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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台湾现代诗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时，一般论者习惯于以抽象的概念和术语对之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扫描，却不愿或拒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具体而又深入的论述。这种拒斥的一个常见的理由是，现代诗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诗社，它的松散的组织形式使它难以在成员中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审美趣味。我们认为，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社中的成员的认识和追求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看一个文学社团是否形成，不能只看组织形式，而要看它是否有自己较为稳定的文学阵地，主要成员之间有没有相似的文学主张和较为一致的审美追求。现代诗社既有公认的领袖，又有纲领和口号；既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和刊物，其主要成员的艺术追求又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因而，它作为一个社团的存在就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它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就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较为一致的接受取向和特性。本文试图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围绕现代诗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知性话语的接受和偏离，对现代诗社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尽管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以一种非理性的面目崛起于文坛的，然而，一般来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又恰恰是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一种比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更深层次上的理念等知性内涵。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更多地是以具体的个人命运来传达作者的思想意图，浪漫主义文学更多地是从正面直接地表达观念和理想，那么，现代主义文学则更多地是以象征着人类的抽象形象，去演示其哲学观念等知性内涵的。也就是说，现代主义者不是不赞同理想、道德等知性内涵在文学中的显现，而是认为在一个传统的信念、理想、道德等内涵已经暴露出虚伪性和欺骗性的本来面目的社会里，作家再象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将理想、观念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未免过于浅薄，也过于天真。在无法找到可以在肯定的形式中表现理想、信念等知性内涵的现实立足点时，作家的唯一选择，便只能是否定旧的理想、信念等构成的理性体系世界，而这种对旧的理想、观念的否定，其本身就是以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作支撑的。可以说，在此之前，文学从未象现代主义文学这样与哲学形成如此紧密的关系，几乎在现代主义文学的每个流派的创作后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完整的哲学观的支撑点。这样，与其说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是旧的理想、观念的葬送者，不如说他们是一群企图在旧的理性世界的废墟中重建新理性的作家。一般来说，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作家大都较为重视理念等知性内涵在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波德莱尔强调指出：“任何拒绝和科学及哲学亲密同行的文学，都是杀人和自杀的文学”。在波德莱尔看来，诗的作用，在于使人发现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理想世界。于是，诗人不再仅仅是诗人，他还应当是一个哲学家。瓦雷里说：“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正确的辨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强得多。”因为，真正的诗人有能力透过不如人意的现实世界发现理想世界中的精华，他使诗不再仅仅唤起读者相应的情感，而是使读者在作出感性反应的同时，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因此，叶芝将象征归纳为两种形式，即“感情的象征”和“理性的象征”。在他看来，理智的象征才是真正的象征，因为它更“接近绝对真理”，而感情的象征只唤起相应的感情。后者在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中也存在，前者才是现代主义者关注的重点。艾略特对那种只会唤起读者情感的浪漫主义诗也极为不满。他强调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在艾略特看来，诗人的情绪是不能象浪漫主义文学那样直接表达的，而只能通过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物去暗示，表达。而这种对客观对应物的寻找，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有许多地方是要自觉的，要思考的”。因而，艾略特宣称：“智性越强就越好，知性越强他越可能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们的唯一条件就是他把它们转为诗，而不仅仅是诗意盎然地对它们进行思考。”显然，现代主义作家强调理念等知性内涵在诗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是要求诗人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或意象思维，而是希图以此赋予诗以深刻的哲学和历史意蕴，赋予诗以现代人类共有的智慧与思想。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知性”理论，早在三十年代，就已被杨炽昌等风车诗社诗人引进到台湾诗坛。杨炽昌等人在打出超现实主义旗帜的同时，也提出了“主知的‘现代诗叙情’”的口号。不过，由于风车诗社主办的《风车诗刊》发行了仅仅约一年时间，因而，它对“主知的‘现代诗叙情’的倡导，无论对于台湾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都较为有限。真正使自己倡导的“知性”理论在台湾诗坛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是五十年代以纪弦等为首的现代诗社诗人。现代诗社既然以“知性之强调”作为诗社信奉的信条，它就不可能象风车诗社那样将知性放在与感情同等的地位上看待。在现代诗社诗人这里，知性被推到一个远远凌驾于感情之上的位置，它成为了现代诗的基本特质；而在风车诗社诗人那里仍然得到尊重的“叙情”，却被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毫不留情地从诗质的位置中驱逐了出来。现代诗社诗人这种反对情感作为诗的特质的态度，是与当时台湾诗坛到处弥漫着浪漫主义诗人的情绪感伤和现实主义诗人的政治感伤的气氛有关的。对于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来说，“就诗质的变革而言，知性的强调是挽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时常患有的感伤症的一大法宝。”在他们看来，要反浪漫主义，就不能不反对浪漫主义诗极力推崇的情感，因而，纪弦认为：“知性之强调。这一点关系重大。现代主义之一大特色是：反浪漫主义的。重知性，而排斥情之告白。单是凭着热情奔放有什么用呢?读第二篇就索然无味了。所以巴尔那斯派一抬头，雨果的权威就失去作用啦。冷静、客观、深入，运用高度的理智，从事精微的表现。一首新诗必须是，一座坚实完美的建筑物，一个新诗作者必须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工程师。”与纪弦一样，现代诗社另外一位重要诗人和理论家林亨泰对知性的强调，也是同样基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之上的；他的目的，也是为了求取诗质的彻底变革。正如林亨泰自己所说，他之所以加入现代诗社，与纪弦一起倡导“新诗再革命”“新诗的现代化”，“就在于清末以降诗的变革不彻底，波特莱尔追求的‘都市化’，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诗的文体不得不因应改变，我们不可囿于一个民族的经验，要将眼光放在‘人类的诗，世界的诗’上，新诗的体质要改变，最重要的还是西方的经验，要接受‘影响’（而非‘模仿’），做一次彻底的改革。”为此，他撰写了《主知与抒情》、《关于现代诗》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及其对于中国诗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设法为纪弦偏激的理论进行辨护和补充。他在1958年1月19日给纪弦的信《谈主知与抒情》中写道：“最近有些人以为我们所主张的‘打倒抒情主义’就是‘打倒抒情’，这是一种误会。一般说来，所谓‘打倒抒情主义’，只是不承认‘抒情’在诗中的‘优越性’。”表面上看，林亨泰对“知性”与“抒情”的关系的认识比纪弦的观点要全面一些，但实质上，它使纪弦带有偏颇性的观念得到了更为周延的表达。在反对抒情主义，强调知性作为现代诗的特质这一理论关键点上，他与纪弦的认识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寄希望于引进“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的“知性”理论，给“中国诗坛以能够提供一些增进健康乃至返老还童的妙方”。对于林亨泰与纪弦两人在理论上的相互支持及其在现代诗社中的重要作用，桓夫在《台湾现代诗的演变》中这样阐述道：“事实上，台湾的现代诗，除了纪弦从大陆带来的新诗的球根之外，台湾在来自于日据时期留下来的新诗的球根，在纪弦发动现代主义革命，成立‘现代派’当时，便由林亨泰带入其核心组织，且以纪弦意想不到的最前卫的现代意识刺激了诗坛，成为现代派的主流信条，当时纪弦依靠林亨泰的现代诗论，两个人合作得十分密切是有目共睹的。”桓夫虽然有些偏爱林亨泰，但说纪弦与林亨泰是台湾光复后现代诗运动的发起者以及两者在推动现代诗运动时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却是事实。 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纪弦、林亨泰等人借助于波德莱尔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知性”理论，企图改变中国现代诗的特质时，他们却忽略了波德莱尔等西方现代主义者的“诗质”理论的另一重要内涵。一般说来，西方现代主义者是较为关注知性与感性、理性与情感的结合和统一的。奥康纳指出：“仿佛现代主义诗人要证明思想不仅仅是抽象，包装好的并传来传去的意义，只有当思想是在一种同时拥有智性和感性的语言同时得以表达时，思想才能是深刻地有意义的。”波德莱尔就是将诗的特质看成情感与知性相结合的。在《再论埃德加·坡》中，他说：“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叶芝虽然认为理智的象征才是真正的象征，但他同时也强调，即使是这种理智的象征，也是一种“混杂着感情的观念”。艾略特反对诗的情感的个人化，但并不反对诗表现情感。在《玄学派》一文中，艾略特批评了弥尔顿和德莱塞，认为他们的诗歌使情感与理智分裂的现象进一步加深了，反之，他肯定了以邓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人诗中情感与知性的结合，他认为，邓恩等人“有一种对思想的直接的质感体悟，或是一种将思想变为情感的再创造”。庞德虽然强调客观的呈现，但他同时强调指出，呈现出来的意象应该“是瞬间呈现出来的一个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对于波德莱尔等西方现代主义者这种重视知性与情感相结合的理论，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却采取了片面接受的态度。尽管他们在放逐何种情感上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在将知性看作高于感情的认识上，他们的观点则是基本上一致的。这样，当他们将知性视为诗的唯一特质时，情感却被他们从诗的特质中“剥离”了出来。这种将情感从诗的特质中“剥离”出来的理论，虽然并没有在他们的所有创作中得以贯彻执行，但确实影响了纪弦、林亨泰、方思、黄荷生等现代诗社主要成员的一些诗作。从他们的创作实践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诗的理障化和诗的理观化两个方面。 二 理障化指的是，在这类诗中，不仅诗的外在结构是混乱的，而且诗的内在结构也是残缺不全的。在外在结构上，这类诗中事物与事物的组合是违背事理逻辑的，而在内在结构上，这种被生硬扯在一起的事物之间又缺乏一种心理逻辑的组织和联系，因而，这类诗中的理念常给人以散乱和残缺感。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中，诗歌的外结构常常呈现为一种非逻辑性和无秩序性的形态，但在诗歌的内在结构中，一般来说，作家们却极为注重建构起一种诗歌的自身逻辑和秩序。象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艾略特的《荒原》，尽管诗歌的表层结构显得散乱、毫无秩序，但《恶之花》和《荒原》的内在结构却是极为完整的。波德莱尔以“恶之花”为主导意象建构起了他的“恶之花”世界，艾略特以“荒原”为主导意象建构起了他的“荒原”世界。然而，在现代诗社诗人的理障化的知性诗中，我们却无法寻觅到能统领和驾驭众多意念的中心意象。黄荷生被称为现代诗社“一个很新锐的现代主义者”。这个“很新锐的现代主义者”为了追求形式和思想的新锐，在他的《触觉生活》中“坚决地把那些陈旧的‘联想的自然作用给切断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句：“摇摆着，古铜色的/饥饿的旗/亦将舞着薄黑/薄黑的眼色/亦张放了/愚昧的耳朵/亦随时发出/鼠灰兔的颤抖//唔，甚至年纪够大了的/瓶子们/也爱好修饰/也崇尚风流/也有个红润的食欲”。这首题为《花与瓶》的诗,不仅词句之间缺乏组织,而且段与段之间,意念与意念之间也缺乏联系。“第一段不仅没有意义甚至是破坏”“它本身应该在形象的维妙维肖中,再赋予和第二段相对的意义,从而表现‘花与瓶’间的争执,藉以象征人类生存竞争间的悲剧！”然而，作者没有运用诗的自身的逻辑力量，将“花与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意义逐渐深入地揭示出来，于是，诗的意义就变得残缺、纷乱、难以解读。这种意义残缺、纷乱的诗，在纪弦等其他现代诗社的诗人的知性诗中也常可见到。纪弦的《S’En ALLER》一诗总共五段，在第一、二、三段中，诗人运用“蒙太奇”手法，快速转换诗的意象与场景，从第一段的“音乐家”到第二段的“美国人”“月亮”“日本人”“火星”“联合国”再到第三段的“巴黎”“地球”“足尖舞”，诗歌意象的迅速流转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至第四段，作者更是突兀地用一段法文文字来表述：“je?鄄men Vais/tu ten vas/il, elle sen va/nous nous en allons/vous vous en allez/ils,elles sen vont”。至此，诗的思考由借助中国文字向法国文字转换，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法国文字的陌生化也使这首诗的意义变得更加陌生，于是，诗人“诗想”的自由带来了读者阅读的困难。事实上，无论是反逻辑也好，自由联想也好，这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经常运用的技巧，其意旨仍在建构一种属于诗本身的逻辑和秩序。西方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就认为，纯诗应该是“旋律毫不间断地贯穿始终，语意关系始终符合于和声关系，思想的相互过渡比任何思想都更为重要，主题完全溶化在巧妙的辞采之中”。因为，一首诗的诗思生成过程，是必须依靠逻辑的推引和导向的，诗的内在逻辑不连贯，诗思就无法推进，诗思的能量蕴藏再丰富，也无法让人发现。纪弦等人接受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逻辑”“重联想”的方法时，他们的目的也是希图在诗中容纳更为丰富的“诗想”，问题在于，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一旦“诗想”这匹野马奔跑起来，他们就常常缺乏波德莱尔、艾略特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样高超的驾驭能力，如此，“诗想”的散乱，就是势所必然了。 理观化指的是，在这类诗中，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诗学观直接进入了现代诗社诗人的文本，现代诗社诗人的文本成为了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观、诗学观简单的演绎和搬用。由于是直接演绎和搬用，因而这类诗存在着不能将思想、观念融入个体体验，并将之重新创造为感情的能力的局限。在这种形态的知性诗中，虽然意念与意念之间并不缺乏联系，然而，它的母题和主题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母题和主题的移植。这种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母题和主题的移植的一个突出的表征，是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比母题的搬用。对比母题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一个被反复采用的重要母题。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以美与丑、灵与肉的不断对比为主线来展开描述的。在后期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等诗中，诗人一直致力于探寻的是生与死、知与不可知，瞬间与永恒的对立转化关系。而在《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和《荒原》中，艾略特则围绕着“死亡与再生”的问题，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探寻。波德莱尔等西方现代主义者的作品“让对立的两种情念———亦即‘对人生的恐怖’与‘对人生的陶醉’能够共存而产生对照的效果，并包含了现实的多样性与无秩序而制造了‘新的颤栗’”的母题，引起了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对之加以移植、搬用。在纪弦的《蝇尸》《阿富罗底之死》《存在主义》《春之舞》等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波德莱尔式的“美与丑”的对比母题的再现。“它那中空而干瘪的躯壳，/已不如生前的丑恶和讨厌……”“而当一只初出世的小蜘蛛/悄悄地爬经它的身边时，/啊，它竟是如此地显得有一种标本的/宁静、尊严、和美。”纪弦的这首《蝇尸》，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波德莱尔的那首著名的《腐尸》。两者的主导意象都是“尸”，前者是“蝇尸”，后者是“腐尸”，两者的审美感受都是循着由丑向美的方向转换。后者先写“腐尸”的“恶臭”“腐败”，再将“腐尸”设想为“天使”般的自己的美丽的情人，前者先写“蝇尸”的“干瘪”，再写它的“尊严”和“美”。两者的母题都是以美丑的对比和转化构成，两者的主题都是：“以丑为美”。显然，在主导意象、审美构思，诗的母题和主题等方面，纪弦的《蝇尸》都模仿了波德莱尔的《腐尸》，显示了纪弦对波德莱尔非道德的新的美学观和价值观的认同。在现代诗社中，方思被认为是“一位主知的、冷静的、且最勤于思索的诗人”。然而，即使是这位现代诗社中“最勤于思索的诗人”，他诗中表现出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仍然是西方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哲学观和人生观的翻版和演绎。他的《夜歌》与里尔克的《月夜》一样，都是对夜的礼赞，都是写夜色中的动静对比和转化。两诗都先写夜的动态，再写夜的静态，然后，再接着写“静”向“动”的转化，而通过这种动静对比和转化的描述，方思与里尔克一样，都企图以全身心去聆听一种宇宙深处发出的声音。事实上，方思作品中对里尔克作品的转化母题的借用绝非只出现在《夜歌》之中，而是几乎出现在方思的所有作品之中。方思的第一部诗集《时间》就不仅在书名上与他后来翻译出版的里尔克的诗集《时间之书》相似，而且与《时间之书》在母题的采用上和主题的表达上也是一致的。两者都以“转化”为创作母题，表现的都是“瞬间就是永恒的”哲思。有论者指出：“里尔克关于时间的观念，那种瞬间即永恒的哲思，成为方思第一部诗集最重要的主题，也是方思所有诗歌的灵魂。”应该说，这种评述是既准确又富有启发性的。它在概括了方思作品的母题与里尔克作品的借用与被借用关系时，也启发我们认识到一个不仅只是属于方思作品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母题借用时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当纪弦、方思等现代诗社诗人在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母题当作自己作品的母题时，在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主题当作自己诗中的“灵魂”时，他们缺乏的，恰恰是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母题和主题时应有的主体“灵魂”。而这种主体“灵魂”的缺乏，正是造成他们的诗作成为传达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抽象思想的传声筒的主要原因。 三 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诗质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的接受显示，尽管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质理论的认识不完全相同，知性在他们诗歌中呈现出来的形态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都没有全面理解和把握到“波德莱尔以降的一切新兴诗派”的诗质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在“诗质”理论接受上的这种片面性，覃子豪曾经在《新诗向何处去?》中进行了批评：“理性和知性可以提高诗质，使诗质趋醇化，达于炉火纯青的情明之境。表现出诗中的含意。但这表现非借抒情来烘托不可”“最理想的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产物。”覃于豪将“最理想的诗”看作“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物”，显示了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质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远较纪弦全面，他在文末提出的新诗的六大原则，也是着眼于新诗创作的前途，希图借此纠正纪弦等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呈现出的片面性。然而，纪弦立即发表了《从现代主义到新现代主义》《对所谓六原则之批判》，对覃子豪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此后，纪、覃之争又经过了几个回合，但覃子豪对知性与情感相结合的强调的观点，当时并没有被纪弦及其追随者所接受。究其根底，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质理论接受中呈现出的这种片面性以及这种片面性引致的他们知性诗中出现的理障化和理观化现象，决非缘于一种偶然性，而是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原因的。 首先，它与中西诗质理论生成的背景有关。西方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时期的重大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之后，总有着其坚固的哲学基础做支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迥异之处在于它的反理性，而反理性的哲学基础则主要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哲学理论构成。然而，一般来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反上帝、反理性的同时，仍然设置了同样理性的“终极信仰”———“世界之灵”。然而，对于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来说，他们接受的文化前结构中并没有那种对形而上的意义及价值进行追问和探寻的既有图式。这样，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质理论的移植，就只能是一种从书本到书本的移植过程，而缺乏一种本土适宜的土壤使之顺利地生长。因而，在移植初期，它就难免不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其次，与中西思维方式之差异有关。西方人重逻辑，重分析，重思辨，自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和文学普遍倾向于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去建立他们庞大而又严密的哲学和诗学体系。现当代西方诗学虽然开始注重直觉思维，“然而无论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还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无论是胡塞尔(Ed?鄄mund Husserl)的哲学论著还是英加登(Roman Ingarden)的现象学文艺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抽象的逻辑分析，仍然是他们构筑理论体系的基本支柱。”正是借助于这种抽象的思辨能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象玩游戏一样地灵活自如地玩着逻辑———非逻辑的语言智力拼盘。对于波德莱尔、艾略特等人来说，在诗歌非逻辑性的表层结构之下去建构起他们诗的内在体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与之相反，中国人重直觉，重感悟，儒、道、释都不注重运用对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的运用。受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潜在制约，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尽管可以较快地掌握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语法、反逻辑的技巧，但在表层结构的反逻辑之后再在深层结构建构起一种富有逻辑性的内在体系，对于不擅长抽象思维的纪弦等中国诗人来说，就绝非易事了。因为，它不是依靠技巧的移植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的。 三，它与接受主体的接受动机有关。文学形成的背景以及作家思维方式与影响方的差异，这是中国一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受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然而，在同样倡导“新诗现代化”的四十年代穆旦等“九叶诗派”诗人那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诗质理论却获得了远比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更为全面的理解。“九叶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建构者袁可嘉提出的“新诗戏剧化”和“思想知觉化”理论，就基本上把握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质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原则的信奉和执行，使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知性与感性、理性与情感的溶合。然而，“纪弦带到台湾来的‘火种’却完全忽略此一成果，他的出发点仍停滞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这不可不说是一个悲剧”。这种“忽略”与“停滞”，既有接受主体的动机方面的原因，也源于接受主体的主体意识的匮乏。从接受动机方面来看，如前所述，纪弦等之所以强调知性，反对一味地抒情，是因为当时的台湾诗坛弥漫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政治感伤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情绪感伤的氛围，因而，强调知性，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功利色彩，其意旨在于以此争夺话语权利和诗坛的正宗地位。 此外，由于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对西方知性理论的接受处在母土文化传统被隔离的五十年代的台湾，因而，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在接受现代主义诗质理论时，实际上就丧失了“九叶”诗派诗人那种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与创作进行阐释的视野基点，作为一群背离了传统文化之“家”的“逆子”，他们不可能象“九叶”诗派诗人那样拉开与西方影响者的距离，而是不得不急切地拉近他们与异域文化之“家”的距离。而他们与影响方的距离愈近，他们的主体意识的张扬的可能性就愈小。于是，他们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过程就不得不成为了一种摹仿过程，而摹仿本身就有损耗，或是“形”上的损耗，或是“神”上的损耗。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亦步亦趋地跟在波德莱尔等人身后写知性诗时，他们的知性诗的成功之作并不多；而当他们去写抒情诗时，诗中的主体意识反而强烈起来，因而，他们的抒情诗却不乏成功之作。 当然，纪弦等现代诗社诗人在理论上对知性的强调和创作上对知性的表现，其价值和意义仍是不能低估的。在文学功能方面，对知性的强调，使台湾文学由重视政治教化功能开始向重视智慧启迪功能方面转型；在实际效果上，伴随着功能目的论的转换，它促使五十年代的台湾诗人由注重现实、注重情感开始向注重求理、推理的思维模式转型，在台湾诗坛上形成了一股将哲理境界当成文学的最高境界的诗风。 波德莱尔：《波特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瓦雷里：《诗与抽象思维》，《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第92页，第92页。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页。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页，第30页。 杜国清：《新诗的再革命与现代化》，《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 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现代诗》1956年2月第13期。 林亨泰：《抒情变革的轨迹》，《中外文学》1982年5月第10卷第20期，第20期。 奥康纳：《四个四重奏·开一代诗风》，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庞德《回顾》，《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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