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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法国文学史家丹纳提出，种族、时代与地理环境是决定文学的三个要素。之后的文艺界理论家批评家在分析评价作家作品的风格时，多注意到地理条件对它的影响，这种研究导致人们日益重视从文学的地域性这一角度来考察文学并揭示其发展的某些规律。但是，人们对文学的地域性的理解长期以来局限在自然条件的层面上，其实，地域性的内涵除了地形气候等因素外，还有历史沿革、民族关系、风俗民情、生活状态、语言乡音等重要因素，换言之，较之于自然条件，由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给予文学的影响更为复杂深刻。更确切地说，地域性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是通过地域文化来起作用。从地域性这一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是说它影响了作家的思维方式，性格气质，审美情趣，乃至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而且是指在它的作用下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 一 如果对中国现代文学作一鸟瞰，便可以发现，在地域性的作用下它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板块状态。依照这些板块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本身的规模，可以将它们排列为江浙文学、湖南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四川文学、晋陕文学、山东文学、东北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文学10个板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板块就是一面风景。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由这些风景构成的一个生命体。或者说，一个板块就是一种性格，一部现代 文学史就是一个性格复杂的生命体。要了解这些板块的重要性，只要选择其中之一略作分析便可知道。比如江浙文学，人们在接触这一板块时首先关注的是这一板块中大家林立，江浙自五四以来出了那么多著名作家，而且都是一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或领袖，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现代小说的开山祖师；如周作人，是“人的文学”的倡导者、现代美文的开路人；如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帅、社会剖析小说的领袖与开拓者；如徐志摩，是新月派的领袖、新格律诗的倡导者；如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主将、自我抒情小说的开创者；如朱自清，是文学研究会的主将、现代美文最高成就的体现者；如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主将；如艾青，是与郭沫若并立的自由诗的高峰，等等。如果说五四时期文学的天空星光灿烂，那么在江浙上空则形成了星群，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是不会出现的，究其原因，恐怕只有从地域性这一角度切入才能找到答案。在江浙文学星群中，最璀灿的星是鲁迅。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山祖师，他的小说的乡土色彩是地域文化影响之所然已为评论家所公认。人们在了解鲁迅的杂文时均对他的匕首投枪式的笔法深感兴趣，这种以一击致敌于死地的笔法是如何形成的，也与地域性有关吗?蒋梦麟对此曾作过解释:“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 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了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把南渡的文物当成了吃饭的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墨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1] 蒋梦麟之说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他的解释也令人悟出，鲁迅的笔法恐怕是与绍兴地域文化脱不了关系的。 从地域性的角度切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品格构成及色彩构成，对于了解它的生成与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如果将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主体的十个板块作一番扫描，我们会发现它们性格各各不同。正是这些迥异的性格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便是将文学作南北之分。刘勰曾称北方的文学〔如《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而南方的文学〔如《楚辞》〕则“耀艳而深华”，之所以“奇文郁起”盖因“楚人多才”。[2]对此魏徵所作的分析就更地道些:“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于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3]借用古人的南北文学观，我们在对现代文学诸板块作扫描时不妨将其分成南北两个板块群。 二 南方板块群由江浙文学、湖南文学、海派文学、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构成，以江浙和湖南两地的文学最具特色。 现代江浙文学与传统的江南文化具有血脉关系。江南文化的形成始于东晋。东晋以建康为都，中国的文化重心得以南移。当时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令大批士大夫隐遁山林，导致纯文学的大量出现。这种纯文学多不涉政治，作家所着眼的是对生命方式、精神性格、生活情调的表现，他们所追求的是人格风度的飘逸，精神生活的洒脱，文字的高雅华美和形象的清丽出尘。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人格与自然的同化、空灵蕴秀的审美情趣、造型手段的轻软化柔媚化。从魏晋至明清，江南文学被日益鲜明地定格在“婉约”的位置上。现代江浙文学虽然叱咤风云，但骨子里却仍存留着江南士风的余韵。 现代江浙文学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四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感伤情怀。这一特征在“鸳鸯蝴 蝶派”作家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一派作家多是旧家子弟，他们继承了士大夫的才华和理想，但以他们的柔弱之躯又无力承担命运的大转折，于是便以其创作来发泄感时伤世的悲哀。二是剖析人生。这一特征在文学研究会作家尤其在叶绍钧与朱自清身上表现得突出。他们关怀人的本性，力图表现人类的隔膜、阻滞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爱与情趣，他们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批判显得沉郁而抑制，以自然朴实的风格传达出清澈的人生况味，其冷隽中的悲悯和自我求善体现出传统的士大夫的风度。他们通过心灵的自我审辨调节情绪，不论现实如何丑陋，他们都能冷静地正视它，超越它，另外营造一个美丽的精神世界。三是闲适格调。现代闲适文学的重要代表多是江浙人，如周作人、丰子恺、刘半农、郁达夫等。他们的叙述风格被称为“闲话笔调”，具有清淡、雍容、自由的语言方式，趣味的写作态度和谐谑精神。四是女性化，其表现又有三:描写上的女性化、内容上的女性化、风格上的女性化。这一特征的代表作家是朱自清。朱的散文中的意象多半是女性的，软性的，他一写到风景笔底必定出现女性形象来装点他的想象世界。六朝金粉地，江南温柔乡。江南文人多名士气，虽君子如朱自清，潜意识中对女性的欣赏仍从字里行间浸润出来。 江浙文学在形式上表现出精雅化的独特品性。这种精雅化首先表现为丽辞。现代美文的典范为周作人与朱自清的散文，其语言的形式美追求可以视为与六朝骈骊一脉相承。精雅化的第二个表现是注重笔墨情趣，力求气韵生动，刻意营造清淡洒脱的氛围，倾心于表现内在的节奏与韵律，从这点来分析周作人与朱自清的散文，又可见其晚明小品的风骨。 现代湖南文学受到湖湘文化的陶冶。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内涵有四:一是厚积的民族忧患意识；二是豪迈自信指点江山的宏大气魄；三是天马行空的自由精神；四是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使之较中原文学具有更多的自然气息、浪漫色彩和神秘意味。 现代湖南文学以沈从文和周立波为代表体现出两个走向，可称一源二水。 沈从文走向体现了《楚辞》的精神，而产生《楚辞》的土壤则是苗文化。苗族是一个拥有悲壮历史的古老民族，相传其先祖曾联络南方的九个民族与北方的部落联盟大战，失败后退走蛮荒。之后中原部落不断向南扩张，苗族不敌，渐次退入南方大山之中，但苗族作为南方民族的一脉其文化传统却融入日后形成的南方文化之中。对湖南而言，汉族是外来民族，苗族则是土著，苗文化长期以来对后来成为湖南文化主体的汉文化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沈从文是苗族人，他的创作尤其是他的“湘西小说”在表现苗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精神的结合时呈现出四个特征:其一，他的作品充满浪漫精神，他所述说的故事闪烁着神秘、古老、美丽的色彩；其二，他的作品对湘西的风景、风俗、人情、传说作了酣畅的抒写，具有浓重的牧歌情调；其三，他的作品充满自然气息和野性，具有淳朴粗犷的自然品格；其四，他以“乡下人”自居，极力弘扬与自然相融的人性，致力于在现代重建纯朴的传统道德。他的作品所张扬的自然品性与现代文学的主流发生了碰撞，结果是他在中国文坛上消失了数十年。 周立波走向所体现的是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结合并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是歌唱主旋律。他始终自觉地以文学创作服务于革命运动，并以之作为改革中国与世界的有力的武器；其次是他在表现进步文化变革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同时，还表现出人的根性的不易变化的一面，以显示社会变革任务之艰巨；其三是他的作品表现出执着的乡土情结，他对地方景物、地方风俗、人情世态、方言土语的动情描绘使其作品具有了浓郁的湖湘民俗风韵。 沈、周走向虽然不同，但文化精神却同出一源，湖湘文化的儒雅的一面与野性的一面各自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演示，而“儒”与“野”的融合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露无遗。 三 北方板块群由四川文学、晋陕文学、东北文学、京派文学和山东文学构成，以四川、晋陕两地文学最具特色。 四川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的作家群在数量上仅次于江浙与湖南居第三位，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本营。 四川文学的发展从巴蜀文化传统中得益良多。巴蜀文化是盆地文化，封闭的地理环境阻碍了封建正统文化对它的束缚，于是川人个性多自由不羁。同时，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阻碍了川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使它成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僻壤。因此，巴蜀文化便兼具有自由激荡与封闭保守的双重性格，这也正是现代四川文学的性格。 四川文学自由激荡的性格首先表现为作家的叛逆不驯的精神。《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都是川人。其次是先锋意识。离经叛道的四川文人闯入现代文坛后多标新立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首开风气之举多与川人有关，如康白情是白话新诗的开创者之一，朱自清认为康的诗是初期新诗中最纯粹的；郭沫若的不拘一格、姿势奔放的《女神》更标志着中国现代诗歌精神与形态的确立；李劫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拓荒者，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他已有十余个短篇问世；曾孝谷是中国最早的话剧作家之一，中国第一个话剧《黑奴吁天录》的剧本是他所作，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也是他创建的。其三是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激情如郭沫若、巴金，温情如何其芳、陈敬容，伤情如陈翔鹤、林如稷，均以抒情化作为创作的重要标识，满蕴着天真的幻想与浪漫情怀。 四川文学封闭保守的性格构成了文学上的另一种奇观。陈翔鹤曾形象地将四川文化称为“洄水沱”。所谓“洄水沱”指的是大江回流所形成的平静区域，其地水流徐缓，几乎停滞不前，又深不可测，暗藏杀机，江中秽物在此形成厚重的沉积。这是表述四川文化的极生动准确的意象。李劫人的小说以《死水微澜》为名意也在此。川籍作家笔下的人物少见战斗者形象，大多平凡庸俗，沾沾自喜于生活的平稳，不以停滞封闭为丑，反而顾盼自雄，表现出典型的盆地意识。在川籍作家中最擅长展示盆地中如死水一般的停滞气氛的是沙汀，其作品真切地再现了盆地中阴冷凄森的现实的丑陋面目。 晋陕文学的勃兴是在20世纪40年代，勃兴的原因当然是革命运动的需要，但它的特色的形成却有不可忽视的地域文化上的原因。 晋陕文化有四个特征。首先是强烈的生存与创业意识。秦汉以降，晋陕的植被渐次破坏殆尽，干旱便日益成为晋陕地区的标志。没有水的滋润，土地便成为荒原，于是饥饿成为晋陕的第二个标志。与饥饿同生的是人对生命的渴求和坚韧的创业欲望，这是恶劣的生态环境造成的民性。其次是强烈的叛逆精神。饥饿的人民挣扎求生而难以维持生命时便揭竿而起，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到明末农民大起义，晋陕之地的反叛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是强烈的性爱意识。高群建曾在《最后一个匈奴》中分析道，在这荒凉的难以生存的地方，对生命(生殖)的崇拜高于一切，人种灭绝，香火不续被视为大逆不道，同时在这荒凉之地，夫妻间的性爱是人们主要的文化生活和审美活动。第四是强烈的寻求解脱的愿望。生活对于晋陕人来说显得过于沉重和悲哀，于是他们便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延安旧称肤施，这个地名得自佛经中释迦牟尼割肤施鹰以救鸽的故事。晋陕人千百年来都在等待救星拯救他们脱离苦难。 强烈的生存意识、叛逆意识和拯救意识造就了现代晋陕文学。延安文学是现代晋陕文学的核心内容。人们今天可以从反政治功利的角度来批评延安政治主宰文学的现象，也可以从超越政治功利的角度来认可延安文艺的发达，但不可无视延安文学的存在。李泽厚对政治主宰文学是颇为不满的，但他也指出，延安产生了极富艺术魅力的艺术作品，如《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信天游体新诗等。这些作品无不表现出强烈的生存、叛逆和拯救意识。当然，它们的创造者多非晋陕人，但有一点要指出，他们在外地写不出的东西，到晋陕就写出来了，这说明晋陕这块土地所含的养料对作家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 晋陕文学有两个重要流派，一是“山药蛋派”，这一派作家的作品以朴素、厚重、务实、土气十足为特色；更为重要的是“白杨树派”。在黄土高原上，白杨树不畏干旱、风沙、严寒，竭力与恶劣的环境抗争，这一意象所蕴含的精神特征与审美特征恰好与晋陕文学的精神吻合。“山药蛋派”与“白杨树派”的创作描述晋陕之地生命的强韧和粗豪，突显晋陕人民挣脱苦难的企盼，在悲悯与反思中寻求民族救赎之路，并透过苍凉与悲哀显示出刚韧雄强之美，这些正是晋陕文学乃至晋陕文化的底蕴。 四 从地域的角度来对中国现代文学作整体考察是有重要意义的。 首先是突显了现代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长期以来，文学史家考察现代文学时所取的角度多是“时代观”，即将30年现代文学分为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三段，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为这三个时期文学各自的灵魂。这种考察方法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时代性、政治性，却忽视了它的艺术个性 与审美特性。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在考察现代文学时总是注重近、现代西方文艺思潮对它的影响深刻，尤其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文艺思想对它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却忽视了民族文化的土壤对它的艺术个性和审美特征形成所施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现在的批评家们在指责现代文学的政治功利色彩与欧化色彩浓重时，又忽视了它由民族文化所孕育的文学精神、文学品格和审美价值。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地域文学的座标系中来作考察，人们将会对现代文学产生一个清新的认识。 其次是突显了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属性。民族的文学说到底是地域的文学。除了文中所述的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周立波、沙汀、李劫人外，老舍、萧红、鲁彦、彭家煌、赵树理、孙犁等人的作品也均是因其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而魅力长存。如果不把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视为孤立的存在，那么我们便会发现，他们的创作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道奇美的风景，并昭示了现代文学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作人在新文学兴起之初便倡导乡土文学，他认为文学的魅力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风土的力”，也就是地域文化的魅力。他主张将作家的创作个性、地方性与民族性完美地统一起来。他还宣称，越是地方的便越是世界的。纵观现代文学的发展，当知他言之不谬。 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是民族的而非泊来的，在民族文化的血管中流淌的是地域文化的血液，离开了地域文化的滋养，现代文学将因贫血而羸弱。这便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地域观所得出的结论。 注释: [1]蒋梦麟:《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潮》P、111-11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2]刘勰:《文心雕龙》。 [3]《隋书》卷76。 原载：《理论与创作》２００１年６期 原载：《理论与创作》２００１年６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