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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学者伍立杨长期浸润于民国史之中，大处整体把握，细处细于毫发，以民国人物的第一手材料、回忆录作为勾画的依据，运用了最新的于半年前才面世的亲历者回忆录，对辛亥历史择要铺叙，夹叙夹议，使得新意迭出。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中国1911》成为书媒记者参与推荐的“2011年媒体最期待的10本书”之一。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之际，先烈的精神资源得到重光与阐扬。一部重建辛亥记忆的经典之作、文史学者伍立杨的新作———《中国1911》近日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回顾当年中国的重要时刻，重建辛亥记忆，唤起辛亥话题，让历史反思转化为历史智慧，在当今正面临新走向的中国，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 书中对狭义的辛亥革命，即武昌首义，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具体过程，采用细读史料，择要铺叙，夹叙夹议，使得新意迭出；对武昌起义详述之后，倒叙广义的辛亥革命，即以同盟会人物为主轴，叙述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清朝统治，而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针对评论界有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论断，作者提出辛亥革命上半场与下半场的概念，通过提纲挈领的叙说，提出辛亥革命最终功德圆满的论证。 旧材料新解读 探求辛亥革命真相 海南周刊：观照您对民国史长期的研究与治学经历，新著《中国1911》显然是一本史料扎实的严谨之作。相比之前您出版过的许多的晚清民国史研究著作，《中国1911》在史料的运用上，是否有新的体现？而运用新的史料，在一些对人和事的观点上，是否有新认识？ 伍立杨：首先是对旧材料的解读，譬如熊秉坤的回忆，早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已经面世数十年，但一般而言，引用者甚少，但笔者注意到了。根据回忆写成这样的叙述和判断：“队官罗子清问熊秉坤，说外面风声很紧啊，是不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啊，熊秉坤未及回答，姓罗的又问他，你是孙中山的人吗？熊秉坤见他问得唐突，乃正色道：革命党派别不同，但总的主盟者除了孙中山还有谁呢！姓罗的又问，那你们能成事吗？熊答，各省的革命条件早已成熟……” 其意义在哪里呢？早有一些论文或言论，对同盟会和武汉革命党人即狭义辛亥革命的发动者，这两者的关系，认为疏离甚至对立，或以为孙中山先生对武昌首义并无指挥关系，但在起义前夕的熊秉坤这一斩钉截铁的回答，毫无悬念，笃定了孙中山先生对于辛亥革命以及武昌首义的精神领袖的确凿不移的地位。 坊间也有一些论文，对于共进会、文学社与同盟会的关系，搞得仿佛陌路之人一般，实际上，部队渗透情形相当严重，绝对是以同盟会为总指导，陆军中小学学员、党人、团体均有人在部队中串联……这是对旧材料的新解读所得出的结论。又譬如，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这是旧的材料，而万耀煌先生《辛亥首义答客问》、张任民《我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忆述》，则是全新史料的运用。这一类材料，敢说在大陆2010年以前出版的辛亥革命著作中，还从未见到征引及发挥。 新材料可以引发出新结论，这是毫无疑义的。就以《我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忆述》而言，道及起义后武昌城内的杀戮(见本书《最绚亮的抗暴》一节)，则对阐述定点清除的意义，具有根本上的证明作用。历时十余年的定点清除，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义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点清除的基础上的推导和推倒。定点清除的效果，较之武昌起义的拖泥带水，民众死伤，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亲历者的回忆来看，尤为警切。 海南周刊：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出版界也出现“纪念辛亥革命热”。今年新春市面上涌现了十余种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新书，您是否也对近期出版的辛亥革命相关作品有所了解？ 伍立杨：近期辛亥著作某些作者的单篇文章浏览不少，不过颇感失望。失望的结果，也促使我一头扎进原始材料来寻根究底，探求真相。现在的一些辛亥革命的著作，重在“反思”，其中一种较流行的是“革命压过了立宪，激进压过了改良”，反思的结果，认为以后的历史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大概是革命挤兑了立宪派。仿佛同盟会让着立宪派一点，清廷就拱手奉送了，历史流向就OK万事大吉了，这种“省事儿”的心理导致其离题万里。 还有的甚至说：“辛亥革命最大的影响，不在于结束帝制中国”……这是“反思”过度的结果。就辛亥革命影响而言，没有什么比结束帝制更为重大的了。为表示有见识而“反思”，几近危言耸听。 跟风是被某种热流所裹挟，一种是观点跟风，没有自己的思想，盲人摸象，随人道长短；一种是史实跟风，不知如何切入源头史料；一种是文笔跟风，机械模仿，种瓜得瘪谷。 辛亥革命的要义： 既争一时，也争千秋 海南周刊：针对评论界有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论断，您提出辛亥革命上半场与下半场的概念，最终得出了辛亥革命功德圆满的论证。您觉得今人到底该如何理解辛亥革命？ 伍立杨：辛亥革命要追求的是民权，要建立的是民主宪政制度，因此是一场要变制的民主革命。这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有着本质的区分的，那是一群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为着改变古老中国的体制构架，而实施史上前所未有的体制的拉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只是因为清王朝关系到明朝的覆亡，所以民族主义为一历史的连贯、以及深潜的脉络，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归根结蒂落点在政治革命，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还权于民的现代社会。 再者就是作为当今的年轻人，不宜再以成王败寇那一套庸俗的历史观来观照辛亥革命。我们说它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革命，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将古老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和现代民主政治作了恰如其分的融汇。其影响的深远，会在历史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极其珍贵的人本价值。狭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不久之后遭到重大挫折，但在辛亥革命的后半幅它却取得了圆满的功德。而且在辛亥革命后半期，启蒙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我们理解辛亥革命，不宜着眼于某个狭小的历史空间，而应看到，辛亥革命的要义，就是既争一时，也争千秋。 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 海南周刊：您的叙述语言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难以模仿复制。周泽雄曾评论您的语言有一种贵族倾向，似乎为了证明自己秉承一种高贵的“文言”传统。您怎么看待文言文在当代作品中的运用？对于当下一些通俗近乎于戏谑的历史叙述语言的现状，您怎么看？ 伍立杨：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然而，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活空间的转型，世人好尚的转变，终使文言文的气味日渐稀薄，影响日趋缩小。 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稍欠精熟，即出毛病。有志写作者，不可掉以轻心。 高尔基说过，语言不是蜜，但可以粘住一切(大意)。这大概是就文学而言，其实文史最终意义上难以分家。通俗近乎于戏谑的历史叙述语言，它能粘住什么东西呢？传统的馨香，西方的智慧，与之毫不沾边，于是文化的精义、文采的飞扬两失之。 读书就读旧版书 海南周刊：能否给喜欢读史的读者朋友一些建议？ 伍立杨：今天即近十数年中，所产生的读史热，有不少教授、学人、作家、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切入大历史、各个断代史的写作，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民国史著述。但不妨武断地说，还没有一部接近民国史学家的著述质量，更谈何超越！ 看看那个时代的作者，梁启超、王国维、萨孟武、陈垣、吕思勉、王桐龄、萧一山……他们的文字至如精神强心针一般，其雅懿之度，朴茂之色，澹宕之气，宏富之学，卓绝之识，隽永之味，合一炉而治之，即极短之小札也并有尺幅千里之势。兼有长风振林、微雨湿花之美，他们的文字，真正是如董桥所说的那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语文”。 读书就读旧版书，这是极聪明的选择。在1998年的西安全国图书博览会上，我就对三四家出版社建议重印民国时期的人文著述，现在，各种旧版书重印、海外汉学丛书大量引进，既给出版社带来意外的经济收益，也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选择和享受。这方面，广西师大、云南人民、辽宁教育、中国大百科等出版社，都棋高一着，可以充量满足读者的读史需求。 原载：海南日报2011年03月22日 原载：海南日报2011年03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