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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百年风云的现当代华文(汉语)新诗,作为一个 文学系统,是开放的、现代的。无论是诗人们的主体精神 建构,还是新诗的审美艺术形态的不断嬗变,都明显的与 传统诗歌(指旧体诗词)有着巨大的差异。盖其源在于华 文新诗从呱呱坠地伊始,便受到现代西方诗歌艺术和哲 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应该说,华文新诗并非封闭式的自我 再造系统,而是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相互碰撞交融的产 物。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华文诗歌写作一路风雨一路奔 腾一路歌,可谓是纷呈异彩,一个个团体、一批批刊物、一 种种现象、一股股思潮、一群群诗人……,汇合成气象万 千的诗歌激流,拍打和冲击着曾经沧海、孕育了悠久文化 传统的堤岸,以未尝有过的躁动感与生命力,演绎和展览 着自己的发展历程。面对这些,有人兴奋莫名,为之摇旗 鼓舌;有人则惊诧异常,为之牢骚抱怨。那么,当代汉语诗 歌怎么样了,它将会何去何从?我们为何需要诗歌?诗人 何为?等等,人们对此禁不住加以发问。作为一个流浪的 诗歌写作实践者,置身其中,难以回避的是风情万种的新 诗潮所带来的冲袭。于是,本人常常以一个读者甚或是旁 观者的心态,来调整自己的视点和角度,静观默想地审视 当下华文新诗的现状。尤其是当文学(诗歌)被推向边缘 化的文化空间时,可能会被或然的文化现实所淹没,因 此,思考与创造将变得更为主动和必要,而探讨本身似乎 却变得愈加艰辛和无奈。 问题思考之一: 个体写作与文本建构 华文新诗在全球化语境下,正卷入文化漩涡之中,或 者说陷入一种诗学的迷惘和哲学的晕眩,无论从话语方 式、精神空间或价值观念的取向,还是从诗歌自身的命运 来加以观察,诗歌正被推向边缘化的腹地,当然,这未必 是坏事,诗歌边缘化是对其他文化元素和形态的渗入和 互为整合。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这 是所有写诗族在写作中需要思考和重新调整及选择的另 种挑战。诗人在审视时代的同时,应该重新审视自己。诗 歌的写作和解读也是如此,过去我们要么学着西方的舞 步,要么学着苏联的舞步,如今又兜着当代西方的迪斯科 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令人产生疑虑和困惑。当然,笔 者并非反对向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是想表明华文新诗应 如何凸显自己的特色,以免于重蹈覆辙而陷入摆脱母语 和自身文化内涵的窘境。如是说来,对于制造精神产品的 生产者——诗人,作为个体,必须依据个人经验或个人无 意识,并在个人想象力中从事诗歌生产,从而确定自身的 存在、价值乃至展示内外两重世界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当 社会边缘化生活为文学提供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所承载的精神和审美的信息,潜藏着丰富 的价值和更为惊心动魂的呈现等待我们加以发掘。毕竟 的,个体写作与集体写作所流露出来的个性是迥然不同 的。当个性化流苏的泉眼一旦洞开畅通,成为表现集体经 验和集体无意识以及个人想象力的途径或个人方式时, 方能在文字的无限包容性与表述方式等方面,逐渐延伸 思维方式与文字感知的触角。因为个体经验和个体写作 的话语主体是属于真实而平常的个体的人。因此,如何在 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观念上对历史的、时代的、 当下的进行锐利的突入和展开,既深入当代,又面向现 实,让精神与美的旗帜不断飘扬,这是个体与文本之间能 否建立一种彼此对话或呼应的必然关系之关键。诗评家 陈超在《深入当代》一文中说过:“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 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 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对当 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美国自 白派大师罗伯特·罗威尔正是在接触垮掉派鼻祖艾伦·金 斯堡的作品之后,关注生活,面对现实,确立个体经验写 作原则,才创作了以个体经验为内容的《生活研究》,其 结果整整影响了60、70年代的美国诗歌,从而创造了西方 诗歌新的写作传统。可是,华文诗界长期以来之所以乏善 可陈,乃是形式模仿多于个体感受,未能从个体经验和母 语实质出发,同时对人类精神深度缺乏足够的重视,使诗 歌成为一种平面化或表象化的精神符号,即便自八十年 代以降至今经过多次轮番实践和艺术嬗变,哪怕是生产 出许多颇具代表性的诗作,但依旧处在西方诗歌的场景或语境的包围中,让人从中辨认出它们的“影子”和“原形”。 本来,作为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现代新诗,在写作中有所模仿和借鉴当无可厚非,然而,作为凝聚着汉语文化特点和表征的华文诗歌,毕竟不同于西方诗歌,倘若只流连于表面语言形式的效仿,甚至把别人的表现方法作为自己在华文诗坛上层露的一种独创的个人风格,即便是源自大师之形式,也无法掩盖没有具备属于个人对生活感受和当代题材把握的尴尬,这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个中国的金斯堡、中国的罗伯特或中国的博尔赫斯的封号,出现这种怪状是华文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因此作为一种诗歌写作,应是领悟、认知人与社会内容和本质的文字书写,惟有诗歌自身的独立存在才是主要的且最具价值的。对于华文诗歌的关注乃至拓展,不只是停留于形式风格或样式,而应是那种始终寻求并熔铸着卓尔不群的精神价值和空间,从而去赢得接受主体,并作为精神实践去拥有更多更强的主动性。而多一些对个人感受的关注,尤其是对当代生活或日常生活的关注,从中去发掘和深化人的价值,显得非常必要,试想,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哪首不是由每个人自身的生活出发而独立生产并延续和流传下来的。 由此笔者想着,注重文本建设无疑是拯救华文诗歌的一种有效途径。记得笔者在《海外华文诗歌的出路与对策》一文曾说过:对于华文诗歌而言,诗歌文本建设是一个严肃而又漫长的工程。在华文诗歌探索的道路中,还有待于寻找更为独特而开放的方式和标志,寻找真正属于诗人自己的生命和语言。这似乎集中体现在诗歌的现代性建构上,或许这才是合乎诗歌本性的理想体现。譬如现代话语方式的创造、各种现代技巧的运用、多维主体的审美思维方式、作为精神载体的诗歌理念等等,这些皆可视作诗歌现代性的范畴。诚然,诗的生产和制造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写什么是大家的,只有如何写才是个人的。关于文本建构的思考,当代诗人王家新颇有见地地指出:“作品”是封闭的、规范化的体裁写作;就意义结构而言,“作品”体现为一种朝向自身的封闭运动,即使有裂缝或歧义,也能通过“作者”的操纵而达到秩序的重建。但是一个文本时代的到来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构造模式,也迫使我们对原有文学观念和自己的写作进行修正。· 然而,正如处于全球化多元语境中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一样,华文诗歌的文本重建,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华文诗人们积极主动的探索与开拓。只要诗人们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既能超越自己、更新自己,又能摈弃某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观念,更为严肃而纯粹地对待诗歌写作,这样,不仅会在更高的层次上不断提升,也才能在诗的现代性座标轴上彰显并建构出独具艺术价值与美的华文(汉语)诗歌文本。问题思考之二: 语言策略与生命体验 在多重文化语境的夹缝里,在社会转型的纠缠中,华 文诗人应以怎样的姿态和立场亮相登台?或者如何让灵 魂在语言中为自己筑巢?并且以语言之诗去呼应和感受 生命世界?如此等等,皆让诗人们落人忧思苦恼甚至头疼 的深渊,也因此成为困扰诗歌写作极为显现的问题。 不言而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应是一个天才的 语言魔术师,穷尽自己的智慧雕塑语言的宫殿。因为,在 诗歌语言的构造乃至攀登的绝顶上,没有妥协、盲从或退 却,要么你会当凌绝顶,要么你如坠云雾中。语言的精美、 锤炼固然重要,但应建筑在独立生命体验的基础之上。它 不是理性的语言,也并非情感的语言,它应该是比语言多 了意义而少了语义的一种震颤。这种语言的存在比诗人 的存在更原始,而且深深地渗入作为个体生命生存的永 恒背景之中。正是语言,成为洞悉人类命运维系的东西并 决定了诗人的精神指向;正是语言,使人的存在成为展示 着的一种存在;正是语言,从那存在的永恒背景中焕发光 芒而使生命与宇宙同在。因而可以说,语言是人的本质属 性的自然展开,更是诗人生命体验的真实展开,缺乏生命 体验和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语言,就只会是苍白无力或玩玩文字游戏的语言垃圾而已。 对于诗歌,语言就是诗的灵与肉。经验告诉我们:母语乃是个人或种族最真实、最自然、最深刻、最能表达生命欲望和诉求的语言。20世纪是一个语言学大大突破的时代,人们对语言的人文素质有十分深刻的感悟,因而不像自然科学似的,文学是不能跳出语言本身所带来的自己的文化,况且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中间隔着本质的语言差异。所谓华文(汉语)新诗,并非是西式新诗的翻版。当我们反观“后新诗潮”时,其最大的问题乃是语言问题,不能不冷静地辨析一下得与失,后新诗潮所要表达的常常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譬如把事物和谐完整的外表捣碎,以显露其不和谐的裂变内核。为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歌语言也必须呈现不和谐状,然而,语言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种族、社会的共有财产,而且是一个种族意识的模式或造型者,一经破坏或解析,就有可能不再有承载传达信息和意义的功能,这是应值得我们好好探究的。尽管更多的诗人在写作中,要么仍然徘徊在西方语境中,用一种翻译舶来的外国语去写所谓汉语诗歌;要么信誓旦旦进行汉语诗歌实验写作,扬言要创出经典;有的企图在古代和现代的典籍中翻箱倒柜去寻找语言密码;更有甚者则返归古典诗词中化用古语另辟写诗途径。探索并且在母语身上殚思竭虑固然可贵,但使诗歌写作离开在场回避现实远离当代的语境,实际上已离开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母语。这些从根本上说,都忽略了诗歌作为艺术晶的整体感染力。他们忘掉了作为诗必须拥有和具备的本质特征,忘掉了大师的自身生命体验是怎样通过对语言的特殊敏感和独特手段自觉加以传达这一重要转换环节,而这一环节又恰恰是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关键所在。殊知任何对形式的麻木和被动,都是缺乏艺术感受的表征。艺术的贫困即形式的贫困,而诗歌的贫困乃是语言形式的贫困。纵观中外古今文学艺术大师,成千上万技艺精湛令人叫绝的作品举不胜举。为什么大家记住的还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毕加索、贝多芬,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但丁、歌德、艾略特、泰戈尔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难怪走过百年风雨的当代华文诗歌千呼万唤诗 歌杰作迟迟未能闪亮登场。依我浅见,除了其他因素之 外,关键的是语言形式与生命体验既缺乏真实性又难见 独特性的缘由。或许,生命和世界对诗人来说就是一种真 正的语言,而语言的重要在于生命和世界是因语言才具 有其意义。 既然当下华文诗歌出现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但 也不必过于自卑,就像汉语与英语一样,词根上的一点障 碍并不妨碍对于生命和世界的传达和对话,只要我们有 手势、有表情、有灵性、有眼力,人类的心灵毕竟是相通 的。重要的是华文诗人应如何重塑创作主体而成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人,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人到当代文化浪 潮中,在语言和精神的丛林中大胆探索,去激活一种言语 形式或语言策略,当诗人作为言语主体的中心地位与一 种有机的语言结构彼此呼吸互动,仿如作为语言自身在 言语着,那么,就能自觉地律动并张扬母语的诗性之光。 问题思考之三: 话语空间与思维方式 华文诗歌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历经了反反复复的痛苦折腾和煎熬,在艰难挺进中一直都在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当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当代华文诗歌的形式价值、审美趋势和发展动向,我们也许可以发觉,华文诗歌的每一次突围,尤其当代华文诗歌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表意形式,同时,因为对诗歌的评判尺度和标准的不同与变化以及诗歌发展方向的确立,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状态之中。可能出于对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实践,让笔者在“静观万物”中有效地激发了对话语方式、表述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殊敏感,渐渐总是期待着诗坛能闪烁旋舞优美的回声,总是冀望能读到自己心仪向往的理想境界的诗献。当然,这种希望未必是自己有能力去达到的,惟有寄希望于整个华文诗坛。 在笔者看来,优秀的诗歌杰作的生产和制造应该是熔铸大的生命智慧大的语言创造等而形成的独特话语空 间和思维结构。说时容易做时难。纵观多元语境中的当下 华文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仍然没有在时间的隧道 里,从焦虑紧张的状态中挣脱出来。80年代之初,当诗歌 观念从十年浩劫的桎梏中松绑下来,许多怀着强烈使命 感高扬自己艺术个性的诗人,尽管写出一批较好的作品, 但社会责任感远大于对艺术自由的追求,于是在当代诗 学的建构过程中,最终还是形成相对共同的知识背景和 话语形式以及评价标准。之后当诗歌的浪潮进入奔涌的 阶段,整个诗坛如八面来风,势不可挡,此时诗人们对艺 术个性即艺术自由和心灵自由的追求大于或相等于使命 感、责任感,并以其话语方式进入社会实践。近年来尤其 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华文诗歌已基本进入自觉的自我 意识阶段,张扬自我和高涨的艺术个性,引发各种各样的 思潮和倾向涌现,诗歌的生产力和艺术品位开始出现震 荡和波动,诗歌的话语空间依然如风雨中飘忽的海市蜃 楼。著名学者丁帆在《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现代性” 与“后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同步渗透》一文中说:进入九 十年代以来,一个不易被人觉察的巨大描写空洞已形 成——风景画面的逐渐消亡!它预示着人类在“现代性” 的历史过程中忽略了它的延展性与成长性,在“后现代” 的文化语境中,我们在将文学的重心一味地“向内转” 时,全然舍弃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堵塞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沟通的逶迤天路。……如果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 不知何时我们的小说、散文、诗歌里已经很少再见景物与 环境描写了,就连戏剧舞台的布景中,风景也多在被删除 之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在物化的历史变迁中的症 候性表现。”由此可见,要建立华文诗歌自身的话语空间, 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而作为诗人的独立思考和审美趣味、 心灵自由与艺术自由则至关重要。如今新诗仍然大有容 纳新登场的诗人,诗作、诗派等空间,但诗人们不应急于 崛起,动辄就打出先锋旗号,似乎不这样做就不算创新, 也不要急于求成高喊口号,相互攻讦或PASS,而应用心 专注于诗歌艺术本身的完善,探寻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 去深刻表达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色,这样, 华文诗歌才会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命,才会有独特的、足以在人类生命层面上的内在能量。没有对母语文化和精神的深刻感知和高度凝炼,诗歌作品将失去真正的品格,这包括任何一个诗人自己的个性和话语方式。 创造性的思维是人类文明家园中竞放的鲜艳奇葩。中外古今人类所涉足的各种创造性领域,都存在着突破常态、超越常规、争奇斗艳的思维方式。因此,我在这里想以一种坚定从容的心情去呼吁华文诗歌的原创性。原创性是诗歌包括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与研究的生命,它标志着一种创造力和生命力,要获得这种原创性的精神与力量,重要的是必须继续更新我们的思维和思维方式。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者的家。综观当代的华文诗歌,特别是大面积播种的朦胧诗虽然可以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许多线索,可是无论在形式技巧还是理论倾向上,都有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痕迹,而“自从所谓后新潮诗产生以来,虽然也有新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全面的提高。”·即尚未能有所超越,更缺乏独创性和个性化。“艺术的本质就是不断的突破和颠覆,但是艺术的准则又同时是一种竞争和淘汰。裁判员并不是艺术家自己,而是时间,而时间的主人则是读者。最勇敢的拒绝是拒绝当下的庸俗趣味,”(孙绍振语)”写诗本身就是向一切平庸挑战。倘若一味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难以对自己进行必要的变化和革新,至少的没有具备一种原创性的更新思维方式。托尔斯泰说过,越是诗的,越是创造的。整体的华文诗歌(包括海外的)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看到和读到具有原创性的诗歌作品诞生,诚然,这是一种高难度的文本创造,它需要诗人富有勇于承担探索艺术和具有特立独行的精神。 诗人众多的民族其文化定然是最有希望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每一间教室也应该放一个诗人,一个教室里同时有一个诗人,还有一台电脑,让他们共存。……我们确实非常有必要使两者保持平衡:高技术与高格调。我们的技术变得越技术,我们就越需要诗人。””尽管诗歌边缘化了,华文诗人的队伍却有增无减,也许这就是诗歌表现出的繁荣与展示的充分价值,无论怎样,我们仍然看到许多坚忍于阵地的诗歌勇士,以罗丹的“思想者”的姿态,于沉寂中坚守着神圣的诗歌领地。而一切历史的发展,包括华文诗歌历史的发展,都必然要遵循人类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尤其要符合人性的准则,既折射出诗人对自身存在境遇的深切察悟,又真切地传达出诗人对人性品质的深度迫问。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我们建立在人性人道的基础上,对华文(汉语)诗歌从观念到写作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更本质更真实的革新,力图张扬汉语的诗性光芒,就能为华文诗歌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和走向,相信华文诗歌会迎迓自己美好的明天。 原载：《山花》2004年07期 原载：《山花》2004年0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