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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对世事、对人对书，不是棒棒糖，而多带刺带棒，让读者自己撕下人世与人事惯常爱戴的面具。 读潘采夫的新书《贰时代》，常有会心之处。首先，这个书名就让我不禁莞尔。“二时代”，实在是近年来涌现出最让人会心的新词儿之一。但是，如何解释这个新词儿，还真有点儿犯难。看书中作序者对这个“二时代”的释义，还是让我有些糊涂。看来，这个词儿的好处就是只可会心，不可言传。 记得读爱新觉罗·常瀛先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一书，他对“二”字有特别的解释，他说这个“二”字并没有受满语的影响，是北京人自己独有的，满族人开始是发不好这字的音的。北京人好用数字入词，尤其爱用这个“二”字，他举了“二乎”、“二愣子”和“二五眼”的例子。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好多，比如“二百五”、“二杆子”、“店小二”等。这几个例子中的“二”字代表的意思，都不那么高大。“二时代”，爱恨交加，有嘲有讽，亦扬亦抑，无尽的含义，尽在其中，和我们眼前的时代极其吻合。 《贰时代》的作者也是一位“二”之人(作者是将其比之为武侠时代里的“刺客”)，便让这本书好看起来。“二”之人PK“二时代”，颇有些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于是，这本书里对世事、对人对书，便不是棒棒糖，而多带刺带棒，让读者自己撕下惯常爱戴的面具，让不舒服和痛快淋漓一起在“二时代”里交欢。 唯一暴露出作者并不完全是“二”之人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题有“献给我的父亲”的题词。在后记里，他又特别说，这本书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半年。这让我想起苏童，给他带来巨大成就的《妻妾成群》在《收获》上发表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和潘采夫的父亲一样，走得太早，都还不到60岁。我看到了“二时代”无法囊括的一面，那是人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拒绝用数字覆盖。 从这一点而言，仅仅以“二”对“二”，即“二”之人对抗“二时代”，只是作者的一种姿态，或者说只是好戏前的暖场。“刺客”可以刺秦王，“二”之人却难以刺破脸皮过厚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二时代”。所以，我希望潘采夫可以是“二”又不尽是“二”，套用画家李可染先生的话说：以最大的气力跳进“二”中，又能以最大的气力跳出“二”来。 这本书的文字大多刊于报端，受制于版面篇幅，留有不少豁口和空白。将豁口堵死，将空白填满，让醉客千言，让美人斗酒，都能够尽兴宽心。比如《好吃还是官家饭》，对张艺谋导演“印象”系列的批评，为什么官家饭好吃？文化艺术或曰文化人傍大款和傍官家之路，有着这样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轨迹，都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和需求而愿意走此阳光大道？又比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主席》，对于一些地方作协主席的批评，同样有这样多为什么的疑问，即与二十多年前前辈作家孙犁先生批评文坛“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有什么样的惯性的承继和前仆后继创新的变化？再比如《上海滩的文化板块》，指出“巴金的无奈，施蛰存的边缘，贾植芳的寂寞，王元化的热闹”，几位大佬陨落之后，上海的文化板块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没有新的无奈、边缘、寂寞和热闹？作者都是敏锐地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希望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做潜水的功夫。凭着作者的积累和认知，凭着作者在后记所表达出的那一点超越于“二”的心性，我想他是可以做到的。 原载：广州日报2011年03月24日 原载：广州日报2011年03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