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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越来越多的作家把目光投向城市、官场、财富和时尚，刘庆邦始终深情地关注着农村、农民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他在艰苦的劳作中构建起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王国。他的文学王国主要是由两大块构成：一半是乡村、平原；一半是煤窑、矿井。而活动于其中的主角则是农民。刘庆邦是农民的儿子。他曾这样描述过那孕育了他生命的土地：“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里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液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1]刘庆邦的家乡在物质方面是非常贫穷的，不可能给他提供丰富的养料。家乡给与他更多的是精神的东西，正是这种精神上的东西，使他寻找到自己写作的方向。如果说鲁迅始终不能忘情于浙东那片土地，沈从文始终寻梦于湘西凤凰，那么，刘庆邦则是在家乡豫东平原上的那些不起眼的小村庄里，在那些流淌的河流里，在那些质朴、忠厚的人民身上找到了自己寄情之所在。 刘庆邦在他所精心建构的乡土画廊中，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乡村农民淳朴美好的，自灵。《梅妞放羊》寄寓着作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梅妞是一位美丽的、心地善良的农村少女，作者着力描写她与羊的和谐自然的关系，写她与羊是那样的亲近，那样的息息相通以至向羊敞开了她小母亲般的情怀。到后来，人就是羊，羊就是人，人和羊已经不可分离。自然的美丽，青春的萌动，母性的觉醒，生活的温馨，人与动物的和谐，已经完全融合在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里了，使读者感到一种美的释放，一种美的顿悟和体验。 如果说《梅妞放羊》为我们表现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和谐美，那么，《鞋》则是作者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人性与美。随着女主人公守明为未婚夫精心做鞋的过程慢慢地铺展守明对未婚夫的绵绵情思，她手中的线串起了主人公、作者和读者的心。小女儿家那种温婉、细密的心事，宛如窗户上的冰凌花，晶莹而透明，让人感到生命的悸动和温馨。 无论是《小小的船》中的船儿，还是《遍地开花》中的小扣子，《种在坟上的樱瓜》中的猜儿，刘庆邦乡土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天真无邪的孩童和纯洁美丽的少女，刘庆邦对他们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他常常漫步于他们心灵流动的温馨空间，倾听他在心灵的青春物语，着力展示和表现他们身上的人性的闪光点，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融合中释放着美好的情感。情感是刘庆邦审视观照生活在乡土上的农民，建构人性美的核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刘庆邦并不是用情感来代替一切，在表现出了对情感的明显的偏爱的同时，他并不排斥现实，他承认现实生活的自身逻辑和发展趋势，这是值得庆幸的。于是，我们看到了《梅妞放羊》中梅妞的失羊之痛，看到了《鞋》中守明的情归无处。当梅妞默默无语地承受失羊之痛，“又开始新一轮放羊”的时候，当守明最后为我们奉上“满含泪水的深情一瞥”的时候，没有人能知道她们将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什么。刘庆邦在这里似乎为他的“矿工小说”埋下了某些伏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矿工小说”的某些线索。 二 自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子以来，一批批过去长期生活在故乡故土上的农民，或者是土地被征用无奈外出打工；或者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养家糊口主动背井离乡。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都是共同的：这些离开故乡故土打工的农民，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和专业技能，他们只能干城里人往往不屑于干的最繁重、最危险，同时报酬也是最低的活，而挖矿则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出路。刘庆邦不仅仅是注视在故乡故土上生活的农民，他还将自己的目光合理地延伸，关注到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远在矿难事故成为全国性热点之前，刘庆邦就以他独特的写作敏感感觉到了这一问题，并及时用他艺术的笔将矿工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矿工们承受的繁重的劳动以及他们所获取的少得可怜的报酬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刘庆邦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煤矿去了。一去九年，才有机会看到一层炼狱般的天地。在矿工面前，我只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所受的艰难困苦一句也提不起了。”[2]人们在读到刘庆邦的矿工小说时，大多往往用惨烈痛心、惊心来形容。如果说刘庆邦在他描写农村生活的乡土小说时所着力表现的是美好环境中的美好人生，可以将其称为审美小说的话，那么，刘庆邦在自己的乡土小说的合理延伸——矿工小说中，则大力描写丑陋生活环境中的丑陋人性，将其称为审丑小说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在这些小说中，人们很难找到一点优美善良的人性，嗅不到一点清新美好的气息，刘庆邦乡土小说中曾那样激动我们的一切美好纯洁、天真无邪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小说的主人公也由天真、纯洁的孩童、少女转换成了在生活重压之下性格和心态大多都已发生了扭曲和变形的矿工。总的来说，刘庆邦矿工小说中所展示的形象大体有这样两种类型： 一种是道德沦丧型。刘庆邦仔细地审视生活在矿山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的多种阴暗的心理，表现他们的道德沦丧。《黑地》里，张国成和李天骄都是由基层升上来副矿长，李天骄由于工作努力而被提升为矿长，张国成想往上爬的目的落空。张国成以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被提升是由于李天骄阻碍所造成，而不是反思自己的不足，他怀着阴暗的嫉妒心理，想尽各种办法与李天骄对着干，或冷嘲热讽，或策动小煤矿抢夺国有大矿的国有资产，其言行举止，早己突破了道德良知的束缚，而彻底沉沦下去了。 在《新房》这篇小说里，一位在井下工作了30年的老矿工终于分到了一套新房，满足了老矿工一家的宿愿，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刘庆邦却将一件喜事写成了一件悲事。他用沉重的笔为我们剥析了这位老矿工之所以能分到新房的真正原因，不是领导对老矿工的关心爱护，也不是矿里对老矿工的儿子在矿难时丧失了一条腿的某种合理的补偿，而是因为矿长与他年方20的女儿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昧关系。也就是说老矿工30年井下的艰苦劳作，他儿子在矿难中一条腿的缺失，都抵不上他女儿肉体的一次出卖。矿长乘人之危，用房子换姑娘肉体的行为，只能说明他的道德已经彻底沦丧了。 如果说在《黑地》、《新房》中，刘庆邦主要是描写矿山的矿长，副矿长等矿山领导的道德沦丧，那么，在《守身》里，刘庆邦则无情地展现了更多人的道德沦丧。王东玉是矿山里的著名美人，矿山中的许多人都拼命追求她，但王东玉最后选择了一位青年军官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王东玉的这种选择使得追求者们都落了空，失望之余则产生了怨恨。追求者们由原来的狂热追捧，忽然变成冷嘲热讽，百般诽谤，最终导致丈夫抛弃了她。刘庆邦在这里描写的不是某个人的道德沦丧，他所展示的是一个群体的道德沦丧，是社会中某一个层面的道德沦丧，是对人类普遍性弱点的揭露与批判，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观察，刘庆邦的这种描写就具有较大的普遍的意义，作品的深度也就由此而提升。 人性的缺失与沦丧是刘庆邦矿工小说所展示的另一种类型。如果说刘庆邦所描写的第一种类型形象还仅仅是表现出人对道德底线的突破和出位，更多的还是局限对人的阴暗心理的展示，那么，刘庆邦所解剖的第二种类型则真正地使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在矿工们的生活中，最感到恐惧的是矿难的发生，矿难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如地震，地质构造突然发生的某种裂变等；另一种则是人为的因素，是矿山的管理者对矿工生命的忽视所造成的。刘庆邦这样分析过矿难产生的最深的根源：“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化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频发的矿难就是物欲横流的一个恶果。”[3]《一块板皮》写矿工王军山在矿难中死后的悲惨遭遇。王军山是一位扎实肯干的矿工，也是矿上树立的先进典型，但他因公牺牲后，骨灰在矿上的太平间里停放了几十年而无人过问，最后是已经当上了矿长的老同学何海生出面才将其安葬，他的墓碑竟然是用一块做坑木剩下的板皮做的!煤矿的管理者用如此的态度来对待一位先进矿工，已经不能仅仅用一般的道德的沦丧可以解释得通的了，这是最起码的人性的缺失和沦丧的结果。《福利》用近于黑色幽默的笔调直击农民矿工生存的残酷性，农民矿工死后的福利竟然只是一口棺材!而《神木》中农民出身的矿工王明君、张敦厚设计诱骗谋害老实善良的同类，拿同类的生命讹诈钱财的故事，《雷庄户》中二哥用锄头杀死三弟，而自私凶残的父母帮助二哥将三弟的尸体扔进深井的闹剧，更是让人心惊肉跳。这一切都是第一.种类型形象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道德价值观的沦丧发展到人性沦丧和缺失的结果。 三 显然，刘庆邦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由黑与白，美丽与丑陋两个反差极大的板块构成。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刘庆邦小说创作的动机和思想基础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他到底要向读者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表达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刘庆邦乡土小说中的文字。 水草长得旺，长得嫩，满坡青草满坡花；河水不深，有些泛白，岸边长着一丛丛紫红的芦苇……正是春来的季节，阳光暖洋洋的，南风带了熏气，大麦黄芒，小麦也快黄了。 这是《梅妞放羊》中一个经典的场景，美丽纯洁的梅妞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典型环境中，梅妞在这里可以任情的歌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春天的阳光，她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生活的美好。这不仅仅是《梅妞放羊》中的经典性场景，在刘庆邦乡土小说中，我们几乎时时感受到这种美。在这里日光雨雪四季交替，沧海桑田循环往复，看不到什么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动，商品经济，现代生活，在这里都无迹可寻。把它和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那些田园风光的景物稍作对比，不难发现其中的惊人相似。与静谧和谐的田园风光相匹配的生活其中的是纯洁无瑕的灵魂。刘庆邦将乡野的奇风异俗，男女的多情写得特别甜蜜，就连那单调、贫穷的物质生活，也表现得温柔多情，令人神往不已。显然，他试图用精神生活的丰富来掩盖物质生活的不足。 一般认为在新时期的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乡土文学领域里，存在着两个发展方向：其一是在文化的批判中完成精神家园的建构。其二是在诗意化的民间乐园中寻找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他们沉浸在古老和谐的乡村世界里，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背景下，使自我主体和自然客体天人合一地融合在宁静、超脱的文化精神之中，实现审美与人生的和谐统一。 刘庆邦的乡土世界无疑属于后者。刘庆邦自己也曾多次谈到过文学的本质是向善的，他之所以进行文学创作就是希望能以此来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而塑造和表现美好的人性无疑是提高人们精神品质的重要手段。刘庆邦的乡土小说与京派乡土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刘庆邦从不掩饰他对京派乡土小说，特别是对其代表人物沈从文小说的欣赏。京派乡土作家们怀着对土地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怀着对正义、公平社会生活的向往，描绘出一幅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美轮美奂，充满了田园牧歌情调的动人图画，构建起自己心中的理想王国，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就是卓越的代表和范例。刘庆邦乡土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京派乡土小说有明显的不同，刘庆邦试图在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性焦虑中改造传统的乡土小说，表现自己对人性和美的发掘与体验，但他对现代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现代文明的失望和回避则是显而易见的。而正是这种刻意或不刻意的回避，使得他的乡土小说缺少一种内在的力度和深度，人们在欣赏其温情脉脉的人性美的时候，不能不感到某种空虚和无力。 刘庆邦毕竟是一位出身于平民的作家，他坚持从平民的立场和现实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和解读眼前的世界，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只是永远守望过去，他的责任感、他的良知使他更多的是审视现实和眺望未来。刘庆邦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美的东西、理想的东西。所见所闻，往往是一些欲望化了的糟糕的东西，甚至是污浊和丑恶的东西。”[4]这也许是我们解读刘庆邦矿工小说中为什么充斥着如此多的血淋淋的场面，跃动着如此多的丑陋的甚至是可怕的灵魂，地层深处的那一切为什么往往如此使我们艰于呼吸视听。刘庆邦真实地展现了他所看到的现实生活沉重的一面，但是，刘庆邦决不是为了展示人性中的丑陋而描写丑陋，他是为了呼吁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来关注矿工这一特殊的群体，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刘庆邦的矿工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胜利，也是艺术的胜利。 注释： [1][4]夏榆：《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南方周末》20()4年12月24日。 [2]刘庆邦、夏榆：《得地独厚的刘庆邦》，《作家》2000年11期。 [3]刘庆邦：《遥地开花》，中国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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