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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到2006年国务院才确定农民工这个正式称谓，但农民工群体在上个世纪末其实已经很庞大了，积累了众多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上世纪90年代农民工小说的兴起，无疑提供了一条走进农民工生活世界的路径。许辉、苗秀侠的长篇小说《农民工》(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与大量的农民工小说相比就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小说通过农民工外出创业、而后“凤还巢”回到家乡投资的故事，提出了一向为人忽略的农民工的文化资本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和城市创业不仅有着理论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有着实际的借鉴意义。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一种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本可以分为三种：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着互相转化的可能性。文化资本是个人生活文化积累的显现，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帮助他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每个人都拥有一定量的文化资本，农民工也不例外，而且在勾心斗角、见利忘义的城市经济行为中，带有明显乡土印记的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可能显得更为稀缺，如果很好地利用，它的相对价值就会大幅度提升。 小说中，在保城建筑工地，主人公张如意和伙伴们受到当地人欺负，在“铲沙子水泥事件”中他据理力争：“虽然我是个壮工，但我的人格、自尊和大家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今天我一不闹事，二不蛮缠，我只是把用我料的人抓个现行！龚经理，钱老板，我今天就是让你们看看，给句公道话。”公平竞争是现代经济行为的基本准则，也是一种正当的经济伦理，张如意用传统伦理的“公道”思想，对现代经济行为进行了填充。在发工资事件中，张如意抵抗钱经理的拉拢，为农民工主持公道。他对钱经理说：“你也是农民工出身，我们受的苦，你也受过，怎么，你才做几天工头，就忘本了？中国有句老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不按游戏规则做事，公司能走多远？”我们从中看出乡土社会形成的义气思想起了作用，仿佛在印证着《红旗谱》中朱老忠“出水才看两腿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民间人生哲学。经过这几件事之后，钱经理对张如意另眼相看，许他做小包工头，改变了他做壮工的命运，从此，他带着阜阳来的一帮人开始了创业生涯。张如意在阜阳这个被作者称赞人文荟萃的地方习得的信念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从此向经济资本进行良性的转化，他的文化资本变成了有益于他的一种社会资本，为他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资本也可以以地域的方式呈现出来，一种以风俗、伦理、日常交往为核心而形成的地域性文化也可以作为文化资本来看待，在小说中，阜阳的地域文化被有意识地上升为吉尔兹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有时候也能转化为社会资本，从而谋取经济利益。 在宁城，依靠“阜阳人家”酒店，张如意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不仅在宁城成了名人，还通过“阜阳人家”酒店的饮食文化吸引了外商到阜阳投资。阜阳文化在“阜阳人家”酒店得到了接近于原汁原味的展现，这里有食文化、酒文化以及阜阳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文、方言土语等专属于阜阳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散发着充满乡土气息的亲和力，不仅把当地的阜阳农民工吸引过来，而且还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宁城这座沿海城市的城里人。张如意的生意基本上是在“阜阳人家”酒店谈妥的，人们围绕在极具“地方感”的文化氛围里，城里的当地人和外地人共享着这个乡土气息浓重的感情空间，这使得生意商谈起来相当融洽。 “阜阳人家”酒店不仅是张如意拓展业务的得意场所，还是他和刘丽芳感情连接的桥梁，在这个酒店里，他们的感情借助乡土文化的记忆明确下来。如果从性别角度看，男性和女性农民工所受到的歧视是不一样的，正如很多农民工小说所描写的，女性农民工在城市里不得不面临着性的被掠夺。刘丽芳同样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她不是弱者，敢于以自己的方式对待城市男性的性骚扰，这说明她有自己的主见。她最好的异性朋友都来自阜阳家乡，而且“阜阳人家”酒店的名称也是她的主张，她的爱情和她的事业同样浸润在乡土伦理感情之中。由此可见，文化资本不仅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甚至还可以转化为爱情资本，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我们现在知道欠缺的其实并不是文化，而是现代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现代城市的生活经验。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有时候可以互相吸纳，有时候却可能互相排斥。当一个人携带着本土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陌生的文化空间，本土的文化一旦成为弱势，那么这个人的文化品位就会被新的文化理念所更改。传统的、民间的文化伦理，也会面临被改变的尴尬命运。 现代化启动以后，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迅速扩张起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念，金钱化的经济伦理首先在城市蔓延，并逐渐在农民工群体中散布，冲击着乡土社会的文化伦理。《农民工》所描绘的“新打工时代”就不容乐观，因为传统的伦理文化正面临解体的命运。 这不容乐观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空巢的现象，第二种情况可以概括为人际关系的恶化。现代社会之所以取代传统社会，是因为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而要想使经济得到平稳持续的发展，人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就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企图依靠不当的方式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只能造成经济行为的混乱，违背公平公正的经济原则。更有甚者，会改变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使人沉入到各种欲望的沟壑而难以自拔。小说最终提供了一种改善农民工生活以及发展经济的方案，那就是回家乡投资，作者认为对于不发达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拥有经济资本的张如意，这时候所看重的其实并不仅仅只是金钱，他知道文化伦理的重要性，他想要实现的，是经济发展和人际和谐的双重目标。这样，不发达的家乡就可以在和谐的人伦关系中创业迈进，农民工也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0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