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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读《债主》。 阅读已被央视春晚旭日阳刚的《春天里》定调：“假如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将我埋葬在，那春天里。”我的心一下子被现实穿透，灌满30年改革奋斗的沧桑。而“春天的故事”依旧，年复一年，恐怕至死我们都会在“春天里”，也就是此生注定要活在“奋斗”里了。沧桑的春天现实的心。 同样是农民工的沧桑背景，小说《债主》没有“春天里”这样的隐喻，打工路上，他们遭遇到连绵不断的“债”。“春天”的现实性通过隐喻显现，而“债”直接地就是现实的，但同样“关”心。 在当代生活中，“债”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现实社会关系。良性的债务关系是市场社会契约关系的具体表现，由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欠”到“还”，表明着经济生活由不平衡到趋于平衡的运动，而由于“欠”的淤积滞阻，也会导致债务危机。然而小说《债主》所叙之“债事”和“债”，却远远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债”字来了事。由于当代市场经济中某些链条的脱节，拖欠农民工的薪酬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小说主人公张大逵作为某市劳动监督支队的小小科长，联合志同道合的建委副处长孔文明和报社新闻部主笔王文杰，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是运用法律、行政、媒体舆论等现代手段来为千千万万的农民工“讨薪”，也因此被作者称之为“债主”。其实这三位有责任感的干部谁的“债”也不“欠”，他们自觉地搅进这“债务”乱局，承受了时代之重和人心之痛、民情之危，显示了某种“主人公”责任心姿态。拖欠农民工的薪酬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债”的实质是违背和破坏了当代最可贵的契约原则和精神，因此这“债”完全不是正常的债务，而是危及生存和违犯道德的阳光下的恶行。作者并没有将农民工及其被欠薪作为主要叙写对象，而在一种法制的层面上，在现代社会的保障机制里，从“官场”的职责实现的角力中，写出“讨薪”的艰辛和曲折，以及以民为本、为民执政的决心。但读者都明白，这部小说的全部感情基础，都来自一个“债”字，30年来，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的住房和道路，以及我们每家每户的“装修”，不断地旧貌换新颜，扪心自问，我们都欠了农民工的“良心债”，一个令我们心神不安的伦理情。旭日阳刚为什么上春晚？《春天里》为什么染上了农民工的沧桑就大红起来？《债主》为什么具有读者市场而值得称赞？这乃是一个时代众生心理的隐秘。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仁者，要建设一个和谐的仁爱社会，这样的隐秘已不用多说，建设好我们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现实心”已足够。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推荐和称赞《债主》，这是部有心的小说，它有的是一种现实心。我们要称赞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真实的当代行政——法制生活图景，提供了当代权力生活网络下的农民工的生存不易和基层维权干部的汗水和泪水。现代性的行政——法制——权力图景的展示令我们既熟悉又惊讶，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建构已今非昔比，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改革和解决我们的“债”。几十年来，我们对“五四”以来“问题小说”的优良传统贬低有余而尊敬不够，有“问题”的小说，其实就是有现实心的小说。如果我们的文学只以自身为目的，只有“审美”和所谓的“超越”，那么这样的文坛不要也没什么。在此，《债主》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小说，它不要象征和隐喻。但它是具有真正的隐喻性的，那就是读这部小说，在这个迷茫世界的“春天里”，令我们的良心隐隐作痛的正是一个“债”字。它甚至根本不是什么西方话语的模仿语境下的现实主义，而就是自诗经、楚辞、杜甫、白居易以来，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感时忧国忧民忧世之情，发愤为文，激活了我们一颗活在世俗民生中的现实心。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