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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香港文学，大陆读者每每想到的总是金庸、梁羽生、梁凤仪、亦舒、张小娴等通俗作家，对“纯文学”作家则所知甚少。事实上，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社会，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很小，受到的关注亦极为有限，专业从事纯文学创作甚至难以糊口聊生，然而，在此情势下，仍然有一批作者在坚持他们的文学追求，不求闻达，但求精粹。今年年初，几家大陆的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香港作家西西和董启章的几部重要长篇作品。作为香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相信他们的作品会加深大陆读者对于香港文学的认识。 《体育时期》是这其中的一部，它最初于2003年在香港出版，作者董启章是近年来香港最引人注目的小说家，其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先锋实验性。“你如果在香港站出来大声说，‘我是小说家’，肯定有人会嘲笑你。”董启章说，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并且越写越长，越写越艰涩。这似乎构成了某种悖论：读者的漠不关心促使作家放弃了对读者口味的揣摩，在保证文学纯粹品质的同时，也进一步阻隔了普通读者。董启章所坚持的是一条极端的文学路线。在《体育时期》这部30余万字的小说中，各种文学形式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作者除了不断变换人物视角来讲述故事，营造一种“复调”效果，还大量应用意识流的手法呈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或许受到拉康那句名言“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的启示，人物(尤其是主人公“不是苹果”)的意识流动经常被书写为深具本地气息的粤语方言。在小说文体上也表现出一种混杂性，歌词、书信、日记、笔记、词条等等都构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譬如，小说每一章节的开头都是一首由作品主人公创作的歌词，这既可视为主人公的“心声”传递，也可视为各自章节的“主题曲”；小说的诸多情节是通过不是苹果的日记和人物间的通信来呈现的，这也引发叙事时间和节奏上的变化；而插入的创作笔记则直接将作者连同其构思小说人物和情节发展的种种思考也写入作品中……这种混杂的文体形式与“后设小说”的元叙事手法，都构成了文本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然而有趣的是，睿智而有先见之明的作者在小说中早已嘲笑我等读者：“如果将来有读者或者评论家……还要说出甚么关于后设小说或者后现代之类的话，请接受我至为诚恳的咒诅，愿你们有一天为你们的才识付出代价，获得应有的惩罚，那就是，有一天发现，原来自己错过了文学，原来自己从来没有领会过文学是甚么”。 我不想错过文学，于是我便要试图弄明白，作者在这些繁复的技巧背后所传达的文学本质到底是什么，要从“怎么写”转回到“写什么”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所谓“体育时期”，按照作者的解释，就是青少年时期。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许多成长期的困惑和不安，可能都和某些体育课的场景有关。那是一个肉体解放与肉体规训的场合，好像可以释放青春消耗不尽的体能，但又被课堂的习惯和秩序所调整……而延续到大学的体育课，也可以视为青春期的延续，青春的最后界线，过了这条线，青春就会一去不返”。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可以被解读为一部“成长小说”，它关乎两个女孩——不是苹果与贝贝——各自的成长与共同的成长，作者在人性与社会两个维度上去勘探成长的障碍与动力，去发现成长的独特与隐秘。 在两个女孩的命运相遇重叠之前，她们拥有各自的成长道路。不是苹果幸福的童年生活因为母亲对家庭的背离而以近乎残忍的方式中止，她不仅失去了母爱，而且被沉沦在丧妻剧痛中的父亲所奸污，悔恨却无力自拔的父亲跳楼自尽，成为孤儿的不是苹果只能跟年迈的外婆一起生活。命运多舛的她较早地进入社会，直面生之残酷。童年时父亲的乱伦行为令她恐惧，她无以反抗，只能将“自我”深深封闭在身体内部，等待救赎；少女时代与音乐师高荣的相识又一次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但高荣也未能解救她，并最终以突然的失踪与离弃使她陷入更深的痛苦。从童年起就不断遭受的、被至爱之人接连背弃的生命创伤，形成了她骄傲又敏感、坚强又脆弱的人格特征。音乐作为曾经的爱情礼物——高荣曾告诉她，音乐可以给人力量，使人追求美好的事物——被她当作惟一的信仰，并隐含了她对于高荣的怀念与等待。 相比之下，女大学生贝贝的人生则显得平坦顺利多了：小康的家庭、优秀的学业、感情稳定的男朋友。她的人生本来也许可以一直这么平滑地顺畅下去，直到遇到了不是苹果。在一次K歌聚会上，贝贝偶遇暴力事件，袭击者女孩不是苹果被制服倒地后露出的P.E。裤(中学体育课强制穿着的女子排球裤)，唤起了贝贝青春期的一段耻辱记忆。相似的暴力场面也曾经发生在贝贝面前，那一次的受害者是她的中学好友小宜。贝贝目睹了小宜的耻辱却袖手旁观，导致了两人友情的破裂，这也变成一种屈辱感，深埋在她身体的记忆里。这种记忆，这种共同的屈辱感，在目睹不是苹果挣扎屈辱的场面之后被唤醒，她主动去寻找不是苹果。两个背景与经历看似毫无交集的年轻人就此结识，她们以日本摇滚女歌手椎名林檎为引导，开始在音乐力量下分享生活，并与朋友们组建了一支名为“体育系”的乐队。随着了解的增多，随着生活经验的叠加与交错，她们发现彼此有着类似的障碍与耻辱要去克服。小说里，有一次贝贝被问起和不是苹果的关系如何，她说：“那就好像，两个人在黑暗里，站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是一个孤立的悬空的高台，你知道，只有另一个人和你在一起，一同处于那境地，但你们又不能互相很清楚地看见对方。你们只能靠那种共同站在那里的感觉，相信自己不是孤单的。” 随着小说叙事的推进，两个女孩的生命相互作用，而彼此都发生了变化。此前贝贝对生命采取消极旁观而非积极介入的态度。在两次暴力场面中作为旁观者而产生的屈辱感，都是基于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任的伦理观。贝贝跟小宜未能建立起共同的屈辱感，是因为她对于此罪责的逃避；反之，贝贝与不是苹果能够建立起一种共同的屈辱感，正是她对于这种罪责的主动承担。于是我们看到，两位女孩结识之初，贝贝就很认真地跟不是苹果探讨“罪与罚”的问题。而不是苹果对韦教授的报复，也可视为一种“罪与罚”的因果报应。作品虽然始终没有明确指出不是苹果对于韦教授的仇恨所在，但似乎暗示出，韦教授正是当年勾引不是苹果母亲的那个人，他的行为间接导致了不是苹果的童年悲剧，导致了她的屈辱。于是，当不是苹果继在KTV袭击韦教授之后，又在大学校园袭击他的汽车时，这一次贝贝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捡起铁铲，加入行动，击碎了车尾窗玻璃，“那一击令她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就算她参与的是犯罪的行为。她竟然一点也不怕，而且一点不后悔……在这一刻，世界上只有她们两个，两个共同受到了屈辱的人，两个共同反击的人，两个一起跌倒的人，两个分担了罪行的人，两个卑微的、力量薄弱的、原本应该会是格格不入的、可能互相伤害的、但却也互相原谅的女孩”。 就在这样的施辱—受辱—反击的暴力场面中，两人的共同屈辱感不断推进，结成了一对生命共同体，这是一种比普通的友情更为内在也更为深刻的关系。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场景来自章节“复合”。不是苹果与从前的恋人高荣重遇并再度发生关系，贝贝虽然不满不是苹果与高荣的关系，但在不是苹果怀孕之后仍然赶来陪伴她。作者设计了两个不同的“复合”场景，齐头并进。在“复合(左)”中，两个女孩温馨地共同期待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在“复合(右)”中，不是苹果疲惫地向贝贝描述她在厕所里流产出婴孩的惨状，对自己曾有过的无耻欺骗行为做出真诚的然而也是惨烈的告解与忏悔，并请求贝贝模拟当年小宜受辱的情形，拿起羽毛球拍向她施暴，以次来报复，来维护两人间共同的屈服感。小说以这样一种极端的锐利呈现出人物生命的创痛与心灵的伤痕。 刘小枫曾说，现代小说其实就是陪伴在生命伤痛时刻的“呢喃叙事”，一如生病时老母亲在床边的家常唠叨，情人在你床前追忆过去的时光。在他看来，叙事伦理学关心个体的生命感觉、命运际遇与道德诉求：“叙事伦理学看起来不过在重复一个人抱着自己的膝盖伤叹遭遇的厄运时的哭泣，或者一个人在生命破碎时向友人倾诉时的呻吟”，是对生命的伤痛时刻的陪伴与抚慰。如此说来，《体育时期》正是这种“叙事伦理学”行之有效的实践作品。作者说：“我不想写出统计学意义上最典型的年轻人的状态”，他不断转换叙事角度，制造复调效果，正是试图进入人物的内心，并呈现他们各自独特的生活样貌，这些生活我们或是不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而又被我们遗忘。作者专注地凝视他的人物，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痛苦、卑微、挣扎，看到个体抗争命运的无力，让我们听到个体生命的呢喃与歌哭。熟稔理论和小说技术的作家，以他的理性构筑了他的小说世界，与他的人物一起进行严肃的人生思辨，又以相当的情感浓度，写出了一种生命的沉痛感。 小说同时也呈现了个人对于生命价值的固守。正如曾经向不是苹果展示音乐对于生命重要意义的高荣已然放弃了音乐梦想，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苹果却仍然在音乐中追求对现实的飞扬与超越。小说的最后，乱糟糟的音乐比赛结束了，学期也要结束了，两个女孩直面社会化的门槛，然而，她们突然发现，那个寄托过她们无数大大小小的梦想的残缺天桥，那个被她们称之为“我们的体育馆”的私密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了，她们被迫要走向更远的远方。在尚未建成的悬空高架天桥的尾端，她们开始了只属于她们两个人的音乐会，她们竭尽力气地唱，“两个人的歌声，就纠缠成一个”。然而，“在宏伟的天桥上，她们的身影是那么的小而脆弱。在广大的夜里，她们的歌声和吉他声是多么的微渺”，她们的歌声很快就会被淹没在车水马龙的市井喧嚣之中。在这广漠的大千世界，她们的生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是作者记录下了她们的故事，他不能忘记她们，他也请我们不要忘记——“她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