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篇小说《动迁》明快好读，以山城市建委拆迁办主任于海洋上任后一段波澜起伏的经历，剖示了城市各阶层的众生相。 动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建设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动迁意味着发展，同时又会构成极敏感极尖锐的民生问题。拆迁，即便属于国家建设需要，即便可能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也是对居民生活的一种必须付出代价的强制性改变。且不说官商勾结的非法拆迁，就是政府批准的拆迁，开发商执行中往往曲解政策，违规违约，造成利益纷纭、矛盾复杂的局面。出现暴力拆迁或居民反抗怎么办？是否能做到按时回迁，如何制约开发商，使被拆迁者的利益得到全部保证？这些问题，任何动迁皆回避不了，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工作做好了，就会是利国利民的一大亮点；处理不好，则变成社会民心的一个痛点。现实生活里，成功经验比比皆是，失误教训也可谓触目惊心。 平心而论，这样一个迫切而重要的题材，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问津的。有过市政府高层工作经历的李发锁，却对此得心应手。《动迁》从市长到拆迁办人员，塑造了一个强劲而充满责任心的组织、管理城市动迁的行政团队形象。其中，也存在个别的害群之马，如作品点及的市规划局副局长尤达、市建设银行副行长刘行行及拆迁办副主任高玉田。然而，小说的笔力集中在副市长汪文学、市建委主任肖玉亮、市拆迁办主任于海洋、市拆迁办副主任何玉升、法规处处长老黄等身上，透过他们与违法开发商草向北、林云龙、崔黑子、徐国辉等的对立与冲突，与上访户的代表人物牛燚焱、“春香奶奶”张玉兰、吕桂花、胡氏姐妹、汪贵芳等的交流体察，展现其不同个性和共同的精神风采。 作为读者，我更注意的是动迁过程中政府管理者的心态与灵魂；他们对自己工作性质的理解，他们对于工作对象(拆迁开发商、被拆迁居民)的态度与情感，包括处理矛盾时自然流露的真诚与义愤，以及对弱势群体的耐心、善心和同情心。我觉得，这是人物行为背后更本质的东西。它既是人物身份的必要素质，是作家良知的具体体现，也是这部小说最可贵的内在价值。应当说，李发锁向我们讲述一个又一个拆迁事件波谲云诡又柳暗花明的历程时，充分意识到它们所触及的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个难点与敏感点，而问题解决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具体官员对人民的具体态度。 《动迁》的成功正在于贯穿全书对人民对底层群众的深挚的爱与同情。我仅举三个例子表达我的感受。 肖玉亮的三句“金玉良言”。肖玉亮带于海洋上任，说了三句“金玉良言”：一是“进入了拆迁程序，政府自觉不自觉一定会同开发商搅和到一起。因为你在批准对老百姓房屋拆迁的同时，也就背上了必须让老百姓按期回迁的责任”。二是“这个社会谁最强势，是政府；但能管住政府的是谁，老百姓呀，百姓为天，百姓最大。为了老百姓，政府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利；为了老百姓，政府官员什么罪都要遭，什么委屈都要受。再则说，千难万难，还有比老百姓更难的吗？”三是“对违法而没有良心的开发商……我们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发商赚钱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这几句话，既是他“多年拆迁管理工作”的体会，也表达了一切正直的政府官员的胸怀与心声。 老黄的犟呛高玉田。59岁的规划处处长老黄，是拆迁管理的“老江湖”了。在肖玉亮、于海洋的支持下，倍受纠缠、几经周折之后，终于为“老缠户”吕桂花拿到了48.5平米房子的钥匙。让他意外的是，因家庭困难，吕桂花坚决不要房中的暖气。而在拆迁办讨论这个“老大难”问题时，副主任高玉田竟冷漠地提出拆掉暖气“结案”，本来气恼又无奈的老黄来了犟劲，呛着高玉田说：“既然你高玉田对穷人没那个同情心，我老黄还正有此意。”他甘愿用自己的退休工资为吕桂花支付8年采暖费。最后，采用他早就设想的“办低保”方式，替吕家保留了暖气。 于海洋的一哭一怒与陷身于水火之争。这个拆迁办主任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从不打官腔，从不装世故，从不掩饰自己的爱与恨。十三四岁的雷晓英替父上访，6年前母亲病故，父亲大病卧床12年，父女相依为命，住在36平米的自建房内。面临拆迁，无房产证得不到安排，弄得父亲几次想寻短见。阅过雷父的申诉，“于海洋满眼含泪地告诉雷晓英，孩子，你就不搬，我来跟他们交涉”。于海洋有次去察看长青小区C区回迁房工地，发现民工劳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一个童工之父从跳板摔下，死后只给1.5万元。问到施工队长，队长说，给草向北干6年活儿，被拖欠工资60多万元。各种账单、欠条有2斤8两重。于海洋立刻派人找来开发商草向北，“像拎小鸡似的提着草向北的脖颈子”到民工食堂，让他看民工吃的带皮萝卜条和发霉米饭。而草向北“皮尔卡丹西装、老人头皮鞋、金利来领带、杜蓬皮腰带”的行头和他的嬉皮笑脸，更激起了于海洋的暴怒：“我活到快40岁了，我妈、我老师、我领导都没有教会我知道什么叫坏，叫黑，叫烂。今天承蒙你教会了我……”越说越气，“抓起茶杯就向草向北砸去”，并当即搜下他身上的现金和银行卡，限期他归还施工队20万。 “阴柔美女”牛氏是“闹访”之首。她与于海洋之争，被王半仙说成水火相克，“‘海洋’加起来有6点水，‘燚焱’加起来是7把火，水少了一点嘛”。这位牛女，有14间房、6个房产证，在五间房村开一个骨灰盒缸窑，拆迁100万的资产，补偿到222万仍纠缠不休，开价777万元。是有点狮子大开口，够得上“贪婪无比、疯狂至极、心理变态”——可与那些“拆”民房“开发”新地界，借房地产泡沫转手大赚百倍千倍万倍的黑心商贾相比，也不过“小巫见大巫”。所以，我仍把她归为“上访户的代表人物”。于海洋虽然吃了她的大苦头，直至小说结尾两人的争斗还未结束，但是，于海洋在“水火”冲突中，还是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无私的襟怀：突破有关法规的硬性条款，为牛氏的跛脚哥哥调换了楼层；收到牛的10万元贿赂款，没有上交充公，而是责成秘书原数寄回。 于海洋笔记中曾写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言：“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这话似乎至今仍未过时。但于海洋们所做的，正是要打破这个“定律”。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