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５０－７０年代初香港的文学批评，除李英豪外，活跃在文坛的批评家，基本上都是当时“南来”的批评家。他们是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从事文学写作的，正如小思指出的：“他们只是在香港暂居，把香港作为宣传文学的地方，而他们的心和眼都是向着中国大陆”。［（２）］这样，他们所谈论的话题，自然大都是中国本土文学的话题，或者说，只是这种话题的延伸，除政治上的边缘立场外，“香港性”还不十分明显。然而，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与稳定，随着港式经验的积聚沉淀和意识形态上既互相矛盾又互相纠缠的本土文化的生成，一方面是客居心理逐渐淡薄，另一方面是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逐渐脱颖而出，加上８０年代中叶中英政府对香港问题所达成的协议的影响，自我关怀与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受到几百万港人的瞩目。它们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７０年代以来，是香港的文学批评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 一、“自我”关怀与香港文学批评的发展 这里的“自我”关怀不是个人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概念。应该说，正如刘兆佳的一篇论文［（３）］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香港社会是一个由“难民”（refugee）与“侨民”（sojourner）组成的社会，这里的人并没有太强的社群现象或归属感，加上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和缺乏维系认同的宗教信仰，香港人的“身份”历来是模糊的、片断零碎和不稳定的。然而，香港人既不愿意长期成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４）］，因为香港殖民地的处境无法使他们获得生活和精神上的慰藉；但他们又由于本港经济上的优势和对内地政局动荡的恐惧，难以认同实体的“中国”。一方面是在殖民统治下不断回忆中国文化的美好，一方面又难以全面接受中国的当代现实，这两者的矛盾纠缠导致的便是香港身份的认同和“本地意识”的萌长。香港文学对“自我”关怀显然根植于这一社会心理文化情结，但又具有生活与文学关怀的双重性。 香港文学对“自我”的关怀，如果从有“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算起，是在１９４９年后［（５）］，但真正引起批评界、研究界的广泛讨论，则在７０年代中叶以来。１９７５年７月由香港文学社主办的“香港文学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如同香港文学“自我”回顾的序幕，开始了港人对自己文学历史和特点的关注，而１９７９年《八方》文艺丛刊发表的十几个作者关于《香港有没有文学？》的笔谈，１９８０年９月《新晚报》主办的“香港文学三十年座谈会”则把香港文学发展的“自我”关怀推向了一个高潮。之后的情形，是各种有关香港文学的讲座、研讨会、笔谈会、专辑，接连不断。如香港市政局图书馆主办的，以“香港文学”为主题的“中文文学周”演讲会（１９８３年５月）；中西区文化艺术协会、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等合办的“香港文学讲座”（１９８５年４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香港文学研讨会”（１９８５年４月）；香港浸会文社主办的“九七与香港文学”讲座（１９８５年１１月）；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主办的“四十年代港穗文学活动研讨会”（１９８７年７月）等。而关于香港文学问题的讨论或创作实力展示的专辑有：《时代青年》第１００期的“十年来的香港文坛”（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５日出版）；《奋斗月刊》创刊号的“香港近十年写实主义文艺思潮之回顾”（１９７９年６月１日出版）；《八方》文艺丛刊创刊号的“香港有没有文学？”笔谈会（１９７９年９月）；《学苑》九、十期合刊的“香港文学专辑”（１９８１年）；《新火》第４期的“香港文学专探”（１９８２年）；《文艺季刊》第７期的“笔谈会——香港文艺期刊在文坛扮演的角色”（１９８３年）；台湾《创世纪》第６５期的“八十年代香港现代诗特辑”（１９８４）；湾《文讯》第２０期的“香港文学特辑”（１９８６年）；《香港文学》第１３期的“香港文学丛谈——香港文学的过去与现在”（１９８５年）；台湾《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２７期的“香港新诗专辑”（１９９０年）；台湾《联合文学》第９４期的“香港文学专号”（１９９２年），《香港文学》第１００期的“笔谈会·谈香港文学”等。这还不包括１９８８年开始连着几年由香港学界主持的几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的香港文学论题，以及１９９４年创刊，以“刊登有关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文章”为范畴的学术期刊《现代中文文学评论》（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 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香港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活跃了香港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创作上编选出版了一些较重要的香港作家文丛［（６）］，自不待言，就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而言，不仅土生土长的香港批评家、学者普遍关心香港的文学问题，成了香港文学批评的主力，而且原来基本上只关心大中国文学的批评家，也开始评论本港的文学现象，如林以亮写了评论西西创作的出色论文《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刘以鬯写了很有个人见地的《香港文学的起点》、《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香港的文学活动》等文章。他们逐渐形成了香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可观阵容。总的来看，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一）着手进行了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产生了像卢玮銮教授这样的专门家。早期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７５年香港大学文社为“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学员编辑的《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资料汇编》，包括了３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资料，有专访、报刊杂志作品辑影。虽然有不少欠缺，但据卢玮銮教授的看法，“是直到目前，最丰富的资料册。”［（７）］在个人方面，掌握较多资料的是卢玮銮教授，她８０年代初开始在《八方》文艺丛刊“香港文学史料”专栏连载的资料，最有参考价值，解决了不少文学史写作中的疑点和问题。不过，这只是她所整理的自１９３７——１９５０年约三百位文化人资料的一小部分［（８）］，而大部分还待整理出版。（二）香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开展，推举出了比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香港作家，如侣伦、刘以鬯、马博良、梁秉钧（也斯）、西西、舒巷城、吴熙斌、金庸等。（三）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展开中，锻炼了一批香港的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如刘以篦、胡菊人、黄继持、卢玮銮、梁秉钧、黄维梁、陈炳良、叶维廉、周英雄、郑树森等，同时还诞生了专论香港文学的批评著作，如《香港文学初探》（黄维）、《香港文纵》（卢玮銮）、《大众文化与香港》（罗贵祥）、《香港文学评析》（王一桃）、《我看香港文学》（东瑞）、《世纪末城市：香港的流行文化》（洛枫）、《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也斯）等。（四）香港文学批评的深入开展，使香港文学研究的学术质量得以不断提高，至９０年代，如《香港文学探赏》（陈炳良编，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今天》“香港文化专辑”（也斯编，《今天》文学杂志１９９５年春季号》所收集的论文，都有相当的学术份量。同时，随着与内地文化交往的增加，香港批评家和学者不仅开拓了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视野，而且他们的某些批评视角、方法和观点也反过来影响了大陆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如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就对大陆刚起步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又如香港《二十一世纪》提出的一些话题，也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少学术上的回应。 ７０年代中期以来，香港文学的“自我”关怀与文学批评发展最实质性的收获，是彻底消除了香港没有文学的偏见，使“香港有没有文学？”的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而把香港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提升到更根本也更基本和具体的层面，从而使问题的讨论得以在基本范畴和向度上展开和深入，取得了许多继续探讨的基本。譬如在讨论香港文学的范畴时，在时间上，刘以鬯提出“谈香港文学，应该从１８７４年谈起。”［（９）］而黄继持则认为，整个香港文学又可细分为“出现／产生在香港的文学”和“植根／属于香港的文学”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以五十年代前与后加以区分［（１０）］。在香港作家的界定上，黄维梁提出了香港作家的四种类型［（１１）］，虽归类标准比较外在，引来了许多不同意见，但争论的展开，也促进了人们对香港文学范畴的思考。又如在香港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策略上，收集整理文学史料，编辑出版优秀选本，为香港文学史打下扎实的基础，已成为批评界、学术界的共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评家和学者已经意识到香港文化特点对研究、批评范式的复杂要求，必须寻找既不同于大陆也不同于台湾的观照角度。这种意识和方法上的自觉，使他们在批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黄维的《香港文学初探》“通论”部分主谈香港的通俗文学，同时缺乏深入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分析，容易引起批评界的不满，但在香港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里，雅俗夹缠也是一种醒目的现象，甚至是一种文化个性，一种挑战主流文化的形式。又如香港文化的“边缘性”问题，李欧梵（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１２）］认为，香港文化的动力并不完全出自精英人士的提倡，而是像自由市场一样，自有其生产和消费的规律。它在中国文化与西化、商业化的争战协商中，形成了一种“边缘文化”的特色。再如城市与香港文学问题、香港人的文化身份，甚至“香港话语”特点问题，是一批年轻学者、批评家近年讨论的重点，如梁秉钧（也斯）、陈少红（洛枫）、罗贵祥、黎海华、潘少梅等。梁秉钧十分注意问题的复杂性，主张从时空比较和与他人的关联反省自己“认同”与“相异”的矛盾［（１３）］。而潘少梅则提出：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香港文化，显示了一种新的话语正在形成，它表现为：“（一）游离感（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游离）。无形的消碎了五、六十年代主导左右翼的意识形态话语，如家国等这些具有历史感和地域感的概念；（二）鲜明的城市肯定意识。也就消解了自五四以来肯定乡村，否定城市的意识形态；（三）承接（一）而来的，是无家国感；（四）承接（一）、（三）而来的，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１４）］这种观点显然受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影响，可能简化了许多矛盾复杂的香港问题，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青年一代的心理和意识形态。其他如香港文学与大陆、台湾文学的关系问题，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问题，也展现了与大陆、台湾批评界的不同视野与观点。 总的看来，７０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批评，“自我”的关注不仅促进了本地区文学的研究，也使批评自身得到了发展，开始形成与大陆、台湾不同的批评个性。当然，由于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优越感与委屈感、认同感与焦虑感的交织，也使个别批评作品在自我身份追寻过程中产生了“自我否定”与“自我膨胀”的矫枉过正现象。因此梁秉钧希望批评家们长期留意或重新认识更多本土作品，修订外加的或情绪化的“简略概念”，“在‘自我否定’与‘自我膨胀’之间思考文化身份问题”［（１５）］，可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 二、香港的“编辑——批评家” 英国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看重的是他们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对于文化和文学，表面上采取的是“不鼓励”、“不干预”的文化政策［（１６）］。这表面上是“自由”，实际上无异于让其自生自灭。因为隐形的经济权威制约着全社会人们的生存方式，使他们中重视精神文化事业的人，无法专致于自己的事业，只能将此作为“副业”，或者将它扭曲成根据市场订货而制造的“文化商品”。香港没有专业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专业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香港文学批评队伍的阵容中，大多是一些“双栖”或“三栖”“四栖”式的人物，或者集编辑、批评家为一身，或者集学者、批评家为一身，也有学者、作家、批评家或编辑、作家、批评家三而兼之的。 香港是世界上报刊、出版业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编辑从事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如果把批评家的要求降低，“编辑——批评家”可能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若真正以批评的学术质量和在文坛的贡献来衡量，还是５０年代的林以亮、７０年代的胡菊人等的文学批评较值得注意。 （１）胡菊人：“文学性”与“中国性” 胡菊人（１９３３—— ），本名胡秉文，原籍广东顺德。十三岁抵港，先在圣内思圣安多尼教堂当杂工，晚上读夜校，后在友联出版社会资料室，边工作边读中学夜校，再后来，又进入珠海书院英语系半工半读，于１９６１年毕业。毕业后，他担任了《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社社长，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６年又在香港的《今日世界》丛书部任职。１９６７年开始，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直到１９７９年冬。 胡菊人是香港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大多数批评文章，也先在报刊的专栏中刊出，然后再结集出版。不过，与许多话题分散，针对市民趣味，应着文化市场的社会“订货”而写作的专栏作家不同，胡菊人的专栏文章具有较强的专业特点和理论色彩。譬如他的《小说技巧》（台北：远景出版社，１９７８年初版；香港：明窗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就是由作者１９７７年左右在报纸上连载的专栏文章编辑删改补充而成的。然而，《小说技巧》不仅是一本有针对性和有感而发的书，体现了资深编辑对文学中突出问题的关注［（１７）］，同时也是一本具体联系小说创作的实际，把小说创作作为一门独特技艺来讨论的专著。本书从文学的特性是主题的表达而不是主题本身这一审美现象出发，强调“内容”、“形式”、“技巧”三位一体的关系，论述了文字特性、象征、心理描写、叙事观点等基本技巧的意义和运用。就书中的基本理论观点看，作者关于小说技巧的概念和范畴，没有超出自亨利·詹姆士以来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概念和范畴，方法上也近似英美新批评的赏读分析。这一点让人想起香港６０年代李英豪对西方现代诗论的介绍和运用，但李英豪关注的重点是诗歌的现代性，而胡菊人注意的是艺术技巧的普遍意义及其在小说中的具体运作，以便“为一般读者，提供一点欣赏的‘法门’，亦希望尚未入行而有志写小说的青年，读了这本小书，不要走太长的冤枉路”［（１８）］。应该说，《小说技巧》的理论性不是太强，但善于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范实例深入浅出地阐述理论，又是这本书的长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红楼梦》的技巧赏析以及对中国现代小说成败作品的具体阐述，可谓丝丝入扣，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文学性”和“中国性”的双重关注。正是由于这种关注，作者能经由《红楼梦》的写作技巧讨论到五四以来西方文学和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甚至提出中西文化与我们的教育方向问题，这是令人深思的。 当然，《小说技巧》毕竟是专谈小说形式与技巧的，更能体现胡菊人“文学性”与“中国性”双重关注的批评著作是《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初版；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６年１１月）。本书是作者“过去所发表的比较重要的文章”［（１９）］结集，其中最早的一篇＜文化反刍：中文革命与依萨·庞德＞作于１９６５年，可说是提示了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文化反刍”，即对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反省与检讨。在这篇文章中，胡菊人引述了周策纵的一个见解： 六十六期明报月刊，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一文，说胡适之“为中国新文学而提出的‘八大主义’，大概是受庞德三年前发表在《诗杂志》上那篇＜几个不＞（A Few Don’ts）的影响。二十年后胡适出版他的日记，其中在１９１６年在他写了几句话，提及他对意象派的认识，说意象派诗人的原则，很多和他自己对诗和文学的意见很接近，这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也可以看得出来。再方面，他的新诗是本于他的尝试主义，而这种尝试主义便是受当时西方文学潮流启发而来。”［（２０）］ 胡菊人提出，庞德在＜几个不＞中反对美国旧诗，是从美国汉学家芬耐罗莎（Ernest Fenollosa,１８５３——１９０８）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介绍中得到了启示，创立了美国意象派诗歌。而胡适学习庞德，提倡“八不主义”，攻击的却正是庞德所提倡的东西。胡菊人认为，提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中文不需要变革，“白话文运动无论有没有胡适，大概还是要起来，只是发展的迟早问题而已”（《文学的视野》，Ｐ７２）。问题是，作为新文学的接力者，“我们今天应该没有再唱全盘西化的必要，……就中国文字结构而言，有它原来优异的地方，不必强以英文文法来局限它，破坏它原有的美质”（同上，Ｐ．７３——７４）。 胡菊人认为，新文学中“全盘西化”的倾向带来许多弊端，诸如价值上的实用主义、内容上的感伤主义，但在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洋化文法之害”。其＜论新诗的几个问题＞这篇长文，就是从语法问题出发批评新诗的。他提出：“西化问题，主要出在语法上。五四的白话，其实不是中国的白话，不是宋小说、元曲、水浒、红楼梦里的古典白话，也不全是日常所用的生活白话。……这种白话是加上西方文法的。”（同上，Ｐ．４）他以冯至＜北游＞一诗为例，认为“白话诗大都可以删掉许多字，而于意思无损，反而更浓缩”（同上，Ｐ．５）。然而五四之后的新诗，普遍受到西洋翻译作品的影响，用西洋语法的因果关系和说理逻辑处处自设栅栏，结果丧失了诗的浓约性和直逼力，诗的意象、节奏和含蓄美，都给败坏了。在本书另一篇＜洋化方法之害＞中，胡菊人又举列了不少实例进行分析，诸如“关于”、“已经”、“正在”、“将要”、“我”、“我的”之类，认为都是受了“重重约制”的文法之累。他指出，这种层层自我保护的“自卫性语法”，周密是周密了，但在以求不留半点缺口的防卫中，也把自己越缚越紧，结果是，不仅下笔惴惴然、惶惶然，缺少了古人豪气干云、意兴迈天的势头，反而不知不觉地成了别人语言的“殖民地”（同上，Ｐ．５６）。他认为，正是这种语言的被殖民现象，造成了许多批评概念的简单借贷。在＜文学批评的文字障＞一文中，他提出所谓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概念术语，都可能是叫人在文学鉴赏时误入迷津的“文学障”，认为“西方这些论争，其实，就文学创作而言，都大可不必”，不如中国文学传统“着重于最浅近而又是最根本的文学原则，即是，身有所感、心有所志、意之所动、情之所发，通过艺术形式笔而书之，就是文学”（同上，Ｐ２５０）。这种从创作现象和鉴赏现象出发批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缺乏说服力，暴露出作者思想的简单化和情感主义倾向，因为文学理论批评的范畴和目标并不局限于创作和鉴赏，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既有优势也有弱点。但胡菊人指出中西文学理论批评各有自己的观照立场和概念体系，不必照搬西方的名词术语，而是需要从自己的文化特性发出进行反思，建设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这是很有见地的。 从基本面貌看，胡菊人的文学批评属于新古典主义。这种批评的特点，是在接受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洗礼之后，重新认识了传统经典文学的魅力和意义，因而能够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视野，对２０世纪新文学进行反思。在这一点上，胡菊人的批评，与五十年代林以亮的诗歌批评有相似之处。但林以亮新诗批评的贡献，主要是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出发进行诗歌形式的反思，而胡菊人，把问题推进到了更深入的层面，提出了语法受伤这一更要害的问题。此外，作为在香港知识界颇有声誉的杂志《明报月刊》的资深编辑，胡菊人对当代香港文学和文化现象显然更敏感，也更有针对性，譬如他为西方“疲脱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一译“垮掉的一代”）“寻根”的著名论文＜诗僧寒山的复活＞，以及＜香港青年中文大退化＞等文章。就由于文章写得漂亮，又能针对当时的文化问题而颇受瞩目。也许，在香港，胡菊人作为批评家的名声在林以亮之上，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作为同样具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批评家，他们相通之处显然更加重要。有趣的是，他们都对《红楼梦》热爱有加，林以亮写过《红楼梦西游记》一书评论《红楼梦》的新英译；而胡菊人，则有《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的专著出版。 像胡菊人这样的“编辑——批评家”，在香港有一支人数不算少的队伍，不少人还出过专著，如彦火（潘耀明）有《海外华人作家掠影》、《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冯伟才有《文学、作家、社会》，东瑞有《我看香港文学》，璧华有《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论稿》，辜健（古剑）有《文学作品欣赏》、《梦系人间》。其他如梅子、陶然、孙立川等也写过一些有质量的评论。他们不仅以编辑工作，而且通过文学批评的直接参与，为香港文学的繁荣，为文学“香港性”的探索，作了各不相同的贡献。当然，在香港“编辑——批评家”中，他们所谈论的话题，大多为时风、报刊要求所挑选，像胡菊人那样既有相对纯正的文学观点，理论和阅读袖野又相当广阔，能够自觉从“文学性”要求出发关心“中国性”，香港文学特性的探导开拓道路的批评家，毕竟屈指可数。而且，即使如胡菊人，由于批评只是他的“副业”，有些文章理论和论证也还欠严谨，甚至流于情绪化，像＜鲁迅在三○年代的一段生活＞这篇长文，就有这方面的不足。 三、香港的“作家——批评家” 与“编辑——批评家”阵容相当，却在香港文坛更为活跃的，是“作家——批评家”。诗人、作家兼顾文学批评，本是中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化传统，而香港作家在７０年代以来纷纷介入文学评论，显然还有一些特殊因素的激励：如边缘文化境遇里自我认同的焦虑与内心辨论，商业社会中对文化失真和文化遗忘的忧戚，“九七”来临前文化身份和文化前景的关注，等等。它们不仅推动了香港文学创作对这一切的形象表达，也促使他们运用文学批评的理性形式展开思考和讨论。 （１）刘以鬯：双重的关怀 刘以鬯是香港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尤以小说见重于世，这一光芒几乎遮掩了他其他方面的文化成就，实际上，刘以鬯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和文学批评家。虽然现在的文学读者，许多人知道刘以鬯是《香港文学》的主编，但知道他之前编过三、四十年报纸文艺副刊的人并不多。然而刘以鬯，不仅四十年代在重庆当《扫荡报》副刊编辑时，提议约稿和编发了老舍的《四世同堂》；而且在六十年代初于《香港时报》编副刊“浅水湾”时，走纯文艺的路线，特别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方面，影响了香港台湾许多读者与作者的趣味。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刘以鬯，一方面与曹聚仁有相近之处：既同属于１９４９年前后“南来”的一群，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参与者和继承者——虽然刘以鬯比曹聚仁出生晚，成名也晚，但作为一个抗战以来就步入文坛且长期从事文学副刊编辑的“文化人”，刘以鬯同样是战时和战后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见证人。而在实际上，刘以鬯的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提及的，就是他对文学史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作家的关注，以及不确资料的纠谬。他出版的第一部文学批评论著《端木蕻良论》（香港：世界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就是有感于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湛深，只看花朵，不看全园；只看片面，不求深广，无论写作态度如何认真，所作总结，包括对个别作家的探研，都是隔靴搔痒”［（２１）］现象，作出人回应。而另一部《看树看林》（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１９８２年），更是从“还新文学以本来面目”［（２２）］的立场出发，提供了丰富文学史料又表现出成熟文学见识的书。 刘以鬯的新文学史料批评，虽然多是一些“忆旧文字”，但对史实的忠实却是其最可贵的品格。他坚持认为：“研究新文学，不应该将猜想当作事实。研究新文学，必须求真、求确。研究新文学，不能只看树不看林，更不能只看林不看树。”［（２３）］专著《端木蕻良论》及后来发表的＜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一文，是较早也较全面研究端木蕻良的扎实著述，围绕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展示了许多宝贵的新文学史料，自不待言，书本所附与夏志清＜关于端木蕻良的通信＞（九封）也十分难得。而《看树看林》中的２５篇文章，更是以翔实的材料，纠正了中国新文学研究中不少语焉不详或以讹诈讹的叙述。譬如：＜‘宝马’未获大公报文艺奖金＞一文，不仅澄清了历史真相，而且使人们对大公报文艺奖的情况也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又如＜萧红的《马伯乐》续稿＞一文，指出了萧红研究的一个普遍缺陷，提出“《马伯乐》续稿是萧红最后发表的作品”［（２４）］这一重要观点，同时对它的写作时间与地点也作了细心的辨析。其他如对曾被忽略的作家叶灵凤、赵清阁、老向、穆时英、陈西滢等人的介绍，以及对《中华民国文艺史》、《文坛史料》等诸多讹误的批评，在离最初发表已有２０多年的今天，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或许已不新鲜，但对当时尚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大陆和戒严中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份历史的存照，一种文化的良知。 与其将这份特殊的贡献归结为香港的特殊文化环境，或许不如归结为刘以鬯个人对文学的理解与虔敬更为恰当。黄继持有一篇＜“刘以鬯论”引端＞认为刘以鬯“不肯以一般文字工作与文学事业等量齐观。文学在他的心目中，乃严肃的艺术创作。”正因为置身于香港左右派冷战和商业化两相夹击的境地，“因而更加着力反拨，把‘娱乐他人’的文字跟‘娱乐自己’的文学断然划分界域”［（２５）］，可说是触及到了刘以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本质。实际上，除了文学史料的纠谬，刘以鬯对被湮没作家作品的“发掘”与评价，文学价值是他作出选择与判断的唯一尺度。譬如他的在１９７２年提出穆时英，就是认为“站在纯文学的观点，穆时英作品的历史意义以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应该予以承认的”［（２６）］，又譬如他评论已少为人知的幽默作家老向（王向成），也是因为他“除了表现人生，没有所谓‘实用的目的’。他用幽默而不油滑的文笔写人生百态，处处显示他是一位资质极高的作家”［（２７）］。当然，文学批评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谁把持了一把理论标尺，而在面对具体对象时的接触生变。这往往是对一个批评家知识背景、艺术感觉、思辨和分析能力的具体考验。在这方面，《端木蕻良论》作得非常地道。他评《科尔沁旗草原》，感觉十分到位。而论《科尔沁前史》，则将它定位于“端木蕻良却将小说当作工具去表现他的家族”。为此，刘以鬯不仅将它与《科尔沁旗草原》进行比较，而且将它与相对或相近的郁达夫自传体小说，《红楼梦》这样的家族小说，普鲁斯特的草稿《尚桑短》（Jean Santeuil）和定稿《追忆逝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Temps Perdu）进行比较，从而在“事实”与“艺术”上，分析了《科尔沁前史》与《科尔沁旗草原》的差别：“从事实境域（《科尔沁前史》）进入艺术境域（《科尔沁旗草原》）时，端木蕻良笔底下的人物变成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一言一语；举手投足，无不具有叩人心弦的感梁力；反之，从艺术境域（《科尔沁旗草原》）进入事实境域（《科尔沁前史》）时，这些人物等于泄了气的皮球，用力拍时，弹得起，弹不高。”（《端木蕻良论》，Ｐ．１６）作者最终将这种差别，上升为“故事”与“小说”的差别：“作为一个小说家，端木不甘于平凡。但，《科尔沁前史》却是一部平凡的作品。平凡，因为那是流水帐式的叙述。虽然解释了‘草原’的某些疑点，却远不及‘草原’感人。它单纯。它缺乏文学的华美。它老老实实记下了曹家的故事。我说‘故事’，因为除了故事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值得它的作者骄傲的东西。‘小说’与‘故事’向来缺乏明确的分界。被我们称作‘短篇小说”的，英文叫做Short Story。但在严格意义上，‘小说’与‘故事’还是应该划下一条界线的。”（同上，Ｐ２０－２１） 努力区别“事实”与“艺术”、“故事”与“小说”的界线，使刘以鬯的批评真正成了文学的批评：即在批评的着眼点上，把对文学题材社会价值的关注转变为题材表达的艺术价值的关注，即在批评的方法上，不是首先从“内容”出发，而是从形式、技巧和魅力出发去解读文学的文本。任何一个批评家，面对时代和个人生活的限定，都有自己的偏爱与偏见，问题是，批评家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偏爱与同情牺牲艺术的需要，或者反过来，把艺术的标准作为一种教条，从而丧失了同情、感动、理解的能力。刘以鬯文学批评的感人之点在于，无论作为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国人还是作为具有相通文化命运的中国作家，对于文学的苦难和人为的遗忘，他怀有深刻的同情和感同身受的痛楚，他尊敬那些以生命和血泪灌溉的艺术创造正如他容不得那些非艺术原因的“遗忘”。因此，或许在艺术观念上，刘以鬯更认同沈从文不肯让文学受政治分割的观点，而对端木蕻良主张作家“必须要服从政治的发展，顺从政治的号召来体认真实”的说法有所保留，然而，他能敏锐地区分那些“宣传”的文学与把民族的苦难、时代精神变为“自己的思想”的文学。循着从语言、结构下手的文本批评路线，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较，他令人信服地区分了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中获得的成功和在《新都花絮》里的失败：由于时代精神转变成了作家个人的思想，同时这种思想又为形象所包容，《大地的海》成了“艺术性颇高的小说”（同上Ｐ．４２－４３），而《新都花絮》，不过是将政治思想披上了爱的美丽外衣，“一本只有目的而无文学冲动的书”（同上Ｐ．５４－５５）。他细心地剖析了《大地的海》的成功，首先是极其真实感的人物语言，其次是虽略嫌粗糙却能站在纸上的途述文字；而最重要的是，作者有类似“拜伦为希腊的热情”，这种被掠夺我们大地的敌人激起的热情，融化了粗糙的素材，衍生了独特的主题并推动了结构与叙事的自然。因此，虽然同样面对人与土地这恒古的主题，刘以鬯发现赛珍珠的《大地》毕竟在情感上隔了一层，他比较两者说：“赛珍珠写《大地》，并无‘拜伦为希腊的热情’。她在动笔之前是作过一番荟集工作的——荟集能够使外国读者觉得有趣的材料。然后以这些材料作为骨格，将情节当作砖头，一块一块砌上去，砌成外墙，使其成为一幢外表美丽的房屋。端木蕻良则不同，写《大地的海》，先有故事，以故事为骨格，将随手可拈的材料，砌成外墙，使其成为一幢房屋，单看外表，分别不大；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别。端木的做法，是自然的；赛珍珠的做法并不自然。”（同上，Ｐ．３９） 刘以鬯不以批评为主要，像《端木蕻良论》那样以文本批评为主的著述并不多，然而非常地道。其纯正的趣味、对艺术表现力的重视和在比较中发现特点的追求，以及行文的潇洒自如，常常让人联想到刘西谓的《咀华集》：作家的锐敏感觉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使他们独具慧心慧眼，而涉猎的广阔又使他们赢得了丰富。不过，刘以鬯似乎要比刘西谓严谨，不像后者那样随兴漫游，因为他的重点不是当前文学作品的挑选和鉴赏，而且既关心文学的纯正也关心批评中历史叙述的真实与确切。因此，他的批评，也有了双重的价值。 对文学品质和文学历史叙述的双重关怀，明显反映出作为“南来作家”的刘以鬯对母体文化认同的一面。他毕竟是中国新文学哺育下成长的作家，其批评中爱与忧的交织，也体现了一个立足边缘的知识分子，同时面对香港与大陆不同文化语境所作出的独特反应。这方面与曹聚仁、林以亮相通，只不过曹聚仁的兴趣更广泛，林以亮更学者化，而刘以鬯更文学化而已。若与曹聚仁、林以亮相比，刘以鬯显然又更有“香港性”，在编辑、创作、批评和其他文学活动方面，更直接地参与香港地区的文化建设，因而更能体现香港作家的风貌。 刘以鬯直接面对香港文学的批评著述，多数收在《短绠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１９８５年）和《刘以鬯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其中有对一些老作家如端木蕻良、叶灵凤、徐＠①在香港时的文学活动的回忆，有在香港及海外大型文学活动或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有个别香港作家的评论和几个香港文学选本的序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几篇评说香港文学的论文。一是＜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互相联系＞，将内地学者的港台文学并提，转变成两地文学相互关系的探讨。他认为，自五十年代开始，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联系就已相当密切，但这种联系“一直是相互的，有来有往，像双程交通，并不是单方面的”（《刘以鬯卷》Ｐ．３５６）而联系特点，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香港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的“转运站”，台湾则是香港严肃文学的“通道”和“出口”，当然台湾文学也反过来影响了香港文学。二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学＞，通过“北去”与“南来”的交替，香港作家在商业化与“绿背文化”夹击下的挣扎，提出了“在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五十年代虽然值得重视的作品不多，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刘以鬯卷》Ｐ．３６２）的观点，认为它既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寂寞，也不是另一类所描述的“蓬勃期”，它是一种“有着挣扎的特性”的文学。三是＜香港文学的起点＞（２８），以王韬于１８７４年在香港与友人合办《循环日报》，开创《循环日报》副刊，发表了不少诗词、散文、文艺小说和粤讴（“粤讴，是一种用广东话表达的文学形式”）为实证，明确提出了“谈香港文学，应该从一八七四年谈起”的观点。 刘以鬯这些直接面对香港文学的批评，在时间上，论述了香港文学的起点，转变（五十年代初）和寻求（六十年代初）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的观点和材料，对香港文学现象的梳理和香港文学史的编写，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同时，在整体上观察刘以鬯的文学批评，经由他从自觉文学意识出发的对中国文学和香港文学的双重关怀，我们既能看到拥有双重视野的批评家的优势，又能看到一个“南来”的文化人，在香港立足和参与本地文化发展过程中，心情和关注的变化。这是一个逐渐认同的过程。若要研究香港文学，刘以鬯是一个重镇，若要研究“南来”作家“香港化”的过程，刘以鬯是一个典型。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批评上，刘以鬯都是最值得关注的对象之一。 （２）也斯：文化空间的反思 与刘以鬯一样值得关注的另一位“作家——批评家”，是也斯［（２９）］。他１９４８年生于广东新会，但次年就随父母到香港定居，因此生活经验和基本教育都来自香港。另一方面，他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任教，因而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当代西方知识和文学背景的作家——批评家。这种经验和知识背景决定了也斯文学批评的“香港性”和“当代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决定了他香港文化批评的当代感。事实上，倘要将他与刘以鬯比较，可以说，刘以鬯的批评主要是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历史背景的文学批评，而也斯的批评，则主要是开放文化空间里面对香港的文化反思。 这不是说也斯成长于香港，不那么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不像刘以鬯这样的老作家，直接承受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并参与过它的进程，因而对它怀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相反，作为诗人也斯对于现代中国诗歌的关注，正与作为小说家的刘以鬯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关心相似。他的博士论文是《抗衡的美学——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而收在《梁秉钧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中的论文，不仅都以中国新诗为对象，而且可以视为他最出色论文的一部分。也斯的这些文章，缺乏刘以鬯文学批评的历史感和史料价值，但他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知识和方法，正好契合了在中西文化交汇语境中发生发展的中国新文学这一对象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比如，＜比较文学与翻译＞通过胡适受意象派诗歌宣言影响这一问题的讨论，认为胡适的出发点与意象派诗人的出发点有很大不同：意象派诗人要对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累赘感伤的作风，而胡适和新文学的前驱，“面对旧社会的瘦弱文化和动荡社会，却向往一种细致准确的言语，用以普及教育，建设新文化”（《梁秉钧卷》Ｐ．２６８）。因此，胡适主张诗的“具体性”，表面上是呼应了意象派直接表达的论见，实际上与其集中突出一个意象的“具体性”并不相同，在中国新诗中，“他们强调的‘具体性’，不是刹那间的视觉感受，而是栩栩如生地体会各种社会人物生活的能力”（同上，Ｐ．２６９）。这一具体的观点，由于聚合了新文学开创时期社会、语言和文化影响的复杂形态，找到了网结点，不仅纠正了方志彤论文＜中国新诗的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一个失败了的诗学探索＞的简单结论，而且对五四新文学的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又如＜穆旦与现代的“我”＞一文，根据欧文·豪对于现代主义早、中期的划分，提出穆旦诗中的“自我”具有现代主义中期的特点，指出“穆旦的现代质素以及他与过去诗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更自觉也更复杂地试验诗中的‘我’。穆旦诗中的‘我’处理成暧昧甚至是遭人非议的，那是因为他不是要塑造表面的英雄形象，而是要无所顾忌地探究人性中复杂的；甚至是混乱、不贯彻或非理性的部分。”（同上Ｐ２８５－２８６）这篇论文既界定了穆旦在中国新诗中的位置，也启示人们经由“自我”这个核心问题，反省新诗现代性的进程。 收到《梁秉钧卷》中的批评大多是论文，有学者论文的庄重与严谨。但在也斯的批评中，占大部分的，并不属于这一部分的“学院”式论文。对于学院式的作派，也斯有自己的看法和保留，虽然他认为学院是学习的地方，可以培养思辨的能力，但他既不喜欢过去经院派脱离现实、钻牛角尖，或者借助它厘定标准、建立权势的做法；更不喜欢当今学院迎合财经挂帅的文化霸权，顺应潮流而不批评求变的新保守倾向。他认为，学院中的师生与社会老死不相往来，就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因而主张“从学院的知识得到启发，关怀身处的社会，反省本身的文化”［（３０）］。因而，更能体现也斯“作家——批评家”特色的评论，是他的《书与城市》、《香港文化》和《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 《书与城市》（香江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谈论的对象主要是书：有墨西哥的帕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智利的聂鲁达，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梵乐希，波兰的米和斯，中国的穆旦、艾青、罗淑、萧红，台湾的七等生、陈映真、王祯和、叶珊，香港的李国威、禾迪等作家的书。但也斯对这些作家及其书籍的评论，不是就书论书，分析它们的文本，判断艺术上的优劣，而是以这些书为参照，解读一个更大的文本：他企图通过书本“探测城市的秘密，发掘城市的精髓，抗衡城市的偏恻，反省城市的局限”。他说：“最萦绕于心的题目，大概是文化间的关系，彼此的矛盾与异同，有时不惜介绍外国诗例，不外是为了说明溶合个人与社会诗的理想。关心的其实是现代文化与生活的特色，从这城市开始了解现代的想望与限制。”（《书与城市》代序）于是，《书与城市》成了一本以书籍作话题展开城市文化思考和自我反省的书。首篇＜两种幻象＞，就提出了在香港这座城市中怀古与西化都不过是两种幻象而已。他写道：“一九四九年后在香港成长的一代，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会发觉并没有一种可以遵循的生活方式。逐渐长大，会发觉社会种种严重的缺点，很难无条件接受遵循。……这一代的香港青年是面对破碎的一代，问题是他往往不晓得如何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如何建造。”（《书与城市》Ｐ．４－５）因为一切支离破碎，没有建立起标准，便轻易抓住一些眼前的幻象，视为真实，然而，“在香港这样中西合璧而又不断变化的现代都市中，这些都只像舞台角色一样不真实。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寻找认同，想归类到熟悉的戏份中，可以免去不知把自己搁到那里的痛楚；走入别人的戏剧，是为了免去正视自己的现实。”（同上，Ｐ６）因此，也斯指出，香港人的自我身份探寻，首先必须打破幻象，“从打破幻象开始，才可以面对真实”（同上Ｐ１２）。为了打破幻象和面对真实，催生一种文化自觉反省的态度，也斯特意介绍了墨西哥作家帕斯的《孤寂的迷宫》，认为墨西哥在二十世纪经历的一连串转变，跟其他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转变，都有相似的的地方，许多崇高的理论，都与他们的现实格格不入，“所以最后他们必须自觉去正视现实情况，要创造新的字汇，动用新的观念，来讨论面对的新现实。”（同上，Ｐ．２８－２９） 实际上，《书与城市》不仅仅是提倡自学反省的书，也是一本动用新观念，来讨论城市生活的“新现实”的书。虽然也斯并未给出一些简单明了的概念，但他一再提示我们注意现代城市文化复杂多元的景观。在＜影印机与神话＞中，作者通过“原来好像完全写实的影印机也会撒谎的”现实，反思工业文明和商业利益对人性与思维的扭曲，“期望能从不么机械化的角度，看它们之间复杂牵连的关系”（同上Ｐ．２９３）。（一位加州的波兰诗人）则通过“放逐文学”范畴与概念的展廷，讨论了放逐者面对文化和语言上的疏离所产生的孤寂感，但作者提出这种孤寂也迫使放逐者热切地反省自己的根源，在有了客观的距离和比较之后，可以比较透澈地看待事物，从而获得一种人生和美学的超越，这就是以智慧超越现实的局限，跨越存在与失去事物的分界，“一种既不妥协亦不尖酸的态度，有一点幽默，有一点忧伤，最主要的，是一种长远忍耐的毅力”（同上，Ｐ３１０）。这实际上就是也斯经由各种书本的参照，在解读城市的过程中逐渐凸现出来的新观念：在大多数人接受了城市生活的现实中，“面对城市带来的文明恶果，只有吸纳新知识、调整旧观念，重建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同上，＜代序＞）而这种观念，又最集中体现在他的诗歌批评中，他提出：“香港是个没有文化的都市，许多人都这样说过了。这地方不能提供悠闲的生活与思索的余闲，不过，另一方面说，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最尖锐的冲突，最复杂的揉合。不是置身在渔塘的小舟上垂钓，而是在惊涛骇浪的船中，眼看社会、经济、政治种种惊人的变化，看古今中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混合。而这些东西，对于那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来说，却也未必是坏事。它供给了他们丰富的素材、敏锐的感受，以及狭窄而却复杂的背景。如果香港将来还会出现艺术家和作家，恐怕就不会是田园诗人式的人物，而是认识清楚环境的限度而又不失其警觉性的人物了。诗仍然存在，但诗人对诗的看法一定跟以前不同。”（同上，Ｐ．１１２－１１３） 也斯的《香港文化》（香港艺术中心出版，１９９５年）和《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青文书屋出版，１９９６年），从批评主题上看，是作者反省现代城市文化，主张既包容又超越的理念的深化和具体展开。但与《书与城市》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强化了香港文化问题的具体性、历史性以及点面探讨的给合，而在具体的探讨中，也更注意力避用预设的观念去构想香港的个性，追求一种理解与批评的辩证。这似乎与经验的累积和沉淀有关，更与作者意识到思考雅俗夹杂、商政交缠的香港文化需要多元的模式，自觉“想通过香港与其他地方文化的种种复杂的同异，去介定性质、反省问题”［（３１）］。譬如他谈论香港诗人马朗（马博良）早期的诗作，就很细致地考察了诗人所面对的历史时空与个人感受、外缘与内聚等争战迎拒的关系，从而提出：“对马朗那一辈作者来说，过去中国大陆春野上的经验，与香港现实的经验是互相重叠的：从缅怀抒情的声音里，逐渐响现了现代都市的声音，正是他们那一辈作品里的一种特色。他们那一代，……让我们看到西方的新思潮，回顾中国的好作品。……香港，实在不是个孤立的地方，在时间上，在空间上，是与其他地方互相连结的。”（《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Ｐ．１６）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连结，他认为：“要讨论香港的文化，恐怕不能仅从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界定，而要从香港与中国、香港与西方两方面的相同与不同细探出来。”（同上，Ｐ１３５） 在也斯包容与超越的批评姿态中，在他自觉放弃非黑即白、一元或二元对立的标准，企图以不同的模式敞开香港文化的复杂性的努力中，或许有人会认为体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脉络。的确，与６０年代李英豪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相比较，在也斯的文化批评中，与城市“抗衡”的声音得到缓和，文本分析体制化的倾向受到反拨，不仅注意联系语言与现实、历史与形式的复杂关联，而且在读解的对象上也显出一般文学批评家所没有的开放性（譬如，他不仅讨论文学作品，也讨论影视、报纸与期刊，教育和出版，不仅讨论高雅文化，也讨论通俗文化）。然而，对于也斯而言，更值得注意的，似乎还不是他对那些理论的学习和操练（尽管他确实拥有这样的知识背景并运用了它们），而是面对真实香港经验与外界偏见偏狭的矛盾，希望敞开被遗漏的资料，被忽略的脉胳，道出香港文学复杂的真实。这才是也斯从事香港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和贡献所在。他的＜台湾与香港现代诗的关系＞和＜香港小说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以扎实的材料和细致的辨析，梳理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香港的形成及其在香港时空中的转化。又如他对最具特色的香港报纸专栏的讨论，辨析在一个公共空间中个人言说的限制与可能，指出它轻浮、偏狭与多元、亲切的辩证，认为其中也有“现代感性的城市戏谑”的美学潜质。又如＜无家的诗与摄影＞中对香港这一开放空间中混杂、挤迫和危险的议论，都显示出作者面对开放与自律、公众与私人、权力与民主复杂扭结的香港文化特点的认真探讨。 香港文化是五光十色的，展开香港文化的批评面临着许多困难，它本身的复杂多元是一层，也斯说的“我们渴望完整，生活却令人破碎；渴望观察一个城市的全貌，又往往只是透过大厦夹缝看到天桥的一角”（《书与城市》代序），又是一层。因此，作者认为这种谈论既是建立一些讨论香港文化的角度和方法的尝试，也是一种深吟思辨的自省过程。然而，唯其是既不孤芳自赏又不随波逐流地比较辨认和自省，唯其承认香港文化的多面性和流动感，存在着重写与重塑的可能，也斯笔下的“香港文化空间”，就成了一个真正复杂的空间。而也斯既包容、理解，又批评和超越的努力，既体现了在香港成长的本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反思，他们对香港文化发展的深刻关怀；对纠正各种误解与偏见，也是很有帮助的。 除刘以鬯、也斯这两个重镇外，香港的７０年代以来“作家——批评家”还有余光中、李英豪、戴天、王一桃、陈德锦、秀实等。余光中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的文学评论集《分水岭上》收有好些在香港任教时写的文章，颇有见地。李英豪是６０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批评的健将，７０年代仍有一些评论文章见诸报刊；而戴天，虽不曾出版批评集，但他的诗评、诗论在读者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一些出过批评集的评论家。王一桃的评论集是《香港文学评析》，漫评了很多当代香港作家作品，虽然多为介绍和点评，但能让人们结识许多平时不怎么留意的作家。陈德锦和秀实都是诗人，前者有《文学散步》一书，虽曰“散步”，却写得扎实、严谨；后者大都是中国新诗创作的赏论，且多是报刊文章的集结，比较深入浅出。读这些作家写的文学评论，一方面，我们会想起也斯说的一段话：“搞创作的人，并不是研究香港文学的专家。只不过从创作开始，总觉得在香港创作，无法不受制于环境，于是也不得不同时做许多事想改变环境的限制，让创作生存。于是我们不得不扮演许多角色：如撰写书评作为辩解、译介新书以对抗旧观念，编辑刊物来包容被拒斥的作品，甚至当教师去教文学，参与繁琐的推动文学的工作。”［（３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文学创作和香港问题的双重反省，是他们探寻创作发展、寻求理解与对话，关心香港文化前途的一种方式。 注： （１）７０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批评，基本上由“编辑——批评家”、“作家——批评家”、“学院批评家”三大板块组成。本篇论述的是前两大板块，“香港的学院批评家”单篇另发。 （２）香港《新晚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１３版。 （３）参见Lau Siu-kai,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 and thePoverty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Hong Kong.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Asia-Pacific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0,PP.1-4. （４）如果从社会运动的历史看，１９６７年引发的暴动事件，以及后来由学界发起的“中文运动”，倡议政府将中文纳入正式的官方语言，与英语享有同等的地位。还有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开始的“保卫钓鱼台”和“反贪污、捉葛柏”等事件，都显示了香港知识分子或普罗阶层对时政的关注，对民族文化的捍卫和思考，具有明显的反殖民统治的意义。 （５）长期研究香港文学史料的卢玮銮教授认为：“在１９４９年以前，香港确是没有‘香港文学’这个概念存在的。”转引自刘以鬯：＜香港的文学活动＞，《短绠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Ｐ．８６。 （６）如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文丛”，于８０年代后期以来陆续出版了《穷巷》（侣伦）、《温健骝卷》、《海辛卷》、《舒巷城卷》、《梁秉钧卷》、《刘以鬯卷》、《西西卷》、《丝韦卷》、《叶灵凤卷》。又如香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学丛书”，１９９５年以来分别出版了《梁秉钧诗选》、《曾敏之文选》、《犁青诗文选》、《黄维梁散文选》、《刘以鬯中篇小说选》等。 （７）（８）参见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香港：《香港文学》第４８期，１９８８年，Ｐ．１２－１３。 （９）刘以鬯：＜香港文学的起点＞。载《今天》文学杂志第２８期“香港文化专辑”，１９９５年春季号，Ｐ．８１。 （１０）黄继持：＜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发展＞，载《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Ｐ．４１１－４２２。 （１１）黄维梁：＜香港作家的定义＞，载《明报》，１９８１年２月２２日，版７。 （１２）载《今天》文学杂志第２８期“香港文化专辑”，１９９５年春季号，Ｐ．７５－８０。 （１３）参见梁秉钧：＜都市文化与香港文学＞、＜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等论文。 （１４）潘少梅：＜后殖民时期，香港和女性写作＞，《今天》文学杂志第２８期，１９９５年春季号，Ｐ．１０９－１１６。 （１５）梁秉钧：＜引言＞，《今天》文学杂志２８期“香港文化专辑”，１９９５年春季号。 （１６）９０年代以前，香港市政没有专门的文艺机构，市政拨款资助的也主要是“香港芭蕾舞团”、“香港话剧团”和“香港舞蹈团”。这三个团体都是由外来人士出任艺术总监，遵循的是外来艺术标准，对香港本土文化既缺乏理解也缺少关怀。直到１９９４年４月，香港政府才成立“艺术发展局”并在其下设立文学艺术委员会，开始资助文学著作、刊物和文学资料的出版。 （１７）胡菊人在本书的＜跋＞中说：“从事编辑工作将近２０年，读到很多小说来稿。写得不好的当然是‘限于篇幅，只好割爱’退了回去。为什么退？往往不是由于它的内容意识，‘未尽合本刊立场’。无宁是表达技巧不足。这便使我想到小说的表现方式，原来是成功与否的试金石。事实上，来稿十之七八，无不有个好主题，有‘健康意识’。由于技巧未足而忍心割爱，使我有难言之痛。同时，我们当然也接受过不少好小说。我若不能从中发现一些‘表现方式’、‘表达能力’上的差异，我这个当编辑的就太愚蠢了。我若不能认识到遭退稿的青年人的作品，不足之处在那里，则我这个编辑人，亦是不分好坏，不负责任的，胡涂‘判官’，怎对得起人家。我的目的，是为一般读者，提供一点欣赏小说的‘法门’。”《小说技巧》Ｐ．２２８。 （１８）胡菊人：《小说技巧》，Ｐ．２０８。 （１９）胡菊人：《文学的视野·自序》。 （２０）胡菊人：《文学的视野》（台北版）Ｐ．６５。 （２１）刘以鬯：《端木蕻良论》，Ｐ．７。 （２２）刘以鬯：《看树看林》，Ｐ．１９８。 （２３）（２４）刘以鬯：《看树看林》Ｐ．１９８，Ｐ．２７。 （２５）黄继持：＜“刘以鬯论”引端＞载《八方》文艺丛刊第６辑，香港：１９８７年。 （２６）（２７）刘以鬯：《看树看林》Ｐ．９８，Ｐ．１０４。 （２８）该文尚未结集，发表于《今天》文学杂志总２８期，１９９５年春季号“香港文化专辑”，Ｐ．８１－８３，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２９）也斯的原名即梁秉钧，将文学批评归在也斯的名下，只是由于他的主要批评著作如《书与城市》、《香港文化》、《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均以此笔名出版。而实际上，他也常以梁秉钧这一原名发表文学评论，《梁秉钧卷》中也收入多篇文学论文。 （３０）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Ｐ．４８－４９，香港：青文书屋，１９９６年。 （３１）梁秉钧：＜引言＞，《今天》文学杂志总２８期，“香港文化专辑”１９９５年春季号。 （３２）也斯：《香港文化空间与文学》，Ｐ．２１８－２１９。 原载：山花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707 原载：山花【原刊地名】贵阳【原刊期号】1997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