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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的一位现实主义诗人，又有幸成为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位见证者，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风云自然而然地形诸我的笔下。从1993年出版的《王一桃香港诗辑》到2003年刊行的《诗的回音壁》前前后后的十七种诗集中，我总共为香港写了五百多首长长短短的诗。其中收得最多也就是最集中的有两种，一是《王一桃香港诗辑》（1957—1992），一是《香港火凤凰》（1993—1997）。回归以来的诗作，则分别收入《王一桃诗世界》等七种诗集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中，像我这样忠实反映现实、集中表现生活的本质与主流并以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将回归前后的香港历史叙述出来，字里行间又充分体现我“这一个”风格特征的现实主义诗人并不多见。有的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曾把我比作“诗史”，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过誉了，令我愧不敢当。 然而对我而言，引以自豪的是在香港回归后的十年中，我始终能与时俱进，既歌颂了以一国为主导的“一国两制”、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又鞭挞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反华乱港者破坏“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阴谋伎俩。我的一系列现实主义诗作，既化为旗帜，又化为炸弹。这是其他风格流派的诗人所难以做到的。 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只是到了19世纪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占领和租借并实行其殖民统治才成为一个特殊地区。按国际法准则，侵略战争是非正义战争，是非法的行为，而作为侵略战争的产物———关于香港地区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然也是无效的。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不予承认，并提议联合国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剔除。终于1984年12月19日与英国政府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文学艺术是人类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主义作家除了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外还必须表现其本质与主流。我在长诗《香港火凤凰》中这样写道：“掀开中国近代史/手 立即被灼伤/眼 也被烧的通红//那粗粗的一行行/不就是一门门/列强巨炮//那密密的一字字/不就是一颗颗/鸦片弹丸//那黄黄的一页页/不就是一张张/大清国耻//正是国耻/激怒林则徐/放了一把火//正是国耻/震裂黄土地/喷出千载浆//正是国耻/鞭笞香港人/酝酿百年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非正义性，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凛然正气，全在诗行中体现出来。而在《香港赋》一诗中，我除了叙述从年代久远的春秋战国到今天有关香港的传说外，还回顾了上述这段近代史，把发动侵略战争的英殖民者比作海盗和鬼魅：“多美丽的避风良港天然屏障/竟被用来包藏海盗漆黑心窝//多芬芳的世外桃源袅袅余香/竟被用来冲洗鬼魅一身的污浊”。而在此前“阴谋在伦敦雾夜中酝酿/阴谋同时在东方白日里炮制”。“最终则干脆将鸦片推进炮膛/直轰清廷……”“紧接一道维多利亚‘安民告示’/越洋而至抽打拖辫的光脑壳//可怜九龙城寨衙门惨淡龙旗/苍凉无告地对着那潮起潮落”……此外，我还写了一首短短八句的《九龙城》，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悲剧，同时又展望“明天，香港万年历史即将掩卷/岛与半岛：举国欢腾的感叹号”。这首诗后来被选进谢冕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1949—1999）诗歌卷》中。 回归前的香港被英国统治了一百多年，从第一任总督朴鼎查到最后一任的彭定康，总共委任了28个总督。其殖民统治架构主要是按《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和《皇室训令》（Royal Instructions）建立的，即由英皇任命总督，总督提名委任议员和其他高级官员，实行行政主导和独裁施政。早在1843年6月，英国殖民地部及军事大臣即作出指示：“香港的占领，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外交、商业及军事目的。”即通过外交向中国施压，并利用这一军事基地，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同时作为英商扩展对华贸易的口岸。而这一指示，一百多年来一直成为28任总督统治香港的既定方针。尽管因后来的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令香港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方针仍一以贯之。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不能只看“东方之珠”璀璨的一面，而应同时看到殖民统治阴暗的一面。正如在香港多年采访的老记者所云，“香港是个珍珠与垃圾并陈之地”。只有经济自由，没有政治民主；既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的中心，又是国际情报中心；既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精华，又有中古时代封建迷信的色彩；既是现代先进大都市，又是黑社会与黄赌毒俱全的渣滓地；既集中了科技精英，又实行长期的奴化教育；既是英资垄断财团及其他冒险家的乐园，又是广大市民尤其是普通大众的地狱…… 长诗《这社会太悬殊，这世界太奇特》一针见血地披露了香港方方面面的社会矛盾，它既有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共性，又有香港这一特殊地区的个性。说它“太悬殊”，乃因其“贫富天渊万里”，“强者凌驾一切/弱者则五体投地”；指它“太奇特”，是出于“劳资手足般亲密”，而且“都信风水轮流转/到时你换我我换你”。读者只要打开《香港火凤凰》这一诗集，就不难看到《天堂与地狱之间》、《沙漠与绿洲之间》等大标题的组诗，还有《香港：在借去的时空》、《香港交响曲》等篇什。这一系列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生活方式如实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现实。而比这更早出版的《王一桃香港诗辑》，就已有《哀乐香江》、《天堂变奏曲》、《香港反光镜》、《漫画香港地》、《香港咏叹调》、《香港之迹》等组诗了。其中既有对香港奇迹的惊叹，又有对中环光的世界的赞美，还有对尖沙咀风情的吟詠；同时又不乏对天堂的暗角的遗憾，对可怕幽灵的震颤，对香港之谜的迷惘……《珍珠·垃圾》感叹：“五步一酥胸，十步一大腿/是泛滥香江的黄色狂澜/缪司女神究竟哪里去了/为何连东方之珠也魅力大减”？《繁华与荒诞》既赞颂“不论春秋晨暮，这海岛以幅幅/繁华，随旋转楼台向四海展览”，又担心“深不可测的港湾波谲云诡/就像现代诗人一堆荒诞意念/倒影中，巨厦突然残缺变形/玻璃幕墙倏地变作模糊碎片”…… 万变不离其宗，香港在被英国殖民者强占租借之后所实行的殖民统治乃是一切问题之症结。长诗《这就是香港》指出自“海港被易名为维多利亚港”后，“英皇、皇后和太子/在各路逡巡，魂灵不散”（至今香港仍有英皇道、皇后大道和太子道）。“总督们也在各处/监督各色人等/眨着燐火般的碧眼”，并叮嘱读者别忘“百年前的HONG KONG/立法局坐的全是碧眼红髯//安民告示/也全是清一色鬼画符/而围观的却是黄皮肤黑眼”。而在另一首诗中则作了两个比喻：“米字旗/像粗大蛛网/将岛屿尽掳//英皇冠/像沉重铁箍/将群峰罩住”。 二 从1985年至1997年，香港进入了回归前的过渡时期。中国方面于1985年开始，即按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和方针起草、制定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英国方面则按“非殖民地化”老传统利用其过渡期管治权，加速其“代议政制”的“改革”。本来，基本法对未来香港特区政制架构，已作了明确规定，即在“中英联合声明”基础上，按循序渐进原则来进行政改，这样既有利于1997年政权交接与平稳过渡，也有利香港长期的稳定与繁荣。但老奸巨猾的英国当权者却心怀鬼胎，处心积虑地坚持其“非殖民地化”部署和推行其“民主化步伐”，急不可待地加快直选和大改政制。其目的就是利用“民主”对抗中国，利用“直选”实现“还政于港”（即现在所谓“民主派”所喊的“还政于民”）。前港英当局布政司夏鼎基直言不讳：代议制改革“立根于当地社会”，旨在“减低主权国（指中国）不时干预的危险”。（联系到后来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对美国主子说“香港正受来自中国的威胁”，竟何其相似乃尔！）另一个立法局议员说得更露骨：1997年后，“我们需要一个向中国说‘不’的政府”（对照回归后所谓“民主派”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恰好不折不扣地应验了这句话）。 我在过渡时期的现实主义诗作，成了这12年香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我从1993年至1997年所出的十一种诗集，大多涉及这一时期的风云变幻，其中又以《香港火凤凰》中的《号外：跨越历史》、《王一桃诗世界》第一辑的《香港见证》为最。由于这一时期港英当局开动所有宣传机器，造谣惑众，使长期生于斯或长于斯习惯于香港社会生活方式的市民人心惶惶，仿佛“大限将至”，不得不“投奔怒海”，造成大量资金、人才的流失，影响了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我在《又走了一个》这样写道：“又走了一个，我的亲朋戚友/于此世纪之末，在这九七之前/明明已近廉颇老矣的深秋/明明已知将到的彼岸不胜寒//那为何要走而且非走不可呢/离此东方之珠，别这伊甸之园/怕‘跃进’覆辙重蹈，十年悲剧重演/相信未来吧，相信良知和美善”。此外我还在一个建筑地盘上触景生情，联想到香港回归祖国的灿烂前景：“一切都在既定蓝图里诞生/公路接高楼，大桥接机场/婴儿在母体的温馨中问世/理想在新春的好雨中滋长//一切都在正常轨道上运转/电车追火车，短线追远航/太阳在长夜的期待中升起/愿望随天上的欢乐颂下降”。 展现香港过渡时期的历史画卷，不能不突出一代伟人邓小平。“一国两制”的壮丽蓝图正是他一手绘制，香港回归的坚实轨道也是他一手铺就。《伟大的壮举、决策和预见》一诗中开门见山：“可曾见到一部世界近代政治史，亮出‘一国两制’闪闪发光的先例？正是出自中国一代伟人的睿智，这一创举才从地平线上升起！”……“邓小平跃上万里长城最高处，眺望大江南北，思潮翻滚不已———社会主义中国前程如花似锦，港澳资本主义仍跳动其生命力”。“既然同出一母胎，情如手足亲，为何两制不在一国前提下比翼？既然共饮一江水，源似祖泽长，为何两制不在一国基础上斗丽？” “于是你/将改革开放的/绚丽花蕾/和统一大业的雄伟蓝图/一起描绘//你要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花卉/在华夏版图中/吐放异彩/相映成辉”！接着热烈歌颂“中国人民的儿子”：“有谁能像你/运筹帷幄/远见卓识/任何伎俩画皮/都逃脱不了/你敏锐的神矢/任何胡说八道/都动摇不了/你的钢铁意志”！并衷心赞美“四个现代化总设计师”：“有谁能像你/实事求是/落落大方/不仅保证/五十年不变/让明珠永放光芒/而且提出/在全国/多造几个香港”……篇末更是钦佩备至：“有谁能料到/你的神机妙算/竟胜过孔明/有谁不钦佩/你的丰功伟绩/光照日月群星”！ 而在过渡时期的香港，狗急跳墙而又跳得最高的是英国女皇派来的末代总督，他似乎一时忘记了“邓大人会下这步棋，令老谋深算的铁娘子措手不及！”特别是这趾高气扬的“高跟鞋在大会堂阶梯跌了一跤，预示日不落从此跌进了谷底”这一经验教训，给他台阶下，他偏偏摇头说声NO，硬要去走他“再三认定的那道康庄，不管路标正呈血红警告STOP”！就在这首讽刺诗《台阶与舞台》中我把这一不识时务的政客比作“廿世纪末的/唐·吉诃德/即使徒手/也要和风车/大战一场/以三寸之舌/以叵恻之心/以一切鬼蜮伎俩”……“明知前路是/绝壁 悬崖/惊叹号 十字架”！ 众所周知，过渡时期前之1982年至1984年，英方在中英谈判中十分强调当时香港的所行的政制，说是“香港繁荣之所系”。但一进入过渡时期后七年，立即改弦易辙拼命鼓吹加快直选，大搞政改。我们从港英1984年白皮书所确立的目标及后来一系列行动不难看出其狼子野心。尤其是这一末代总督，明知香港一回归中国就不能独立，却又不肯放弃其“非殖民地化”那一套，于是就利用过渡时期的管治权，打着“为香港引进民主”、“对港人负有道义责任”旗号，大做其“政治秀”，以便令1997年后新政府能继续由英国人影响和遥控。对此，我语重心长地写了《香港：最后一句忠告》（又名《香港：回归前档案》）发表在《香港文学》上。 在这首诗中，我前后引用伏契克“人们，你们要警惕”的遗言，要港人警惕英殖民者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打的“民意牌”和“国际牌”，前者主要是煽动一些所谓“民主派”和不明真相的香港人去加快“民主”步伐；后者则妄图将香港问题“国际化”，好让美国填补英国撤走后出现的“国际真空”。 其实，在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时，我们的一代伟人早已料到香港过渡时期和回归后的破坏势力，正如我在一首散文诗所回应的“新老殖民者人还在心不死，其豢养的鹰犬无时不在蠢蠢欲试……”“只要香江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赤膊上阵无所不用其极”……而在被人称为“史诗”的《香港火凤凰》中更把这些新老殖民者的丑态……勾画：“君不见，世界再强的/女强人，野心/在台阶上翻了个筋斗”；“君不见，世界再滑的/老滑头，把戏/一上台即露出马脚”；“君不见，世界再超的/超级国，阴谋/光天下被空对空击中”！ 三 时代的巨轮永远不以新老殖民者的意志为转移，1997年终于大驾光临！正如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为《香港火凤凰》一书所题“举国欢腾日 诗情泉涌时”，一首首自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在这举国欢腾日如喷泉般地涌了出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香港文学》以至海外的报刊都先后发表我的作品，《人民日报》记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海峡之声》记者、《沿海画报》记者……纷纷访问了我，其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竟以三十八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而我当时所写的《香港回归曲》，分别得到《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作者王莘和李焕之的谱曲，在北京、天津等地传唱。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不仅提议我写香港回归祖国的题材，而且亲笔为《香港火凤凰》一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为香港回归欢呼》。我想起了鲁迅当年所奉行的“遵命文学”并为此而自豪。正如张浚生所指出：“面对这一历史时期，每一个爱国诗人都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而歌吟。王一桃先生的《香港火凤凰》就由此而产生”。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不遵人民之命又遵谁之命？而“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一直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使命，我又怎能不欣然命笔？感谢张浚生知我、识我、勉我、励我。他称我“写诗热情奔放，一泻千里”，“为人也是热情洋溢，喜怒皆形于色”。称《香港火凤凰》一诗“尽诉心中之情，既回味过去苦涩的历史，也讴歌今天的回归。憧憬美好的未来。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诗人写下了这首长诗之后，意犹未尽，又写下了《一九九七：我的回答》、《这就是香港》等姐妹篇，以使自己的激动、高昂之情得以尽诉。是啊：‘金蛋最终又得归还原主’，‘璀璨的东方之珠，更加更加璀璨’！” 其实，《香港火凤凰》早于香港回归前一年写就，那序诗与尾声中的“近了/近了/更近了”的复唱就已淋漓尽致表现了六百万香港同胞和十二亿中国人民期盼香港回归的热烈之情，其中“一个百来岁的赤子/终于扑向/五千岁慈母的怀抱”更是充分表达香港同胞的赤子之心，而为全中国、全世界所有华人、华侨所赞赏。而到了尾声，则将诗中的“火”与“花”两个意象珠联璧合：“百多年前的火/全变成/今日的花”———“喜泪啊/偕落英/俱下/心花啊/逐繁卉/竞飞/就在花的时代里啊/香港火凤凰，比花更灿烂，更辉煌”！ 这首长诗所以能在《人民日报》发表并获得著名作家萧乾的题名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长白与昆仑/携手齐到祝贺/以不朽的雪花”；“黄河与长江/联袂敬呈美意/以热烈的浪花”；“春城以花城/结伴同来致敬/以奔放的鲜花”……同时还因为它充分表达了香港同胞的愿望：“还怕什么呢/一国两制，钢一样/浇铸在基本法上”；“还怕什么呢/五十年不变，雷一样/必将绽开历史回声”；“还怕什么呢，港人治港，花一样/定会吐出更美的芬芳”———“因为，在世界大银行中/中国 从未开过一张/空头支票”！值得欣慰和令人鼓舞的是，此诗发表后，许多省市的报刊纷纷转载，连海外许多华文报刊也都转载了。《香港文学》、《香江文坛》等大型期刊更是“捷足先登”。真没想到，在中西文化交汇，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香港文苑，现实主义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同样，《一九九七：我的回答》也收到异常显著的艺术效果。此诗在香港《大公报》、北京《光明日报》联合主办“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大赛”中获奖，北京的评判，著名诗人邵燕对此诗非常欣赏，这是因为它抒的不仅是个人之情，而且是人民之情；写的不仅是一时一地之事，而且是整个时代、整个宇宙之事。通篇以“一九九七走不走”的答问一以贯之，一气呵成，既摆了具体事实，又讲了充足道理；既抒发了激情，又弘扬了正气。先说“我本可‘逃之夭夭’一走了之”，但“香港这一磁石吸得住我”，“拥有了这天造地设的空间，试问我这诗人还能走吗？‘不’”！再说“我本是一个远来的行吟诗人”，“归来后才真正感受母亲体温”，“既然全国都在学香港造香港，难道我能不应和主旋律”？最后则宣称：“倘说在殖民色彩浓厚的氛围中，我敢为十亿人民伸张民族大义，那么在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中，我更要为失而复得之珠引吭高歌”！一个鲜明的“不”，一个响亮的“好”，一个斩钉截铁的“是”，环环紧扣地回答了历史，层层递进地回答了时代。 《号外：跨越历史》以无比振奋的心情迎接即将来临的一九九七，整首诗自始至终充满了跳跃性。记得中国即将解放那年，我曾读过著名诗人邹荻帆题为《跨越》的诗集，深受鼓舞。见到香港即将回归，我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跳出“终于跨过”的诗句，终于一气呵成了这首《号外：跨越历史》。邹荻帆如天上有灵，定会为我这后继者的新作发出会心的微笑。 这首诗的开头可当全诗的导语：“终于跨过/一个多世纪香江风雨/又深又阔的历史沟壑”。接着是以一连串“从……跨进”的排比句带出百多年香港的沧桑史。中间那部分则以“终于越过/五百多张旧日历纸/秋叶堆积的百仞凄楚”引出五个“越过”的蒙太奇意念，诗行中感情中尤为悲愤。到了最后一部分则切入现实：“从闹剧喧天的那一边/到正剧幕启的这一头”，那一边所谓“民主斗士”们正大作其“秀”：“口号喊得似大赛车喇叭/拳头举的像大城市森林/四脚尽可朝天让人抬走”。而这一头则是六百万同胞盛大的节日。两相对比，泾渭分明！ 意料不到的是正好人们高歌“明天会更好”热烈庆祝香港回归，香江却遭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随后又碰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早已蓄谋破坏“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社会沉渣纷纷泛起，其势如群魔乱舞，众魅翻天！对此，我们又怎能沉默？在《香港：回归后档案》中我彻底揭露：“早在回归前/你已鼓/三寸之舌/说明珠/大限一到/光芒尽失/如今恰逢/亚洲金融风暴/一刮/你更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说香港地震/纯系/回归所致/倘若时间/倒流，就不会/疯狂而至/说维港海啸/皆由/大陆造成/倘若仍归/英管，定会/风平浪止”。并严正指出：“君不见/香港真正/祸根，乃是/二十八任/总督的/殖民统治/沙上起楼/已是/危在旦夕/纸上玩火/更是/一燃即炽”！“君不见/六百万人真正靠山，乃是/万里长城/这千年福祉/‘五十年不变’铭刻于基本法/永恒碑石”……而写于香港回归祖国三周年的《香港风云见证》则进一步勾画了这批人的嘴脸：“幸灾乐祸者/狞笑/狂欢/扬旧/贬今//落井下石者/交头/接耳/指桑/骂槐//惟恐不乱者/发誓/赌咒/挑拨/离间//其势并不逊于/暴风/台风/海啸/地震”……然而，尽管有人在/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尽管小岛夜郎/狐疑/耻笑/丑化/抹黑/尽管西方仍闪/狼心/狗肺/虎目/鹰喙/沉舟侧畔照过/群鸥/百燕/千帆/万舸”！ 的确，香港的形势是严峻的，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尤其是殖民统治者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正一枚接着一枚地爆炸。香港从1997年回归至今，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猖狂的挑战：他们先是企图炸毁“直通车”，继而公然焚烧基本法，进而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甚至在游行示威中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可忍，孰不可忍！特别是在○七、○八普选的问题上，更是和中央针锋相对，甚而至于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在“六四”烛光晚会上，除了要颠覆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外，还在香港提出“还政于民”的口号，其反华乱港的狼子野心已彻底暴露无遗！更不用说认贼作父，应召飞到美国“听证会”上去“作证”，并恳求新殖民者来干预香港事务与中国内政了。 对了这一小撮所谓“民主派”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径，我早在1998年至1999年之交已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详见《同香港F小姐D先生讨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其中第五、第六节就香港政治、经济问题和他们做针锋相对的辩论，义正而词严，理直而气壮！ 到了2004年2月，正是周南《甲申感事》一诗所云的“还寒乍暖时”，“墙头桃偶翻陈曲，门外乌鸦噪晚枝”，所谓“民主派”以为大势已到，调动兵马妄图和中央对抗，形势逼人，从2月到5月几个月的时间，我一口气写了30多首诗，其中有：《香港，东方的明珠，中国的！》、《今昔香港：听陈香梅如是说》、《伟大的创举、决策和预见》、《邓小平与“一国两制”》、《献给一代伟人》、《献给邓小平的诗》、《邓公，香港人永远怀念您》、《邓小平之歌》、《凝望香港的沉思者》、《青铜塑像》、《春天与大海》、《国旗，在香港升起》、《香港事务不容外国干涉———剥开布朗巴克的“民主”画皮》、《香港，当风生浪起之时》、《香港：回归后树欲静而风不止———兼驳此时此地“还政于民”论》、《当民主在香港被人利用》、《在香港有人令宗教变质》、《何来“香港民意代表”》、《不爱国又怎能爱港治港———兼评四类人》、《谁说香港回归后无自由》、《究竟谁在香港搞“文革”？》、《好一颗“香港的良心”》、《激浊扬清论爱国》、《爱国主义教育刻不容缓》、《警惕啊，朋友》、《请听我一声忠告———致香港大学生》、《珍惜香港回归后的自由》、《香港诗传单》、《又见红棉 香江怒绽———为香港基本法颁布十四周年而作》、《祖国，请听香港的回答》、《我骄傲，因为我是中国人》…… 以上的诗作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东方之珠的讴歌，二是对反对势力的抨击，三是对爱国主义的弘扬。其中《香港，东方的明珠，中国的！》通过历史老人的回顾，时代巨人的呼应将“中国的”三个字向世界宣告，声彻云霄；《当民主在香港被人利用》指出了当前所谓“民主派”假“民主”以售其奸的言行，一系列排比和反诘令对方无以言对；《祖国，请听香港的回答》全诗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将祖国和香港密不可分的关系表达无遗，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的无限感激。这些诗在《光明日报》、《厦门日报》、《深圳商报》、《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香港文艺家》、《世华文学家》等报刊发表后，好评如潮，周南亲笔致函作者称“淋漓痛快”，屠岸在《我关注着香港》中，认为这对所谓“民主派”“不啻当头棒喝，泰山压顶，也是长鸣的警钟，战斗的檄文”。贺祥麟读了，“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诗人任钧，他的诗像炸弹一样，既有时代精神和爱国激情，又有诗情画意、鼓动性和感染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有高兰的朗诵诗，同样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就充分表明：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不管在那一个时代都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西谚云：“愤怒出诗人”。正是社会现实的严峻引发了人民大众的愤怒，进而造就了忧国忧民的诗人，而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诗歌最能引起人们的同感共鸣，产生巨大无比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个诗人，置身于今日香港的不寻常气候，难道能沉默？《香港：不寻常气候》一诗就如此应运而生了！请听：“其实，面对愁云惨雾/不需求黄大仙拜妈祖/只要合力拨开云雾，即可/捧来柳暗花明的日出//都说西方不亮东方亮/更何况希望之星已微露/万道霞光从东海奔来/香港，将会一再花团锦簇”！ 近30年在香港的生活，使我有幸成为香港回归前后的一个见证者。我虽作为香港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的“书记官”，参与杨奇主编、三联书店出版具有权威性的《香港概论》撰写，同时又作为香港现实主义的诗人，遵时代和人民之命，投入了香港回归前后这一大时代的洪流，捧出了一朵朵诗的浪花：《香港诗辑》和《香港火凤凰》以及十几本诗集中所收的有关香港题材的作品，长长短短不下五百首。正是回归前后的香港，造就了我这一香港诗人；尤其是回归后十年经历过风风雨雨终又雾散云开柳暗花明的香港，使我的一系列现实主义诗歌成了“时代的晴雨表”，成为“在香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诗人”（魏巍）。 引自《你，早已来香港———献给一代伟人邓小平》。 引自《图·轨———写于建筑地盘》。 引自《你，早已来香港———献给一代伟人邓小平》。 原载：《华文文学》2007/03 原载：《华文文学》2007/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