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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的小说《江河湖》是以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显然报告文学《梦之坝》的写作让他全面进入到三峡工程这一重大事件之中，他触摸历史，问询真相，更重要的是，他要去体验在这一事件中涉及到的各类人物的思想和情感。而这种体验是无法在报告文学中完成的，因此从接触三峡工程起，就注定了刘继明还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刘继明是一位关注社会变革和民族前途的作家，这同样也注定了即使他写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也不会拘泥于写纯粹个人化的情感波澜。刘继明也是一位看重作品思想性的作家，这就注定了《江河湖》并不以塑造具有独特性的人物为重，而是以提出独有创见的思想取胜。《江河湖》的思想价值恰是最值得我们讨论的内容。 《江河湖》的思想主题是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小说围绕着现代中国的水利建设而展开，塑造了一批投身中国水利事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的命运浮沉去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能否有所作为等许多重大的问题。知识分子一直是缠绕在作家心头的一个情结，也是我们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所绕不过去的关节。这些年也出版了不少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使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这些小说中，讨论得最多的是关于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自古以来始终困扰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把传统的文人也看做是中国化的知识分子的话)的问题。今天我们似乎在这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普遍感到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争取到自己的独立位置，确立起独立精神，才能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少作家在这方面有着切身的体验，他们曾经吃过苦头，受过打击，更能体会独立的珍贵。这些小说或者写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精神后的可悲，或者写知识分子为争取独立的壮烈，总之是从不同侧面在为独立而鼓与呼。 但刘继明发现，单纯强调独立精神，还不能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社会担当的全部问题。刘继明在这部小说中设计了沈福天与甄垠年之间纠缠了一生也未能了结的恩怨和矛盾，这种设计颇有深意，用刘继明的话说，“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密码”。那么，我们是否能破解他们的精神密码呢？这两个人物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在很多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的小说中，我们频频与他们相遇，但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比如，沈福天式的人物有时会成为一个呕心沥血的英雄，有时又会成为一个依附于政治的懦弱者；倒是甄垠年往往被当做一位能够坚守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人物，得到作家们的普遍认同。当然，刘继明同样非常尊敬甄垠年，问题在于，是否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甄垠年似的人物，是否惟有这样，知识分子才有希望。刘继明在《江河湖》中则是要告诉人们，沈福天与甄垠年尽管在三峡工程上观点完全对立，但事实上他们在三峡工程建设上各自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刘继明第一次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语境中的多重功能和多种身份，我们既需要甄垠年这样的以对抗和批判的姿态去处理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也需要沈福天这样的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去处理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我们对甄垠年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非常熟悉了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对沈福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缺乏真正的了解，也只有刘继明第一次公正地进入到沈福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功能性的角度肯定了他们为实现知识分子理想而付出的努力。 也许可以说，甄垠年和沈福天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两种基本类型，他们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共同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担当。从精神谱系上分析，甄垠年来源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作家们对这类知识分子的文学阐释已相当充分了。至于沈福天，我以为他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遗产。 刘继明非常准确地表现了沈福天与政治的关系。沈福天的目的并不在政治，而在水利，从民国时代到新中国，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沈福天心中的三峡水利建设的愿望并没有变化，有一个细节非常形象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在内战期间，无所事事的沈福天每天仍在翻阅已经存档的三峡工程勘测资料，他妻子笑他是将废纸当宝贝，他回答说，仗总不能永远打下去，不管谁胜谁负，国家将来还是要搞建设的。也正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为新中国抢救下来了这批宝贵的水利资料。这批资料在半个世纪后开工的三峡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沈福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始终把自己所做的水利事业当成是“能真正造福于民”的事业。在这一点上，沈福天与甄垠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也就是说，甄垠年的一切批判都是以能否造福于民为出发点的，他强烈反对三峡工程，是担心三峡工程会带来生态恶化，遗害于民。甄垠年和沈福天分别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重性格，只有当他们合为一体时，才能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发挥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缺乏其中的一种性格都会变得不完全，就无法完成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甄垠年一直反对三峡工程，是否对于三峡工程来说他起了阻拦的负面作用呢？但是沈福天告诉甄垠年：“对你提出的每一条反对意见思考得最多、最认真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这个被你竭力反对的人。”也就是说，在沈福天的方案里充分吸收了反对者的意见。这才是事情的真相，只有当沈福天和甄垠年的功能互补时，才能提供一个最完善的三峡工程蓝图。 我们不妨将三峡工程看成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寓意，因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功能就体现在沈福天和甄垠年这两类知识分子的对立统一中。但这一真相始终被遮蔽着，人们始终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对待这两类知识分子，一方是天使，另一方就只能是魔鬼，更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本身也陷入到这种对立思维模式中，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自身的内耗。但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的性格对立只有掺入了政治和利益的成分时才会造成知识分子的内耗，因此刘继明设计了甄垠年最后出走的情节。他不辞而别，只身来到了三峡江边上的水文站，要将水文站变成一个水质监测站，继续着他的批判和监督的社会功能。甄垠年的出走其实就是走出政治利益的圈子，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实践。不能不说，这是刘继明最有思想力度的一笔，我愿意把这看成是刘继明所设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第三种途径：走向民间，以民间为舞台。 可惜的是，小说中的沈福天与甄垠年最终与对话失之交臂。沈福天参加完三峡大坝开工典礼后，曾计划去榔树坪的水文站见见出走的甄垠年，但当他听说路很难走时，就放弃了。这个情节同样可以看做是一个寓意：我们还没有为中国知识分子相互间的对话修建起畅通的道路。 让我感动的是，刘继明在写《江河湖》时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其中，他把写作本身看成了是在行使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他一边写作，一边参与到了沈福天与甄垠年的争执之中，因此他的叙述才显得如此的思想饱满。刘继明的这一点无疑是直接承继了“五四”文学传统的。“五四”文学传统从根本上说就是强调文学的精神担当。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强烈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政治情怀。刘继明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似乎也经历过一段自我放逐的过程，但他后来无疑坚定了追随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信念，于是他以强烈的政治情怀去关注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底层写作的实践上和理论探讨上突出表现了他的这一信念。我以为，在刘继明身上能够找到沈福天和甄垠年两类知识分子的不同性格，刘继明能够让两类知识分子的对话在他的思想内部展开，因此他才能够比较精准地把握沈福天和甄垠年两个不同类型、不同命运的知识分子形象。刘继明在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时，也是在反思中国文学的命运。他在小说中通过老卢、叶小帅、梅雨等人物的描写表达了他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和批评，但他同时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否则他不会在小说中一再提及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并向经典表示致敬；他也不会让沈福天的女儿、新一代知识分子沈如月最终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因此，《江河湖》也是刘继明表达文学信念的一部作品，他要向人们证明，文学写作是能够也是应该完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的。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