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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母题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反复出现的一个事件、一种手法或一种模式，它也可以指一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性短语、一段描述或一组复杂的意象。对于小说家来说，母题是基本的叙述单位，是一种推动构思和结构的力量。从母题出发可以形成小说的系统，形成小说的艺术世界。在中外文学史上我们可以归纳出无数的母题，如死亡、爱情、追寻、生存、怀乡、焦虑等母题。自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关于存在意义无法定位的身份焦虑、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寻”模式反复出现。作家选择什么创作母题，是与作家自己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连在一起的，“南来作家”的放逐香江小岛，面对陌生环境的疏离与隔膜，无根的漂泊、失落的情感体验与内心的焦灼使得他们把笔触常常伸向过去，返回故乡，表达自己那挥之不去的落寞与乡愁，演绎着一个个“追寻”的故事，释放因和周围陌生环境的联系发生障碍的文化身份焦虑。 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说过：“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南来作家”的创作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流亡文学，那种“深刻不安”就是潜藏在文本中的文化身份焦虑，它成为“南来作家”跨界书写的重要母题。 不管是哪一批“南来作家”，我们发现在他们的身份建构和书写中很少寻求永久居留的故事(偷渡客另当别论，如颜纯钩的《彼岸》中阿秀的人生悲剧就是因为她的黑市身份，全球范围内偷渡客的命运大致如此)。虽然必须在香港住满七年才能够领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没住满七年是临时身份证(因为盖的印章是绿色的，所以又被俗称为“绿印者”)，但居民身份证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感觉，同样享受香港居民的各种待遇，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感觉。因而“南来作家”书写的主要是寻求精神归属、心理依归意义上文化身份的故事。王宁认为，文化身份，主要是“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虽然从大陆移居到香港并不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但依然存在着两种生活经验、两种意识形态、两种文化制度的冲撞，文化及文学的语境发生了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下的生存无法绕开自己的文化身份。当这些“南来作家”跨过罗湖桥时，他们的大陆经验和即将拥有的香港经验如何交融，以及在融合过程中的文化身份的困惑与焦虑，就成为他们身份建构和跨界书写的重要主题类型，它和“南来作家”被放逐的遭遇及其移民情结深深扭结在一起。 一般来说，地理上的移民比较容易，但精神上的移民却要有一个艰难的过程。香港移民的身份困惑更多的是文化身份的困惑，而非居民身份的争取。我们可以通过“南来作家”个体写作的纷纭复杂和色彩斑斓，敏锐感知那种内在的规定性：不管“南来作家”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处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处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香港资本主义物化观，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常常使生存的异化转化为灵魂的异化。正是因为这两难使得作家笔下的人物常常身份迷失，并由此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感。 二 考察50年代来港的徐訏，居港30年，应该可以称作是香港作家了，但他在精神上却始终很难融入所居地，这种疏离的心态影响着他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创造。徐訏的《江湖行》中周也壮经历了从乡村到江湖、从江湖到都市、从都市到江湖的几次反复的漂泊追寻，终于悟透人生，在峨眉山剃度出家了。《流浪歌》里唱到：“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虽然是一首游子思念母亲的歌，但又何尝不是身居香港的徐哥的心声?元根的感觉始终缠绕着辗转迁徙的作家，他无时不在寻找“家”的感觉，这在物化的香港很难找到，但他矢志不渝地追寻着。一个真正的精神探寻者注定要踏上漂泊之旅。萨义德认为：“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因此，明知背井离乡移居香港将面临许多不可知的困难，前途未卜，但还是义无反顾。故事结尾主人公周也壮在四川峨眉山出家，而不是以香港甚至也不是以都市为故事结束的地点，这本身说明作者在香港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强烈的疏离感和危机感。我们发现，30年的香港生活经验并没有给徐訏带来多少创作上的灵感，题材有很多依然是大陆的生活经验，喜欢采用回忆模式(回忆本身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人物大多是移居香港的难民，他们的精神状态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生活中的作者和作品中主人公的精气血脉相通，可以说他们都没有获得香港的文化身份。 50、60年代到香港的作家无法适应香港高度商业化的文艺环境。这种与环境的疏离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焦虑。一种放逐小岛、怀才不遇、有劲无处使的苦闷如影随形地缠绕在每一个到香港的作家身上。这些不免使他们回忆在大陆的种种辉煌的过去。就拿酒徒来说吧(刘以鬯《酒徒》，1963)，从14岁开始就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编过纯文艺副刊、文艺丛书，又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来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可是国共内战、动荡的政治局势逼迫他移居到香港。刚从动荡不安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走出的酒徒，带着对自由安宁的国土的想象来到香港，不曾想掉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东方殖民的畸形儿手里。两种不同的体制及文化观念的突然变换，使移居香港的酒徒感到很茫然，只能匆忙上阵，投身机械复制时代的商品大潮中。酒徒清醒地知道黄色小说、四毫小说是只有商品价格没有任何文学价值的东西，可他却不得不操持这营生来养活自己。正因为太清醒，所以内心才倍觉痛苦和孤独，只能买醉方休。然而，酒精的麻醉是有限的，苦闷焦虑就像幽灵，只要他清醒着就会侵蚀心灵，挥之不去。酒徒实在无法适应这个金钱万能的、失去理性的、人吃人的可怕的现实世界，任凭自己在醉后虚幻的空间遨游。这就是酒徒最沉重的精神困惑，也是60年代作家普遍的文化身份焦虑。 70、80年代“南来作家”笔下的移民同样有着经验断裂和重建的身份焦灼。陶然《冬夜》中的张诚、《视角》中的钟必盛、颜纯钩《背负人生》中的二哥、《红绿灯》中的大哥等等都是如此。即使以“九七”为题材的《雾》(巴桐，1985)也显现出作者潜在的身份焦虑。《雾》把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的香港各种人物邝伯及儿子邝宏达、鲁明、丽莎的心理、生活、心态写得新鲜生动，意味深长。在叙述者看来，对大陆执政者承诺的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政策的疑虑，犹如那缥缈的春雾，但“雾终归要消散，而雾的背后正是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巴桐对香港现实及未来的关注，显现他对香港身份的认同，但作品的叙事话语(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和潜在的价值形态却显示其深深的中原文化因子。 时过境迁，90年代以来的香港移民又是如何的呢?1978年移港已成老居民的颜纯钩写于2004年的《红灯魅影》摆脱不了的依然是文革《红灯记》的记忆阴影。我们决不会怀疑作品的香港色彩，作品中有7月1日铜锣湾街上像大河一样游行的队伍、“特区政府搞得灰头土脸，董建华出来见人都没什么笑容”、不同政见之人对香港政府的看法等对香港现实的描绘，可是小说的主角茂雄一直生活在“红灯魅影”之中(《钢琴伴唱红灯记》的CD)。第一次听它茂雄还是十几岁的小红卫兵，从此就迷上了这首乐曲，30年寻寻觅觅终于被他找到，从此痴迷沉醉。夫人怕他中邪把那张CD扔了，却引来更大的疯魔。一段时间过后，“我”再见茂雄时，“整个人萎靡不振，脸色青白，两眼都塌陷下去”，在茂雄的耳边时刻萦绕着《红灯记》的音乐和唱腔，整夜睡不着。这种痴迷也许像“反共本性不改”的炳叔所说，“是那些经过文革的红卫兵，在追悼他们年轻时的日子罢了”，但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人在金钱社会中的无所适从，与其行尸走肉地活着，不如追求点什么。《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主人公唯一的精神寄托所在，所以当这个支柱一旦倒塌，茂雄也就倒下来了。虽然作品没有明示主人公是香港人还是大陆移民，但从红卫兵、样板戏、京剧改革、红灯记等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中不难推断，茂雄是大陆移民。他对《红灯记》的痴迷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大陆情结的割舍不断。居港30多年却依然被大陆的红小兵经验所困扰，主人公在大陆经验和香港经验之间痛苦挣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炼狱啊!“我”和朋友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茂雄去除“红灯魅影”，都没有成功，最后茂雄无意中听到一张儿童演唱的CD《祈祷》，那安详宁谧的乐曲终于治疗了他的疯病。也许这样的结局意味着主人公对“文革”阴影的摆脱，但摆脱的过程却如此艰难。 1989年移港的王璞2003年创作的《小楼的故事》中那个居住在小楼的刘先生在港十年了，早就有了香港居民身份了，但却因为忘记带身份证被警署当作黑市劳工抓起来了，故事就是这样推向高潮的。显然，居留只是为了经济上的需求，把香港当作他实现其在大陆的小康家庭梦想的工作场，赚大钱好给大陆的妻儿有一个好的交代。因此，那张香港居民身份证只是能合法打工、合法居留的一张形式上的卡片，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它并不代表刘先生对香港精神意义上的归属。故事时间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按理说近10年的老香港了，应该对香港有些精神皈依感，可刘先生却没有，每周都回深圳，不仅如此，甚至对香港还有些恨意(因为香港本土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体现在文本中就是房东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自己的孩子，香港警察把他当作黑市劳工抓起来等等)。为了早日实现其经济梦想，甚至那么多年在香港竟没舍得吃鲍鱼、龙虾等比较高档的食物，实在是有点心酸悲凉。被“我”保释出来的刘先生为了发泄内心压抑已久的情绪，竟舍得花钱吃那些高档食物了。那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倒不失为抚慰受伤心灵的一剂良药。这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尾，具有无限可读解的空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新世纪初，“南来作家”一直在演绎这样一个话题，那就是由于与香港都市的疏离而产生的内心焦虑，交叉重复中又不断变化着。 三 时至今日，香港好像还在扮演一个旅客休憩的驿站，大批移民匆匆而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又奔向新的旅程。也许是香港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造成了城市居民的流动性、身份的流动性和多元性，抑或是居民频繁的空间流动造就了香港这个国际性大都市，此间之理很难说清。而“身份”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诉求，处于一种变更、移位、同化和运动的建构状态中，因此主体的身份建构与书写就更加难了。就“南来作家”而言，从大陆到香港虽然不算是流亡，但边缘化的处境却是“南来作家”集体性的遭遇。他们的身份追寻不断陷入虚无和绝望，这种文化身份的迷失，伴随着对自己和世界意义理解上的极度混乱和空虚，而作者企图指出的是另一种抽象的精神之路，那就是自我存在的探求、终极家园的追寻、普遍人性的探索。这条路有时可以超越被国家、种族及时代所制约的身份纠缠，从具体场景中的身份焦虑跳向一种全球性的总体身份。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 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