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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又一次敞开国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马华文文学）随之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阈。从1982年起，中国大陆基本上每隔两年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到20世纪末即1999年10月的泉州华侨大学年会为止，刚好举行了10届①，并出版了10本论文集。不过，真正将海外华文文学（包括新马华文文学）纳入研讨范畴还是1986年12月底在深圳召开的“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头两届年会都以“台湾香港文学”为主。从历届研讨会论文集来看，涉及东南亚华文文学特别是新马华文文学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多，显而易见，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大陆对海外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镇。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关注，首先是从对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作家作品评介开始的，这是因为新加坡华文文坛较早与大陆文坛开始了交流合作，1979年以黄孟文博士为团长的新加坡作家代表团首次出访北京，带来海外（主要指新加坡）的华文创作讯息，新华文学由此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马华文学② 严格说来是90年代初才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此之前，对马华文学的研究几乎都是和新加坡华文文学附在一起讨论），199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废弃了对中国大陆的禁令后，翌年以云里风为主席的马华作协正式来华访问，与中国各地的知名作家和马华文学研究者作了广泛的交流。马华文学后来者居上，和新华文学一起迅速成为大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的热点。正如钦鸿和古远清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自80年代初兴起以来，发展至20世纪末，呈现出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态势，是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最受重视的一支③。 中国大陆没有专门的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机构，一般都是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框架里进行，现在全国各地很多省份都已经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基本上呈现出由沿海向内地拓展之势④。研究队伍也逐渐壮大，许多青年才俊加盟，带来思想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转变。大陆的文艺刊物中，除北京的《四海》（后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福建的《台港文学选刊》外，广东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和江苏社科院主办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后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都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学报亦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华侨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汕头大学学报》、《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等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上也经常复印相关论文。另外，香港的杂志如《香港文学》、《文学世界》、《文学世纪》等也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除了单篇论文的发表之外，还有一些类文学史/文学史专著以及辞典辞书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综观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近20年来的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用“成果丰富”、“成就斐然”来形容并不为过。为了描述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论述：一、作家作品的评介和作家、思潮、流派的综论；二、类文学史/文学史专著的出版和辞典辞书的编写；三、研究视野的拓宽和方法论的转换。 一 1979年，曾敏之在《花城》第3期上发表了通讯形式的《新加坡汉语文学掠影》，打开了关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窗口，自此评论介绍新（马）华文文学的文章不断。不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止，或者说头十年，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都是以推介作家作品为主。这是因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作品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对它们的研究文章大部分不得不停留于推介作家作品这个粗浅的层次上。 作家作品的推介文章，比较重要的有陈贤茂的《散文创作的新尝试——读杜南发的散文〈海上〉》、《对传统的怀恋与对现实的省思——读〈归去来兮〉和〈繁华边缘〉》，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云林的《读〈秀子姑娘〉》，李元洛的《海外的中国管弦乐：读新加坡诗人周粲的〈管〉与〈弦〉》，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蔡师仁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的探寻——〈新马文学史论集〉评介》等等。 正是随着这些评介文章的出现，大陆文坛和读者逐渐对新马华文文坛的作家作品开始熟悉起来。初步统计，这个阶段研究涉及到的作家主要有：刘思、苗秀、姚紫、韦晕、梦平、田流、流军、黄孟文、杨松年、蓉子、尤今、孟紫、周粲、贺兰宁、王润华、淡莹、郭永秀、彼岸、杜南发、牧羚奴、孙爱玲、蔡欣、方北方、姚拓、吴天才（江天）、戴小华、田思、甑供、孟沙、李忆莙、云里风、雅波、小黑、严思、吴岸等等。这些作家作品并不是经过严格挑选而来，作品艺术质量也良莠不齐，大陆学者很多时候是随手拈来加以评析，难免造成许多应景之作，甚至有无端拔高之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新马华文文学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的资料十分难得，并且被得到后又大都在私人圈内流传，没有进入公共流通领域如图书馆之类，无法形成遴选机制。另外，对于一些实在可以称作为“习作”的作品，许多大陆学者同情成分多于学理思考，认为这些华文作家在那样一种艰难处境中还坚持华文写作，实属不易，我们应少批评揭短，以弘扬这种精神，传承华族文化血脉。结果，不可避免地遭到尖锐的批评：大陆学者“大抵是随意地、孤立地谈论某一作家作品，在这当中，还明显地表露出诸如狭隘的党派政治倾向、极端的意识形态观念，迎合现实政策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以及商业广告式的吹捧等等”⑤。虽不无偏激，但确实道破了大陆的新马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弊端所在。 这些推介文章中，当然不乏审美艺术水平较高而又能实事求是评价的赏析之作。比如对新加坡诗人周粲的评析文章中，李元洛的《海外的中国管弦乐：读新加坡诗人周粲的〈管〉与〈弦〉》⑥ 和杨义的《新加坡诗坛上的“周粲体”》⑦ 就是相映成趣并互相阐释的佳作，前者作为作品赏析，深入解读了诗人周粲的单篇力作《管》与《弦》，称之为“海外的中国管弦乐”所演奏的绝响；后者则将周粲的诗风加以概括，不惜起用了相当有学术分量的术语“周粲体”，并从“童心的眼光，中年人的省悟”、“蝉萤莲月的意象翻新以及萧笛琴筝的意象结合”、“东西交融的语式组成沉郁清远的境界”三个方面分析了“周粲体”的独到之处。应该说，周粲的诗作是担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特别是“周粲体”经过杨义之笔的渲染，后来竟成为新加坡文坛的流行语。再如陈实的《艺术的勇者和雄者》⑧，介绍“新加坡有史以来最令人瞩目的艺术家”牧羚奴（陈瑞献），浮光掠影，寥寥几笔，凸现了牧羚奴在诗歌、小说、绘画和篆刻等方面的天赋，使人不由不对这位被誉为新加坡“现代文学巨擘”的天才肃然起敬。这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牧羚奴成就的文章。 进入90年代以后，或者说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介转向了作家的综论，并出现了试图在这基础上对文学现象、流派和思潮进行初步的归纳、描述和剖析的综合性文章。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粗略统计，这样的文章不下百篇，如：邵德怀的《试论新加坡作家尤今的小说创作》，陈贤茂的《潘雨桐小说与古典诗词意境》，陈剑晖的《新加坡著名诗人周粲诗歌的独特世界》，钟玲的《古典的瑰丽：论淡莹的诗》等等。 经过了初期的作家作品推介之后，作家综论的出现势在必然。作家综论一般建立在单篇作品分析之上，并试图归纳这一作家的某一段时期或某一方面或一生的文学成就。如蔡洪声的《徜徉在写实与魔幻之间》，作为对马华作家的综论，作者简略地介绍了陈政欣的生平后，以“徜徉在写实与魔幻之间”为陈政欣的小说创作特色，对陈政欣的代表性作品有选择地予以分析，紧紧抓住“写实”的灵魂，“魔幻”的手法大做文章。可以说，这是一篇较好的对陈政欣的艺术成就予以总结的文章⑨。陈剑晖、吴奕錡、彭志恒、刘俊峰等的作家综论已经成为了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本）中的重要章节，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有了作家、作品论作基础，对整体文学现象和思潮、流派的发展予以归纳总结的文章相应出现就不是偶然。例如，王振科的《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新马现代主义文学扫描》（《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4年第1期）从史的角度对新马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予以分析，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于60年代中期出现在新马文坛绝非偶然，“它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和渗透的结果”。王振科对新马华文文坛思潮动态熟谙于心，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现代主义诗歌和小说扫描一番后，精辟地指出：现代主义文学从最初的与现实主义文学水火不容到最后趋于二者相互交融，符合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反映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走向和趋势，即“传统与现代融汇，从单一走向多元”。相比之下，钦鸿的《新马华文文学及其九十年代的发展》（《华文文学》1995年第2期）更是文学史的梳理，从更宏观的角度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作了回顾与前瞻。其中，他对新马分家后华文文学的发展所持的看法与一般学者不同，他认为新马的脱钩，大大刺激了两国的华文文学的发展，而不是如其他人所述的那样对文学事业不利，比较新颖独到。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陈贤茂的系列综论文章。早在别人还热衷于推介作家作品的80年代中后期，陈贤茂就写下了不少综论性文章，旨在推进研究的进程，为新马华文文学寻找合适的历史定位。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新加坡五月诗社的艺术追求》、《新马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新加坡马来西亚散文掠影》等，既有国别文学史的梳理，又有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专论，还有流派的归纳与总结，充分体现了陈贤茂非凡的洞察文学现象和把握文学思潮的能力。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两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即钦鸿的《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蕉风》第460期[1994年5、6月号]）与古远清的《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香港文学》1997年第11期）这两篇研究之研究文章。两文虽然都是对马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进行评述，但选取的切入角度不一样，有相互印证并补充的地方。钦文纵横捭阖，从“五四”以来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关注与研究说起，将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研究的时间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溯源到几乎与马华文学诞生同步。古文恰恰相反，认为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从90年代才开始起步。古远清主要以中国大陆每隔两年召开一次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为研究对象，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趣的是，两篇文章的末尾都论及了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观点竟然如出一辙，主要集中在资料不足、论述不深入和缺乏双向交流等方面。研究之研究文章的出现，标志着一门学科已能从学理层面反思自身，迈出了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二 对大陆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而言，类文学史/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大概也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就目前所搜集的资料看，1991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陈实著）是大陆最早出现的类文学史著作。《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严格地说是一本评论集，是陈实多年来研究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心得结晶。作为单篇评论的合集，这里涉及到的作家作品相当多，既有对现代派健将陈瑞献（牧羚奴）、英培安、郭永秀等的作品分析和综论，也有对现实主义者原甸、杜红、苗芒的诗歌和苗秀、流军的小说解读，还有对女性作家蓉子和孙爱玲的印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认真论述了新华文学史上两位最重要的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忠扬与方修的成就。这些单篇看起来并没有内在联系，作者似乎也没有费尽心思加以整合，但却有一个恢宏的背景和总的出发点，那就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同宗同源，又处于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接触的中介点，无疑将给中国文学新的演变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现实的参照”⑩。正是在这一出发点的驱动下，陈实尽自己努力“择取新加坡华文文坛中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来加以评论，企望能从微观的透视中折射出新加坡华文文坛的宏观场景”（11），隐然含有写史的愿望。 与陈实看法一致，也力图从中国文学/文化与新（马）华文文学/文化同宗同源关系上考察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王振科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同根的文学》。《同根的文学》仍然是一部类文学史的著作，作者将多年来陆续发表的对新马华文文学（重点是对新华文学）论述的文章经过一定的编排组合在一起，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大的参照系，展现了新马华文文坛的演变与渊源。然后重点以王润华等人的作品为分析对象，对新华文坛的现状进行扫描。这里，王振科特别强调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同根”关系，但没有忽视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立性。还有钦鸿的《海天集——我看新马华文文学》一书似乎也蕴涵着写史的“雄心”，但仍然是多篇评论的组合，只能算是类文学史著作。 1991年，苏菲出版《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一书，已经具备了文学史的框架。苏菲在阅读近两千部小说和论著后，力图通过小说这个文体为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文学清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他先以导论的方式对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的发展予以概括和总结，然后分别将战后二十年的新马华文小说分为战后初期（1945—1948）、紧急状态时期（1948—1953）、反黄时期（1953—1957）、独立时期（1957—1965）加以分析论述，并对有代表性的38位作家及其作品作思想与艺术上的分析，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新马华文小说既有宏观上的把握又有微观上的认识。 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是大陆第一本专门针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著作。作者以非常翔实的史料生动地描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产生、发展的近百年历史进程，并由此呈现出20世纪华人生根于南洋土地的曲折过程。该著打破一般文学史的书写模式，抓住新马文坛不同时期两大文学思潮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流变为史的线索，将近百年来的新马华文小说史分成三大时期：1919年至1960年——现实主义的兴盛和“误读”，1960年至1980年——现代小说艺术的自觉和探寻，1980年至1998年——双重传统和典律构建的艰难实践。对于每一时期的发展，作者力求以思潮变动为内在因子和论述对象，结合代表性作家作品予以分析，超出了一般的思潮评述加作家评论为模式的文学史写作方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转换，从一般的表象向深层掘进，标志着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走向了更高的阶段。该著出现于20世纪末不是偶然，这是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经过了近20年的积累必然深化的结果。 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还出版了多部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类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其中几乎都以章节的形式涉及到新马的华文文学。1991年，赖伯疆出版了专著《海外华文文学概观》，在第二章《根深叶茂的亚洲华文文学》中，以第一节、第二节为篇幅分别概述了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的发展，从20年代的发轫期写到80年代的复苏期，基本上是一个简史的梳理，许多观点借鉴了本土文学史家方修、杨松年、李锦宗、马崙等的研究成果，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起源、文学论争及主要作家作品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赖伯疆还是一位戏剧研究家，自从涉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以来，他就对海外华文戏剧特别是东南亚华文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于1993年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该书着眼于中国戏剧/文化对东南亚华文戏剧的影响而展开，虽然没有为新马华文戏剧单独列章列节，但几乎每一章节里都以新马华文戏剧为论述重点。应该说，这是一次包括新马华文戏剧在内的东南亚华文戏剧的大巡礼，既有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层面的作品分析，称之为戏剧简史也无妨。 1993年，陈贤茂等人筚路蓝缕，撰写出版了洋洋60余万言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这是大陆涉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以来，第一次以“史”命名的专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厘清了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几个关键性概念，如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区别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特点等，全书分十章，第一章为总论，其余依次论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日本、美国、欧洲以及非华裔华文文学。在编排体例上显得灵活不羁，大体上采用以国家为单元，以史为线索，侧重论述主要作家的格局。作为一部文学史，作者积极寻找一种“史”的构架，除了第一章对海外华文文学70年来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状况作一勾勒之外，以后的每一章中大多设有一节概述，对各种文学思潮、社团、刊物、论争和创作作综合性论述，显现出各国华文文学发展的运动轨迹。不难发现，《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有近一半的篇幅论述新马两国的华文文学，不但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最多，而且史的勾勒也是最为清晰。缺憾在于受资料限制，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有遗漏。1996年，潘亚暾出版了《海外华文文学现状》一书，与《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等著作有很大不同，它注重包括新马华文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现状的研究，强调当代性，着重点不在于史的梳理。 经过近6年的收集资料和中青年才俊的不断加盟写作，陈贤茂在20世纪最后一年完成并出版了总计约200万字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这又是一次集体合作研究的结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修订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编排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遵循文学运动、思潮和流派概述加主要作家论的形式，但个体评述的作家已由原来的66位扩充至274位，还不包括在“其他华文作家”中简要评述的80多位。值得注意的是，四卷本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对新马两国华文文学的评介达到了一卷半，即第一卷加第二卷的一半，粗略计算，字数约有80多万，个体评述的作家则达109位。可见，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是这部文学史的重中之重。假若将这些篇幅单独出版，实际上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新马华文文学史”。 然而，《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缺陷和不足仍然存在。在关于“新马华文文学”这一块，就遗漏了相当重要的“马华新生代”作家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遗憾。而且，思潮背景加作家评论的史料长编式框架，简明清晰却流于简单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向更深的理论层面转化的可能性。这一点，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的体例似可弥补。如前所述，《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超出一般的思潮评述加作家评论为模式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在“史”的梳理方面更注重内在因素的作用，作家作品的分析只是为其服务，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割裂和削足适履之感，影响了对文学史实的把握。如有可能，《海外华文文学史》和《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的编排体例能够相互取长补短，也许那将是华文文学史的最好型类。 另外，随着资料收集工作的明显进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狠抓文学选集和文学辞典这两项工程，为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提供便利。文学选集作为普及性的工程，数量较多，涉及新马华文文学作品的为数也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关于文学辞典，大陆最早问世的是陈辽主编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集有上百位新马华文文学作家生平及资料，并介绍了新马华文文坛的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作品。此外，还有王景山主编的《台港与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超主编的《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潘亚暾主编的《海外华文作家辞典》（花城出版社出版）等都或多或少收集了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及作家的资料。这些资料性工具书的出版，必将大大推进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 三 从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不断丰富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一般来说，在研究开始阶段，研究者随意性较大，基本上碰到什么资料就拿来论述，大都采用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如云林的《读〈秀子姑娘〉》就是典型的印象式批评：“语言的优美流畅，情节的曲折生动，敌国男女恋爱的浪漫情调，好像给《秀子姑娘》裹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唤起人们阅读的兴趣；而艺术构思的新颖，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沉思考，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意蕴。小说在更广阔的空间，超越了功利主义，超越了陈腐意识，表现了一种艺术上的空灵和追求，也表现了作者的沉思与审视，这使它带着一种过去所没有的新的特质。”（12） 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淀和积累，随着研究资料的相对丰富，大陆研究者慢慢从急于推介新马华文作家作品的阶段超脱出来，开始注重文本分析，适当借鉴了西方新批评分析方法的某些特质。新批评重视探讨作品内在的文本语言结构和文字的审美标准，强调意象、象征、暗示在文本中的作用，弥补了印象式批评在文本分析方面的不足。如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华文文学》1988年第2期），在传统的印象式批评中结合新批评的分析方法，从“激越的情感与雄壮旋律的和谐”和“深沉的情感与低回婉转旋律的和谐”两个方面分析刘思诗歌的艺术风格：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其中，像对刘思诗歌的意象、通感和幻觉手法的分析就是新批评方法的运用，能够使读者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刘思诗歌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纯美学的角度，无意中却简化了文体和主题/题材之间的复杂性问题，这就暴露了新批评分析方法的弱点，即忽视了历史、社会环境等外延因素对作家和文本的影响。 文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外在世界与现实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与作家的思想意识和长期积淀的文化历史起着微妙的渗透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似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可以弥补新批评分析方法留下的缺憾。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着重考察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文学同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形态的关系、作家生平对作品的影响、作品文学的甄别考订、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实际效果的关系等这样一些问题。应该说，综观大陆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论述，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都运用了这种批评方法。这是大陆研究者最常用的批评方法之一，特别在那些对文学现象、思潮、流派归纳总结的文章中，运用得更加普遍。如萧村的《待到山花烂漫时——战后马华文学发展梗概》（13），作者将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时期：“从光复到‘紧急状态’时期”、“从复苏到沉寂时期”、“从觉醒到振兴时期”。这里，作者主要以政治变动、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的改变为分期的根据，将文学的变化与发展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了起来，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宏观性。再如白舒荣的《新加坡微型小说的繁荣及特色》（14），作者着重从时代和民族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革中去探寻微型小说的演变和发展的深层原因，认为微型小说这一新兴文体在新加坡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加坡社会的重视和新加坡作协的大力推动，然后联系新加坡社会的转型归纳了微型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丰富的社会内涵以及艺术上的探索等特色。 9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系列作家综论，基本上也未脱离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范畴。如陈剑晖的《热带型的小说家苗秀》、韩江的《论梦平的小说创作》、陈实的《从〈蜈蚣岭〉看流军的小说创作》、邵德怀的《试论新加坡作家尤今的小说创作》、陈贤茂的《形象化的马来西亚华人味：论方北方的小说创作》、蔡洪声的《戴小华和她的创作》、吴奕锜《骆明简论》等等。这些作家综论一般依次介绍作家生平、作品内容、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以及若干不足等，特别注意将文学与社会、时代、历史等因素结合起来论述，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模式化结构。写作方式的模式化是思维方式模式化的一种外在表现，这种看似面面俱到，既注重文本分析，又重视联系社会、时代、历史背景的写作方式由于过分追求全面，把握上自然简化/化约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看似全面，实则简单，缺乏理论色彩，且毁坏了文学作品的多义性与艺术性。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总显得陈旧、单一而滞后。这些一方面给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带来紧迫感，另一方面也带来借鉴意义。王聿在《世纪的检阅与沉思——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家研讨会述略》中说：“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的更新超越已迫在眉睫，这是本次研讨会上一个强烈的呼声。研究观念和方法的陈旧单一，不仅会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甚至将妨碍这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因此，如何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把散乱无序的文学现象放入世界性的华文写作的格局下来审视，用整体的理性的把握去代替孤立的感性的描述，从而使研究进入更加宏阔谨严的学术境界，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15） 针对这一现状，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积极反思与谋求方法论转换的问题。其中，饶芃子在这一方面颇有建树。她的《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等从宏观角度提出来的带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系列论文，有一核心观点，就是主张以“比较的方法”或“文化的视角”介入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研究，拓展这一学科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比较的方法”主要是指对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进行跨国别的比较研究。对此，饶芃子认为：“比较研究有可能为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开阔一个新天地，对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现有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果，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文化意识，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6） 而她所强调的“文化的视角”刚好迎合了近年来兴起的“文化热”，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包括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以文化的视角进行观照，是大势所趋，因为仅就文学本身研究文学显然不够，必须把文学研究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文学研究走向深入。而且，新马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跨文化语境中的写作，文化内涵丰富，即使是那些在艺术质量上还未达到鉴赏研究水平的作品，虽然在审美价值上无可取之处，在文化层面也能凸现它存在的价值。以文化的视角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种表现：一是“双重传统”的问题；二是“文化冲突”的问题；三是“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双重传统”问题是指新马华文文学扎根于本土形成本土文学/文化传统突显自身的独特性之后，仍无法摆脱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对于它的影响的问题。这种与中国文学/文化传统剪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是我们一直以来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焦点所在。王振科的《血浓于水——试论新马华文诗歌的“泛中国文化倾向”》（17） 就是对新马华文诗歌“双重传统”中的“中国文学/文化传统”或者说“泛中国文化倾向”问题的阐述，特别强调了“泛中国文化倾向”对新马华文诗歌发展的文化意义。“文化冲突”问题是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者经常关注的问题，新马社会正好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中西文化观念不可避免地在此发生碰撞与冲突，对新马华文文学进行研究时对此理应予以重视，如汤重芬的《从新加坡微型小说看中西文化碰撞》（18） 一文以新加坡微型小说为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活动场”，通过文本的细致解读分析并归纳了中西文化既冲突又交融的几种情况。“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涉及到文化人类学、民族（种族）学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问题，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产物，它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寻根、文化误读和身份追寻、身份迷失、身份焦虑等不同层面。朱立立在《原乡迷思与边陲叙述》（19） 里就以马华新生代作家的散文创作为例，从多个角度阐述了新马华族的文化认同、文化寻根以及身份迷失、身份焦虑等问题。而张亚萍的《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20） 则主要以80年代后马华女性作家群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角度论述了马华女性文学指涉的（性别）身份认同、政治和文化认同等问题。“文化身份认同”（包括文化属性意识）问题与新马华文作家主体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近年来成为了研究热点之一。 注释： ①1982年6月在暨南大学和1984年4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年会均叫“台湾香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从第三届即1986年12月底在深圳大学召开的年会开始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视野，称为“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第四届（1989年4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称为“第四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第五届（1991年7月在广东中山市召开）又将澳门文学补充进来，称为“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了第六届（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经过提议正式更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后延续下来，1999年10月在泉州华侨大学召开的是“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②这里的马华文学专指新马分家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由于马来西亚执政政府敌视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采取和中国大陆隔绝的政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废除了所有禁令。 ③参见钦鸿的《略谈中国大陆文坛对马华文学的研究》（载《蕉风》第460期[1994年5、6月号]）和古远清的《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载《香港文学》1997年第11期）。 ④例如汕头大学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的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上海复旦大学的台港文化研究所（包括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江苏社科院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等等。 ⑤朱文华：《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演进》，载陆士清主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⑥载《名作欣赏》1987年第1期。 ⑦载《华文文学》1992年第1期。 ⑧载《华夏》1988年5～6月号。 ⑨参见杨振昆等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31页。 ⑩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后记》，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11）陈实：《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后记》，光明日报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12）见《华文文学》1987年总8期，第24页。 （13）载陈辽主编《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增刊1996年，第197页。 （14）载杨振昆等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15）王聿：《世纪的检阅与沉思——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述略》，《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2期，第45页。 （16）饶芃子：《九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走向新世纪——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17）载《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第五届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8）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2期，1999年3月。 （19）载《人文杂志》，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0年7月，第4期。 （20）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05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