类的一种特别关注与关怀。飞散的结果是什 么？是植根；植根后的结果是什么？是繁衍，可持续的繁衍；繁衍的结果又是什么？当然不 是霸权，而应该是优化式的融合与升华。秋尘关心人们习焉不察的“盲点”，方凸显其小说 的立体和深度，力争在全球现代化、一体化进程中避免人类过度的物化、异化，重拾道德情 怀和人性尊严。新作《天堂之爱》用倒叙方式讲述了弗兰克如何成长为美国经济界精英，可 经历了二十年的事业辉煌之后，出人意料地遭遇裁员。小说叙述了弗兰克与“华散”同事“ 我”、美籍菲律宾人毛瑞、非洲加纳的移民乌娜远近不同和表里不一的关系。人都是有欲望 的，小说中的基督教徒弗兰克的欲望就是在人间能过上天堂般的日子。弗兰克一面无限友善 地传教，一面却难以摆脱种族歧视的霸权习气和实用主义的等级观念。他喜欢吃韩食，是因 其便宜干净；对经理“我”耐心施教，为的是“积德”，以便实现自己的欲望目标；可对下 属他却随意剥夺其人权和尊严，完全丧失了一个教徒的神圣“责任”。小说以反讽手法表现 出天堂之爱的虚假性和功利性，揭示了西方文明中以价值为绝对主导的社会形态。至于种族 平等、信仰追求和博爱自由，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的点缀和粉饰。于是，秋尘发现无论是东方 或西方，各有自身愈缠愈紧的死结。以个人来说，心结更多。理想失落、文化荒芜、种族冲 突，整个人际关系的脆弱、虚伪以至虚无，无不在摧残着人类生存的斗志和勇气。 迁徙的族裔都必须面对双重文化的难题，因为其母体文化基因的潜在作用使他们在异质文化 语境中，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 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形成文化间的疏离、审视和认同的艰难过程。因此，秋尘对 美国“华散”采取客观的态度，既有同情，又有反讽，并不把飞散的华人浪漫化，更不把他 们妖魔化，而是揭示华人在飞散状态下存在的问题。这样反而坚持和深化了飞散视角：既抵 制了文化上的同化，同时又以跨民族的眼光和文化翻译的方式进行新的文化实验和实践，表 现了飞散视角的双重特征。其实，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及“诺亚方舟”的故事里， 人类就开始了漫长的漂移流徙历史。秋尘小说以美国为中心观察点，意欲书写整个人类社会 漂泊流徙的历史，使人们从审视国家和民族原有观念的角度，重新发现自己。她不仅思考“ 华散”群体如何保存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特征，而且每每以飞散视角打量美国的跨民族翻译进 程，并审视美国的移民生活。美国坚守民族文化核心的同时，宽容地接纳外来文化的杂糅融 合，形成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格局。《无望之门》聚焦于美国某公司大楼 的“大门”：如果开着大门不断丢东西；不开大门影响业务。这是一个隐喻，开、关大门各 有利弊得失，最后还是选择开大门。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跨民族跨文化的前提下 ，怎样才能做到有容乃大，不断接受新事物、新身份。这样做的结果带来了“美国人”和美 国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就移民本身来说，他们从生命的原乡飞散到陌生的异乡，最初的乡愁 不可避免，但随着根植的深入，异乡终究会演变成另一个温暖的“原乡”。 秋尘善于在点滴的生活感触与日常经验中，表露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对人类精神家园的不倦追 求。家园的中心不仅仅是围绕生活场所所弥漫出来的气氛、心情，更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理 念和精神。为了唤回人们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她把现实世界变成富有文化意味的精神家园， 将生命原乡的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高端的心灵故乡，升华为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文化想象， 一种生命图腾，以宁静致远破除人生层层障碍，借淡泊明净涤荡滚滚红尘，并时时为生命中 无所不在的豁达仁厚所感动。曾获美国《侨报》五大道文学奖小说类第一名的《老波特的新 车》，表面看是一个幽默的故事，但深层结构叙述的则是一种智慧的人生、快乐的人生。老 波特无论开着旧式的老福特，还是驾着又买的二手新款福特，都始终其乐陶陶。因为他追求 一种平常踏实的快乐人生。老波特这种智慧、快乐的人生选择，实质上就是作者秋尘的人生 选择和精神诉求。由此，小说赢得了哈金、严歌苓等评委的高度评价。 在飞散视野的环视里，秋尘进行着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的语际书写，对以往的海外华文 文学母题既有所承继，又有所超越。其主要精神支点是对“生命原乡”的回望与对“心灵故 乡”的渴慕。 海外华文作家拥有“中国文学传统”和居住国“本土文学传统”。这双重文学传统既是他们 避免成为“单面人”的独特优势，也是他们能够获得全球化开放视野的前提。在世界文化多 元化的后现代语境中，海外“华散”作家既坚守民族文化传统以求自身不断发展，这是他们 对中华文化身份和价值意义的情感认同；同时还试图与居居国主流文化建立起对话、互渗、 公平的新型关系，并企望进入主流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语义层面上，我们期待秋尘能够创作 出更多优秀作品，继续书写自己绚烂的汉字人生。 注释： ［1］张清华：《天堂的哀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2］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斯拉沃热•齐泽克：《哈特和耐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载于《 反马克思主义》（美刊），2001年第13卷第3、4期合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