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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的7月11日，孙犁离开我们、离开他亲爱的读者，已经9年。在历史的长河里，9年连大海中的一滴水也算不上；在我个人的记忆中，孙犁往日的一切是那么清晰和真实，如同昨天发生一样。想起他来，就能想起他对朋友那溪水流过草原般无声而又深深的温情。 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深情，是从读他的作品中得来。特别是他多次写到诗人远千里，更是使人动情，《远的怀念》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不知他(指远千里——段华注)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呼吧”，读来真是让人止不住热泪盈眶。 对青年时相交的朋友，他是这样，对后来相交的朋友，他同样如此。《天津日报》副刊部的邹明，一直兢兢业业，扑身工作，和孙犁结下深厚的友谊。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到孙犁家里看望他，我敲门后，孙犁在室内问是谁，我回答后他就打开屋门，把我让进屋里。那时候有下午5点多，屋里已经相当黑暗。孙犁坐到他那把用了多年、此时放了个棉垫的藤椅上。我刚要开灯，他止住我，点上一支烟，往常谈笑风生的他，此时却好半天不说话。过了几分钟，他才开口说：“邹明死了，这几天我说不清心里老闷着，前几天写了四五千字，交给《光明日报》了，发表后你可找去看看。可能是因为邹明跟着我时间长的缘故。”说完，他又沉静下来，默默地抽烟。1990年1月18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孙犁的《记邹明》一文。将近80岁的孙犁，对一个比他年龄小得多的下级，感情那么真挚动人，实在是让人动容。他把朋友和自己并列，同荣辱共风雨，虽非金兰却如兄弟，他在文中说：老了以后，对人对事，不愿再多用感情，但现在写文章纪念朋友邹明，“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朋友的命运，是和孙犁自己的命运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孙犁主持《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在这块园地里成长出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冉淮舟、阿凤、大吕、藤鸿涛、张知行、万国儒……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孙犁在他们成长之中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但却从不承认是他培养了他们。我记得有一次他在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才能多提高时说：不多读不多写，成不了作家，想让别人培养，那更不可能。当年有些作家比如刘绍棠，并不是哪个人培养出来的，只不过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添加了辅助的力量，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 虽然孙犁不承认培养了他们，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毕竟花费过很多心血，因此他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和他们终生保持着友谊。1990年3月13日，天津市里柳枝开始泛青，充跃着一种活力和轻盈。那天早上6点多我到孙犁的楼下，想趁他下楼散步时陪他走一阵说说话，等到早上7点多，霞光铺满他所在小区每一栋蛇形楼上面，也没见他下来，我只好返回去。 那时候我还在南开大学，住在西北村，楼西侧有一条小道，往北过去就是天津大学；穿过天津大学一个刀把形地域，出一个小门就是孙犁居住的小区。路途不远，步行也就十多分钟，上午10点40分，我就又到了孙犁家。 还是他一个人在家，我进屋里说，今天春阳灿烂天气很好，早上怎么没下楼散散步？他轻轻摆手，让我别再说下去，然后坐在藤椅上说：“这两天心里也别扭啊。前几天张知行去世，没人告诉我，人都火化了，也没送个花圈，就是别扭。”说到这里，他停下来，让我自己倒水喝；在我倒水的过程中，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说一句话。等我倒完水，一切安静下来，他才又说：“今天没心思下楼，昨晚有人告诉我，前两天万国儒也去世了，我心闷，放不下。” 噢，我明白了，朋友逝去，怀念之情抑压着这个经历过战火、死亡、饥饿、病困的老人。世事沧桑，沧桑到深处也就让人觉得平常了——经历过这么多的孙犁，却仍为后辈伤逝，这没有感情能做得到吗？所以，有一次听到某人说孙犁不近人情时，我感到很纳闷：他这是从何说起呢？这次我没听到孙犁说要写一篇悼念万国儒的文章。但是，我在1990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看到了孙犁的《悼万国儒》一文，落款日期就是我看他的那一天。那一天上午我和他聊天不到半个小时，我不知道老人是在我去之前或走之后写的这篇纪念文章。 我离开时，保姆杨玉珍阿姨已经回来了，我让阿姨多让他开心点，阿姨说：“不，大叔昨晚就为万国儒去世不高兴喽。” 现在，孙犁这两篇文章都在，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读读。20年过去了，文章读起来仍然是那么让人心动，如同我们走在青山夹峙的峡谷里，白云与林涛相伴，飞鸟与瀑布齐鸣，虽感动而不忧伤，流泪而不伤神，痛苦却充满再生的阳光——因为孙犁是在用真挚感情写它们，在用生命抒发它们——文学，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是人的思想之学，没有对人的感情，文学就不能传之久远。 对认识的朋友如此，对素未谋面的朋友，孙犁一样是尽力周详照顾，不让人家感到失望。1994年4月11日下午，我收到孙犁一封比较厚的信，未拆开之前，我以为孙犁给我写了很长的信，拆开后才明白怎么一回事。原来，武汉作家周翼南给老人写信求教，并寄赠一幅画，孙犁找不到周的地址，就把给周的回信和写的一幅字，寄到我这里来——那时候我已从天津到北京工作——让我转给周翼南。那时，我也不知周翼南的地址，我就打电话给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洪烛询问。洪烛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武汉有一些人脉，果然告诉我周翼南在武汉作家协会工作。我立即把给周翼南的信和字复制一份后，复制件寄回老人，原件挂号寄给周翼南，并在信中告诉他孙犁的详细地址，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联系。过了两天，我给孙犁打电话，老人还特意过问此事。 这当然不是个例。孙犁去世后，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孙犁全集》时，有机会又把孙犁的作品全读了一遍，无意中发现，孙犁给一些人的书信，或联系的一些人，我都做过中间人。前些时搬家，又发现几封孙犁给我的从未曾发表过的信，里面也提到让我帮助别人的事情。 这些事当然不是什么大事，高人都会忽略不计。可孙犁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做过来，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无法代替的地位，他笔下的人物，也为中国文学艺术的画廊增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形象。他的半个多世纪文学的创作，是在创造着文学史，而非重复着文学史——孙犁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是大师，就看他有没有创造性，是否可以重复——孙犁创造的一切文学特质都不能再复制，所以他具备真正的文学大师的资质。 孙犁所做的这些事，也如散射的霞光，细碎却不凌乱，闪耀着灵魂的光芒。作家是需要灵魂的，作家写作是需要灵魂的，只可惜现在有灵魂和用灵魂写作的作家太少了。闪耀着灵魂光芒的孙犁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不知道这是作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抑或时代的悲哀。我凌晨3：30起床来，一边查找日记本中和孙犁相见的记录，一边写这篇文章，想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久，我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