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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片位于地球北半球，地处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南北纬度跨越近50度，东西经度跨越60多度，陆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区域。在马来西亚华文诗歌中，这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却经由诗人的艺术想象和创作实践实现了由“空间”(Space)向“地方”(Place)的转变，成为一个“意义、意向或感觉价值的中心”，一个“动人的，有感情附著的焦点”，一个“令人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1]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Mike Crang所说：“文学显然不能解读只是描绘这些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文学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象方面，扮演着核心要角”。[2]本文所论述的马华诗人，温瑞安、傅承得、何启良、罗正文等都是马华诗坛上的“五字辈”、“六字辈”诗人，他们既没有祖辈早年在故国的生活经历，也从未踏上过中国的疆土旅游观光。然而“中国”在他们笔下却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而是一个如此熟悉的“地方”：大江南北、山川河流、江南水乡、大漠塞北……每一处中国风景都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转变成凝聚着诗人情感与记忆的诗歌意象，呈现出中国古典而浪漫的地方特质，召唤着马华诗人对中国文化和自身身份的认同与追寻。 一、“江南”与“塞北”的意象系统 依据人文地理学家阿格纽对“地方”的界定，[3]区位、场所和地方感是地方作为“有意义区位”的三个基本面向。马华诗歌中的地理“中国”是地球外形上的一个区位，同时也是一个场所，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交叉而成的物质环境。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在马华诗歌的地理想象中成为“地方”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使中国想象在诗歌中得以展开的物质实体。诗歌的意象是物象与情感的组合，理所当然成为马华诗歌想象地理中国最基本的行动元素。 在马华诗歌中频频出现的黄河、长江、昆仑、峨眉、西藏、蒙古、长安、秦淮等地理区位，既是客观存在于中国地理版图上独一无二的地理意象，又是寄托了马华诗人丰富情感与想象的诗歌意象，具有地理意象和诗歌意象的双重特质。作为地理意象，它们以物质的视觉形式标示了地理中国在马华诗歌中真实的地理区位；而作为诗歌意象，它们又以主观的情感方式赋予了地理中国在马华诗歌中非真实的生活特质。客观存在的地理意象经由马华诗歌对中国的地理想象转化为营造中国空间文化形式的诗歌意象，成为既有物质视觉形式，又有情感依附和文化寄托的想象实体。在马来西亚华文诗歌对“中国”的地理想象中，众多“中国”地景大致被模式化地区分为“江南”与“塞北”两套意象系统：江南平畴沃野、阴柔秀美，塞北大漠如海、苍凉雄浑。二者在形象、意境以及文化内涵上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甚至一度成为马华诗人对中国地理最具普遍性和本质性的想象。 江南多水，水是“江南”景观的造就者；塞北多风，风是“塞北”雄浑壮丽之景的雕刻师。“水”与“风”是马华诗歌想象地理中国、构建“江南”与“塞北”意象系统最为核心的构成要素。多雨多雾的自然气候、江河遍布的地质特征，二者互为因果，共同造就了马华诗歌中那个“多花多水，多柳多桥，多堤多岸”的江南水乡。在马华诗人想象氤氲的“江南”地景中，“水”的意象或是潺潺的流水，或是丰沛的雨水，或是潮湿的雾气，而更多时候往往是“烟波”、“细雨”、“薄雾”相互交融的朦胧景致：“南方的烟波呢/从雨树的长靴/冉冉飘上茫茫的山头”，“寒意尤重，薄雾重缦/潮汐轻轻地拍来，拍来”。马华诗歌对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书写更可以看作是对“江南”水景最具代表性的想象。“我是拍岸前的长江/长江后的惊涛你是/江湖路险已成弦/浪花飞击时/你我已印证”，“我已托付那江斜暮/当归帆返自天涯/而你赶驰的归程还正长/野店客宿时，不要忘了/找个江水流经的柳岸/散回闲闲的步”，[]4 “一副山水唤出一场归梦/两双筷子竖起两帏船帆/饱风之后滑向秦淮/不见商女，不听后庭花” [5]……可见，长江在马华诗歌中被赋予的文化意义已经远胜于其地理意义，再加上两岸的青山、水中的明月，以及与之相关的“柳岸”、“兰舟”、“秦淮”、“商女”等诗歌意象的组合，“江南”的秀美就像温瑞安的诗句“谁人已舞尽江南柳岸月”，愈加显得浪漫动人。 如果说“江南”是“水”温柔的汇合，那么“塞北”则是“风”朴实的张扬。高原大漠的地形，干旱少雨的气候，让平原极目、戈壁沙滩的塞北成了风沙驰骋的地方。温瑞安从未去过中国，更不用说西藏、蒙古那样遥远的塞外边城，但在他的想象中，西藏没有矫情和冷漠的笑容，“只有什么都说了的天空”，蒙古坚守着千百年的孤寂，成就了一片傲视风沙的深漠：“蒙古啊蒙古你的盘地守着中国几千/年年年又岁岁月月又日日你风卷起/天地乍然的变化变化你的不平变化/你的寂寞变化你的孤寂成为一沙一/粒一点仍是深漠的蒙古啊蒙古啊蒙/古!”于是“风沙”成为马华诗歌构建“塞北”意象系统最为突出的地理意象。在温瑞安的《蒙古》一诗中，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草原是“漫天的飞沙漫天的尘极目的没有人”，《西藏》也是一片风沙满目的景象：“天变无尽，时幻时真/风沙狂飙地把你覆盖淹没。”傅承得在《凰鸟不至》一诗中也写了塞北：“风砂是一道无形的墙/感觉到被囊重重。”有趣的是，在温瑞安等马华诗人对地理中国的想象中，塞北恶劣的生态环境与自然气候非但不是一种灾难，反而是他们笔下最令英雄侠客心驰神往的潇洒江湖，“风云际会的边疆/只有飞砂长骋才会有真实的感觉”。[6] 江南阴柔秀美，充满了女性风情，而塞北则是粗狂豪迈，充满了阳刚之气，马华诗歌用江南与塞北这两套典型的意象系统共同构建起南北风格迥异而又和谐共存的中国地理形态。 二、古典与浪漫的场所精神 江南与塞北意象系统的构建让马华诗歌获得了认知、感觉并想象地理“中国”的物质实体，但“地方”意义的最终确立还需要有一种更加独特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 [7]作为马华诗歌想象地理中国的灵魂。正像利维斯所说，“地方所具有的某种无法触摸的品质，令这些地方显得特别而值得护卫”，[8]这种神秘而微妙的地方品质就是与“场所精神”密切相关的“地方感”。在马华诗歌想象地理中国、构建意象系统的过程中，江南与塞北所代表的地理中国呈现出了古典而浪漫的地方特质，而这种地方感的获得又是马华诗歌不断运用回溯历史的“古装策略”和叙述情境的“戏剧策略”两种空间结构想象地理中国的结果。 马华诗歌在想象地理中国时常常回溯历史，通过“历史”与“神州”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轴构建起地理中国的空间结构。在此模式中，神州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得以结合，让原本就有着浓厚大中国情怀的马华诗人在每一次想象地理中国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历史的沧桑书写着民族的豪情。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言：“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依然是汉魂唐魄，乡愁则直接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共当。地理的乡愁要乘以时间的沧桑，才有深度，也是宜于入诗的主题。” [9] 古往今来，许多独特的地理中国意象经过古典诗词的反复吟唱早已深藏于中华民族的书写与阅读经验中，在意识/无意识的沉淀下成为华人文化共通必然的“内生图像”。温瑞安、傅承得、罗正文、辛吟松等马华诗人几乎都有中文系的学习背景，他们钟爱古典诗词且造诣颇深，借鉴并化用唐诗宋词的意象和意境来想象地理中国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而，马华诗歌运用古装策略构建中国空间结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对唐诗宋词的利用。罗正文在《共醉》中写道：“枝头上残绽的最后一朵杜鹃/昨天黄昏，我已托付那江斜暮。”这幅暮春时节夕阳斜照江面的画面就是对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一句意境的生发。在傅承得《蒲公英族》一诗中，“饱风之后滑向秦淮/不见商女，不听后庭花”一句，不仅直接借用了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中“商女不经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商女”和“后庭花”的意象，而且整首诗的意境也是在对杜牧诗句理解、感悟后的演化。马华诗人不仅大量化用古诗词的意象和意境作为想象地理中国的文化资源，甚至将古典诗词史上的先贤也作为一种特有的人文风景引入对地理中国的想象中。天狼星诗人刘吉源在《镜花》中写道：“水逝云流/江南无歌/一枚水中底月/浇着李白余下的醉语”，诗人由江南的水看到天上的月，进而联想到月下独酌的唐代诗人李白。李白的孤单、明月的清冷和水逝云流的风景在《镜花》一诗对江南的想象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在马华诗人艾文的《烟》中，“初秋的洛水/那抱枕寒冬的人/凄然看见缕缕众烟魂/自水面袅袅上升/后来化作水神投梦/结缠过小周后烦恼漱玉词”。洛水上弥漫的袅袅水气，晚唐周后主李煜凄冷的身世以及他哀婉伤感的词作都渲染出了洛水特有的地方气质。因而艾文不用过多笔墨的渲染，只用一句“小周后烦恼漱玉词”就能触发读者对初秋洛水景色的全部想象。 除了利用唐诗宋词来构建地理中国的时空结构，以温瑞安为代表的马华诗人还十分钟情于武侠小说“神州奇侠”的江湖世界来展开对地理中国写意式的浪漫想象，营造出一片侠骨柔情、古典浪漫的中国地景。白衣飘飘的侠客、自由驰骋的江湖、闪着寒光的长剑和宝刀、高耸入云的峨眉金顶、英秀的武当、昆仑上的白发老僧……众多的武侠元素和古典意象如排山倒海一般涌入了马华诗人对中国的地理想象中，成为温瑞安、何启良、辛金顺等马华诗人想象地理中国、链接中国历史最为常见的文化象征符号。温瑞安曾这样评价自己诗歌创作中的古典情怀：“如果你说我借古典而还魂，我说不如借中国吧，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借那么一点，因为它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几千年来的心血与智慧。” [10]在马华诗歌所幻化的这个武侠世界里，诗人的想象在时间上必然属于过去，在空间上也必然只属于中国。因为在温瑞安、何启良这些马华诗人看来，中国就应当是古典的，只有回到古代中国的时空背景中，他们这些活在现代却又被中原边缘化的炎黄子孙长久以来郁结心中的文化乡愁和苦闷才能得以抒发宣泄。于是，我们看到，马华诗歌运用唐诗宋词与武侠江湖的古装策略，通过时间与空间的纵横，搭建起马华诗歌对中国想象的基本坐标轴，从而彰显出地理中国在马华诗歌抒情场域中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运用情境化的戏剧策略也是马华诗歌再现地理中国另一种典型的书写策略。在这种叙事与抒情两相融合的书写模式中，马华诗人突破大多数诗歌对中国山水空泛的抒情与赞美，借用戏剧的叙事和铺陈手法在人与空间之间展开了更多自由和开放的想象，让地理中国在马华诗歌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动和真实。温瑞安的诗歌正是此类书写模式的典范。诗集《山河录》中以长江、黄河、峨眉、昆仑等中国地名命名的十首诗歌，篇篇都是借用古中国的时空背景，用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诗句在长达两三百行的篇幅中尽情渲染个人的侠骨柔情，充分展现他的武侠情怀和神州情结。《山河录》也因为如此庞杂的心象和交响诗的音象而被誉为“中国抒情文体的大河诗型”。温瑞安在诗歌中既塑造了游走于神州锦绣山河的古代侠士，又抒发了从江南上京应考的书生对洛阳城中倾国倾城之舞者的爱慕。在《江南》中，诗人时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着书生对舞者的痴情：“武陵年少。可知那个江南的书生/卷衣、磨墨、衣袖/划过了多少荷池来找你？ /多少次拦路的江湖/一言不发的格斗/需要多少美丽来弥补/才能完成多阙的青史”，时而又情不自禁幻化为抒情主人公“我”对“你”直抒胸臆：“你把可怜的目光投向我/千人万人中，独你知道/我在看你；只有这双专注/才是知音。独我知道/你在看我。一座江南都在笑一个惊喜……” 诗人罗正文也擅长运用情境化的空间结构来想象北方中国的风情。一直生活在赤道热带的罗正文显然从未真正体会过北国的严寒，但他在《易水寒》中对北国的描写却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北国触目尽有的哆嗦/风自响起，满地瑟瑟黄昏”，“北地萧瑟的清寒/让我不住地颤抖”。罗正文对易水以及北方严寒气候的想象，更多的来自于他对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典故的想象，他以“你”直呼荆轲，完全将自我融入了千年之前的北国，既描述了荆轲义无反顾渡易水、刺秦王的壮烈场景，又将无比悲壮的心理投射到对北国自然气候的想象，同时也让气候的萧瑟来渲染荆轲刺秦的悲壮气氛。在另一首诗歌《传说》中，诗人对“黄河”的想象是以盘庚渡河的历史传说为背景，诗歌以“我”和“我们”的视角入诗，借古人渡河的场景来描述上古时期黄河两岸的自然景观。渡河前：“我们不见有兽藏于林/可以为食/肥大的鱼/顺江离去/五谷不收/天降大虐/宫室不见金黄”，渡河后：“有鱼跳水面/与蜻蜓平飞/岸边洗脚/清锅做饭”。据《尚书》记载，盘庚将商朝的都城由今天山东的曲阜迁到河南安阳，诗歌叙述了盘庚迁民的宏大历史场面，通过空间的移动展现了以黄河分界的北国与中原的地理风光。 由此可见，“古装化”与“戏剧化”的想象模式是马华诗歌展现地理中国独特地方感最为重要的两种书写策略，它们之间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历史与中国在时空上的结合，后者是抒情与叙事在艺术手法上的结合；前者初步形成地理中国的地方感，后者则让这种地方感愈加明显。具体说来，挪用诗词曲赋与武侠小说中的古典元素装饰诗歌的“古装”策略让马华诗歌对地理中国的想象继承了传统文化资源先天所具有的古典与浪漫，而情境化的“戏剧”策略则借助叙事与描摹让这种古典浪漫的气氛在马华诗歌地理中国的时空结构中展现得更加丰富真实。于是，“古装化”与“戏剧化”两种空间结构最终让马华诗歌想象的地理中国呈现出古典而又浪漫、真实而又永恒的地方感。 三、记忆与认同的感觉结构 文化地理学认为，“经由常年的居住，以及经常性活动的涉入，亲密性及记忆的积累过程，一种对所在地的认同感与关怀在潜意识里建立，空间及其实质特征于是转型为地点”。[11]可见，地方感是地方意义的核心，这种人们在潜意识里对地方所形成的认同与关怀感始终离不开记忆的累积。在马华诗人用记忆与情感编织的一片梦土上，对于温瑞安、何启良这些从未踏上过中国土地的马华诗人而言，对中国的地方记忆就既不是旧时情怀的复苏，也不是实际经历的叙述，而是马华诗人借助想象跨越时空的多维视野对民族集体记忆所作的再书写和再创造。 雷蒙·威廉斯特别强调一个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历史构涵对个人经验的冲击，“它不是主动经验的产物，而是连锁性的，我们可以透过印刷和影像等媒体的助力，透过非真实生活经验的结构系统，来追忆感觉结构的存在”。[12]五千年的历史传承让许多带有中国特质的地方记忆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共通和心灵共享的公共/集体记忆，沉淀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感觉结构中，铭刻于神州的山山水水间。黄河、长江、峨眉、泰山、长安、江南……这些典型的中国地标在历代文化典籍的反复书写和传诵中跃升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因此成了马华诗人想象地理中国最为常用的记忆资源。温瑞安《江南》中“多花多水，多柳多桥/多堤多岸，浓音软语”的江南风光是对北宋词人柳永《雨霖铃》“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记忆再现。而在《黄河》一诗中，马华诗人对母亲河“转转折折，许许多多汇合后，化成一条万古云霄万古愁的身姿，浩浩荡荡……”的想象同样来自于我们民族文化对于黄河的记忆。然而，集体记忆的相对稳定也造成了马华诗歌对中国地方记忆书写的相似性和模式性，正如诗人陈大为在一篇名为《抽象》的散文中所写的：“我在许多马华诗人笔下，继续读到简写后的中国，读到诗人们凭空想象的长江，总是一副典型的滔滔与浩大，总是融入好多一厢情愿的家国情感。” [13] 集体记忆对于中国生活特质的感觉不仅普遍存在于唐诗宋词、历史传说等文化典籍的形式上，更深深地渗透到华人社会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华人社会关于中国想象所特有的“时空惯例”。在华人所共有的感觉结构中，几乎每一处中国风景都被铭刻上了民族文化的记忆，一旦马华诗人在诗歌中开动想象的马达，这些“机敏而鲜活的记忆就会自动与地方发生联系，在地方里找到有利于记忆活动，并足以与记忆搭配的特质”，[14]从而让马华诗人笔下的地理中国处处闪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感觉结构与文化光芒。温瑞安《江河录》中的神州是武侠江湖世界里侠骨柔情的山河，傅承得梦里的江南是唐诗宋词“莺飞草长歌乐浪溢诗词云缀”的水乡，罗正文笔下的北国则是掩映在盘庚迁都、荆轲刺秦等历史典故下奔腾的黄河与悲壮的易水。于是，这种植根于华人文化与价值系统上的一连串思想与精神的移动让从未在中国有过在地生活经验的温瑞安等马华诗人借由诗歌的想象与创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产生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母体强烈的内在性与归属感，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地方芭蕾”的审美效应，这也正是马华诗人对中国地方记忆超越性的显现。 马华诗歌对中国的地方记忆以及地方感的形成不仅是马华诗人对集体记忆的复活与延续，更是马华诗人在特定社会场域中结合个体情感与经验对中国地方记忆的重构。“地方有能耐使过往于今日复生，从而促进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15]在华人共有的感觉结构中，几乎每一处中国风景都铭刻了民族文化的记忆，哪些记忆在马华诗人的想象里得以复活和再生，哪些记忆又被他们压抑和隐藏，这取决于马华诗人在书写记忆时的立场和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理“中国”又成为召唤马华诗人作为海外华人对海外本土化生存经验和特殊群体记忆的一个位址。在马华诗人调用武侠、诗词、典故等民族文化记忆来丰富地理中国想象的诗歌中，充满了马华诗人对中国“观山则情满于山，看海则情溢于海”的浓浓地方之爱，体现了马华诗人与母国———“中国”之间纷繁复杂的人地情感。马华诗人与中国之间这种特殊的情感联系也在诗歌的想象中复活与再生产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让作为想象主体的马华诗人在对中国的地理想象中获得了华人在马来社会中长期缺失的自我归属感和方向感。诺伯舒兹说：“人类的认同必须以场所的认同为前提。”①换而言之，马华诗人对中国的认同也必然要以对地理中国的想象以及地方情感的确立为标志的场所认同为前提。只是马华诗人所认同的中国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中国的母体文化，是马华诗人在对中国知识经验系统长期与充分内在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对于中国的认同感、安全感及人文关怀。因此，马华诗歌对中国地理意象的艺术呈现以及中国地方感的构建本质上都是马华诗人在情感与文化上对中国的认同。张晶：论马华诗歌对中国的地理想象 参考文献： [1]夏铸九、王志弘：《空间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93年，第86页。 [2]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王志弘译，台北：巨流文化有限公司，2003年，第58页。 [3]John Agnew，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转引自Tim Cresswell《记忆、想象与认同》，王志弘、徐苔玲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14页。 [4]罗正文：《共醉》，《临流的再生》，吉隆坡：大马新闻杂志社，1984年，第15页。 [5]傅承得：《蒲公英族》，《哭城传奇》，吉隆坡：大马新闻杂志社，1984年，第18页。 [6]温瑞安：《西藏》，《楚汉》，台北：尚书文化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7]罗马人相信每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和守护神。这种灵体赋予人和场所以生命并自生至死地伴随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场所精神是地方独一无二的特质，不但保存了生活的真实性，也饱含地景艺术的创造因子。参见Christian Noberg-Schulz：《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台北：田园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8] P. Lewis，A Sence ofPlace，Southern Quarterly，1979(17)，p. 27. [9]余光中：《五行无阻》，《余光中文集(3)》，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10]颜忠贤：《影像地志学》，台北：万象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62~63页。 [11]颜忠贤：《影像地志学》，第62~63页。 [12]陈大为：《抽象》，《方圆五里的听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13]Edward Casey，Remembering：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6，pp. 186-187. [14]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台北：群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15]Christian Noberg-Schulz：《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台北：田园出版社，1997年，第5页。 [作者简介]：张晶，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