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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情”，白先勇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成为了一个作家，并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尽人间各种“情”。 因为爱“美”，白先勇在自己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总是把对“美”的追求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美”。 钟“情” 白先勇的“情”，在生活中体现为亲情、友情、爱情、事业情、慈悲情、艺术情；在创作中体现为在悲悯之情笼罩下的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 白先勇“生于忧患”(抗战时期)，七八岁时得的一场肺病，又使他“与世隔绝”，这样的历史、生存环境和“被人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感，导致了白先勇尚在儿童时代，即有不同于同龄人的丰富“情感”，不但“看见院子里的梧桐落叶，竟会兀自悲起秋来”，而且“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因病隔离而形成的“向内转”的“情感”指向，使白先勇特别能咀嚼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体察别人的心理波澜，前者使他很早“就产生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后者则令他能很敏锐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别人不快乐，连我也会感到不舒服，不好受。”聪颖的天资再加上独特的病中经历，使白先勇的情感形态既早熟又敏感，情感体验既丰富又细腻。 在情感上敏感而又早熟的白先勇，在他看取世界和感受人生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带有强烈的“情感”印痕。在现实生活中，白先勇对母亲的情感依恋，和对父亲的“英雄崇拜”，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素。他对明姐的那份怜惜，体现的也是浓烈的姐弟之情。在马来西亚的怡保找到15年未遇的堂姐白桂英，他欣喜异常，与堂姐紧紧相拥；回到桂林故乡见到儿时的亲戚兼玩伴，他情难自抑，与亲人促膝长谈。在与朋友相处时，他总是能以他的真情、热情感染人，团结人，让朋友感受到他的感情温暖。朋友(许芥昱)遭遇不幸，他用文字写下他的悲戚，朋友幸福(李欧梵)他在笔底记录下他的欢喜。看到朋友们在创作上收获丰硕，成绩非凡，他总是不吝赞扬，以书写和评说的方式，为朋友们加油、鼓劲，及时送上“内行”的夸奖。他与挚友王国祥几十年的深挚友谊，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有情人。 生活中的白先勇至“情”至“性”，作为作家的白先勇同样是个“至情”之人。对于创作，白先勇的“情”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为他对创作本身的“深情”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一为他在作品中投注和表达的“感情”。对于文学创作，白先勇把它视为宗教一般神圣和重要，以庄严肃穆之心待之——用“情”之深。对于文学的功能，白先勇不止一次地表示文学“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就是唤起人的同情，做受苦受难及未得公平待遇者的代言人”——因此，当1986年法国《解放报》向全球100位作家发出“你为何写作”的问卷时，白先勇的回答就是“我写作是因为要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变成文字”，强调“文学就是情感教育和美的教育”，注重“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 在属于文学“外部”世界的文学创作行为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领域，白先勇用“情”尚且如此之深，进入到文学的“内部”世界——文学作品，白先勇的“情感”呈现当然只会更加丰富和强烈。从总体上看，悲悯情怀是白先勇文学世界的“情感”核心，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表现人在情感、文化、历史(时间)、命运、道德、政治等力量的宰制面前，所呈现出的无力感、苍白感和无奈感，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白先勇也描写了人的挣扎与反抗，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挣扎与反抗都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正饱蘸着白先勇对“人”浓厚的悲悯之情——人能掌控自己的地方，实在不多。 在悲悯情怀的笼罩下，白先勇在作品中表现了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其实是悲悯之情的具体载体和呈现形态，也就是说，悲悯之情是白先勇对生存世界中的一切人、事所持的一种总体情感，而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不过是一些具体的情感形态，它们和悲悯之情分属不同的感情层次。悲悯之情是“种”，而怀旧之情、追悼之情、宽容之情和坚执之情则是“类”。 在白先勇的文学世界中，怀旧之情大都附着在那些“背井离乡”的内地人身上，对于他们从内地到台湾，有些还从内地经由台湾又到了海外，白先勇赋予了他们浓厚的怀旧之情。追悼之情与怀旧之情虽然侧重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都是对“过去”的难以忘怀和追忆。 坚执之情是白先勇笔下的小说人物非常突出的一种情感形态，就是为情所困，难以自拔，最后不惜毁人毁己。这些在面对“爱”的时候犹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狂野异常的人物，他们在“爱”的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执和激情，足以惊天地，动鬼神——这些人物的魅力也正在此。或许在他们的身上，不无白先勇情感欣赏的趣味，然而，他们在爱情上最终都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的结局，又透露出白先勇对这种坚执之爱终难成功的悲悯。 “情”在白先勇的生活和创作中无处不在，造就了白先勇人生中“情”的一面，而在白先勇的人生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另外一面，就是他时刻不忘、孜孜以求的“美”。 爱“美” 白先勇的“美”，在生活中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美”的细节的敏感、对仪表风度的注重和对青春活力的赞赏；在创作中则表现为对精致、细腻、完美以及能体现“美”的文字、色彩、节奏、形象的不倦追求。 白先勇人生经验中对美的深刻记忆，最初应该来自儿童时代在上海的那次看戏经历，与昆曲的偶遇，使他无意中撞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后花园。与“美”的邂逅令他从此与“美”结缘。在成长过程中对文学的爱好和痴迷，使白先勇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外文学中的“美”，这种人生路向强化了白先勇对“美”的敏感，并培育出他自觉的“美学”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白先勇对“美”的敏感首先表现在对色彩的喜爱和运用上。在香港读小学时绘画出色，作品能参加画展并得奖，就得力于他敏锐的色彩感——这种色彩感后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此外，凡是服饰、美食、家具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细节”，白先勇无不用心讲究，并将这种“讲究”渗透到小说世界，在他的小说中，除了人物“美”之外，其他从衣着打扮，到饮食肴馔；从公馆布置，到舞厅格局；从色彩搭配，到人物命名，乃至文字的节奏安排、视觉效果，也都带有以“美”的原则精心“设计”的痕迹。 白先勇自称是个“唯美主义”兼“完美主义”者。在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美”的渴望，对于邪恶深怀恐惧，对于丑陋则难以容忍。他不但在生活中注重美的细节，讲究美的形式和品质，而且在艺术上，白先勇对“美”也从来都是念兹在兹，唯此为大，有时他对“美”的坚持，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1984年，白先勇为了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一个镜头，和导演白景瑞意见不一，白先勇认为那个月如和金大班相爱的镜头拍得不美，力主删去，而白景瑞则觉得该镜头拍得不易，有意保留，结果引起争论，白景瑞为此颇为恼火；2002年，尔雅出版社欲出《台北人》典藏版，为了这个典藏版《台北人》的封面设计，“一个封面，来回琢磨了一年，变成他和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的噩梦，还闹得设计者曾尧生的工作室人仰马翻”。但在白先勇“艺术是一点都不能妥协”的坚持下，典藏版《台北人》在换了17个封面后，最终以顾福生的画作《严寒室暖》为底图，曾尧生为之配上金色，再加上董阳孜的咖啡红题字，典雅富贵精致华美地“亮相”了。一年的辛苦，17次的反复，才换来了典藏版《台北人》封面“美”的结果。白先勇对“美”的一丝不苟，由此可见一斑。 白先勇自觉的“美”学追求首先是一种个人行为，但他并不满足于“美”只属于他个人，而是要把自己感受到的“美”推及他人，与众人分享。对于白先勇来说，“独乐美不如众乐美”，为此，他不仅通过文学书写，传递自己的美学趣味，而且还致力于在社会上树立“美”的标准，推广“美”的认知。白先勇力图树立的“美”的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全人类“美”的共性的基础上，突出中国传统“美”的特性；而他推广“美”的认知的最大一次行动，就是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作为一个外文系出身并在美国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白先勇坦陈“20多岁我往西方走，看人家什么都好，看了40多年，一回头才发现最美的还是自家园里的那株牡丹”，也就是说，长期的海外生活并没有使白先勇“西化”，在他的心目中，“美”的最高范型，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昆曲，而他特别喜欢的《牡丹亭》，又正是表现“至情”的佳作。于是，白先勇人生中最重要的两面：“情”与“美”，在昆曲《牡丹亭》中恰好“合二为一”，并成了最能体现白先勇钟“情”爱“美”的人生和艺术的绝佳载体，而通过青春版(青春也是一种“美”啊)昆曲《牡丹亭》的呈现形态，也不难发现白先勇人生内涵的“底子”，那就是：“情”的浓烈，“美”的沉迷。 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白先勇的人生和创作的时候，较为关注流露在他作品中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反复出现的“边缘人”特质，其实，从“情”与“美”的角度来概括白先勇的人生和艺术，可能更具包容性，也更能抓住白先勇作为一个作家(以及由此延伸的文化产品制作人)的个体特征性。 白先勇是钟“情”爱“美”的，并且，他还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的艺术行为(写作/制作)，为“情”与“美”摄了像，使这些“情”与“美”得以凝固、化为永恒。 白先勇钟“情”爱“美”的人生和艺术，随着他对人生、对艺术不竭的激情和对美的无限渴望，随着他写作之笔永不停息地挥动，随着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更远地走向世界，还在不断地延伸、继续…… 摘自《白先勇——情与美》 刘俊 著 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原载：《文汇报》2009-08-06 原载：《文汇报》2009-08-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