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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学：乱象的反映 随着80年代后期台湾政局的“解严”以及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二二八事件平反等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实行，与社会现状和政治思潮的发展紧密相关的90年代台湾政治文学的主流和焦点，也相应地从反专制、争民主逐渐转向对于社会政治乱象的反映和一种乱世愤情的表达。 “时政文学”的出现，是这种转折的表现。“时政文学”将着眼点从“历史”转向“现在”，直接取材于当前政治人物的行迹以及刚发生、正在发生、臆测中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如1994年前后，因台湾当局的错误言论引发两岸局势紧张时出现的《一九九五闰八月》等一批假想臆度彼岸武力攻台情景的畅销书，即属此类。又如，张大春的长篇小说《没人写信给上校》以真实事件“伊清枫命案”及其牵连的军购弊案为题材，于案件发生后即在报上边写边载，同步甚至超前于真正的案件侦查，设想案情发展始末和真相，号称“小说破案”，真正目的在借此写出统治机器的种种内幕和弊端。他的更具轰动效应的《撒谎的信徒》则是为台湾当局头面人物写“外传”，曝光其平庸无能、为道地的撒谎者和背叛者的行状和面目。 差不多同时问世、同样涉及“选战”的还有王定国的《台湾巨变一百天》和宋泽莱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前者以日记形式，记下“大选”前一百天发生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言行，并加上作者自己对当下台湾“政乱民不安”的感喟；后者则以一黑社会青年的经历为线索，描绘出“执政”、“在野”党选中彼此斗法、互挖疮疤，跟黑道携手往来等黑金政治怪象。 新人文倾向：对都市文明的反思 相应于80年代台湾经济、社会的都市化发展，“都市文学”一度成为文坛最强大的潮流。不少年轻作家倾向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正面之肯定，乐于接受它所提供的方便快捷的生活节奏和种种自由发展机会，赞颂都市中勇于竞争、精明干练的新人格。有的还敏锐感应着台湾社会某些层面出现的后工业文明状况，大胆引入西方后现代主义。 不过都市文学在90年代似乎已有所回落。这固然与黄凡的封笔、林耀德的早逝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所致。都市文明的进展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物质巨人，精神侏儒”的物化倾向。一些作家对此忧心忡忡。但不同于早些时候乡土文学对“都市”的直接对抗和批判，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富有人性和人文内涵的描写，为社会注入高品味的文化营养，以知识、理性之光照亮人的沾染物欲尘垢的灵魂。这种新人文倾向的创作，近十多年来在台湾蔚为壮观。如针对无限度扩张征服自然之力的功利主义给人类带来大自然报复的危险，刘克襄推出了从“赏鸟”诗文、山野札记到“动物小说”的自然写作系列，旨在通过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和描写，唤起人们尊重自然、生命的自觉。以林清玄为代表的禅理作品，则将佛经的诠解和人间常民生活相结合，强调个人的修练，着重表达题材所蕴蓄的人生启示和生命哲理，在社会普遍由贫穷转向富裕而产生心灵孤寂、人际疏离、物欲沉迷等“富贵病”时，提供了医治心灵饥渴和病变的一剂清凉药方。至于庄裕安的旅游和聆乐散文、鸿鸿的艺术赏析散文等人文知识性写作，也具有针对后现代思潮所带动的文化否定主义风气的反拨意义，是作者们实现以“文化”挽世道之衰颓的有益尝试。 “边缘”崛起：对“中心”的蚕食、瓦解 虽然后现代思潮最为风光的时刻已成明日黄花，但它所宣扬的多元化、去中心等理念，却已生根蔓延。在不少台湾年轻作者心目中，边缘的、地下的、民间的、异端的、非主流的事物，才充满生机和力量，具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冲破各种桎梏，解构固有的中心“霸权”，产生革命性、创造性的成果。为此他们常以“边缘”自居，据此展开对“中心”的进逼和颠覆。 台湾文坛对于“边缘”议题的开发，有多种角度或切入点。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与台北大都市文化中心相对的地方文学、文化，近年来倍受重视，甚至形成经久不衰的乡土文史热潮。陈黎等认知花莲文化孕育于奇山秀水、包容不同族群的独特气质，致力于推动岛屿边缘地区文学发展的努力，仅是其中一例。从族群关系的角度着眼，有相对于福佬族群的、处于台湾族群图谱“边缘”的所谓“弱势族群”的文学。如原住民文学、眷村小说、客家文学等。前者代表长期处于不平等的族群关系下，似乎早已喑哑无声的边缘族群的系统发言。表达了他们对抗争或更深沉的文化扎根的企望。眷村小说则表达了外省赴台人员的后代，对于早已沦为弱势的“外省人”的生存处境和命运的关注。此外还有试图瓦解现行的男权社会和异性恋中心体制的女性主义文学。 “边缘”的崛起是80年代台湾社会和文坛多元化趋向的延续，它使90年代的台湾文学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并以其蚕食、瓦解中心的较强的革命性，对今后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的可能。 依赖理论、后殖民论述和全球意识 全球化是90年代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动向之一。这一潮流也必然对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学产生影响。这一议题首先可追溯到80年代初陈映真等从“依赖理论”引申出来的“第三世界文学论”。这些理论认识到台湾实际上处于由“核心”、“半边陲”、“边陲”三层网络构成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地带，有必要努力摆脱沦为核心国家之附庸地位，在文学上则应认同有着相似经历、命运和共同任务的第三世界文学。它和当时彭瑞金、宋冬阳等提出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相抗衡，构成了台湾文坛“中国意识”和偏狭化了的“（台湾）本土意识”的一次交锋。 如果说依赖理论曾作为“统派”作家的理论武器，那90年代被引入的一度颇为热门的后殖民理论，却经常为一些本土意识强烈的学者、作家所利用。而这种利用，由于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前提上，即认为数百年来的台湾史就是一部被殖民的历史，台湾的历史管辖者（包括明郑、清廷以迄甫光复接收台湾的国民政府等）均为与荷兰、日本类同的“外来”“殖民”者，这使得他们围绕语言、历史、身份认同等的论述，常令人有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乃至舛错谬误之感。如他们将部分从小习日语的台湾作家，在光复后改学中文而造成创作上的一时困难，等同于殖民地人民的“失语”、“消音”现象，借此渲染所谓来自中国的“被殖民”的痛苦。这样，后殖民理论并非是用来清算美、日等新、老殖民主义在台湾的影响，而是被扭曲为某些人宣扬其分离主义论调的工具。 正当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发展陷入瓶颈之时，又受到了“全球化”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全球意识”（或称“世界意识”）其实在80年代台湾即已出现，特别是在诸如科幻文学、环保文学、多媒体创作等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进入90年代后，这种“全球意识”有增无减，如年轻作者纪大伟、洪凌的科幻小说，更扩大其广袤的时空场域和宇宙性视野。近年来全球资讯互联网络的建立，进一步解除了地域之间交往的藩篱，预示着整个文学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从理论上说，全球化趋势和世界意识对台湾目前存在的两种民族主义——陈映真的中华民族主义和“独派”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都会产生冲击。有的作者甚至认为：哪一天外星人降临，整个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时的“统”“独”争执，都将失去意义。然而实际上，全球化对后者（即“台湾民族主义”）的冲击更大些。这是因为前者（中华民族主义）早已根深蒂固，而后者是一种偏狭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意识形态，在它尚未成形时即遭冲撞，或许将有夭折的危险。本土意识强烈的吕兴昌在第2 届“台湾文学奖”的评审意见中慨叹：台湾的新新人类称“台湾这么小，逊！地球村才是我们真正的关心”，台湾的历史记忆正逐渐在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脑海中模糊、淡忘。一位得奖的年轻作者林金郎也承认：本土意识虽已苏醒，“但我们面临了另一个世界主义的声音，认为……现代建设甚于文化保持、英语甚于母语、世界礼仪甚于乡土风情……”不过，势之所趋，这也许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嗟叹。 原载：文艺报20000118 原载：文艺报200001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