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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年初以来接连读到香港作家董启章的《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怕是要拜这两年内地一波又一波的港台作家作品出版热潮所赐。虽然他已在墙外文名大盛，可从这两部引入内地的长篇小说的直接观感上，他的写作相当不商业。岂止不商业，简直和主流读者的阅读口味对着干。在他显然浸润过欧美诸多文学样态后对结构、叙事的追求下，想要顺溜、轻松地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好故事并不容易。读者大抵是被他的写作为难着，犹豫着，进而不明就里地愿者上钩，累并快乐。《体育时期》就分明带给我这样的阅读体验，从最初的消化不良到后来的冒险中递进，直到习惯，最后品出几分滋味。 在《体育时期》里，董启章对于叙事方式勤于探索的勇气和乐在其中的游戏心态显现得极为充分。这种心态也体现在此作的缘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二零零零年，我因为听了椎名林檎而产生了新的小说构思”，这位特立独行的日本歌坛天后促使作者笔下衍生出两个香港女孩，贝贝，不是苹果。本来殊途的她们却在生命的某时某刻有了交点，然后就如两根起伏的曲线，分分合合，再也脱不开干系。用以串联她们邂逅后的人生的，就是这部作品给我最深印象的多变到随性的小说语言，以及如影随行的椎名林檎的种种。既然一切发端于她的歌，我从中读出些日系动漫、青春片的影子也就不是意外，这些元素和港味拌在一起，潜移默化在两个女孩的故事里，进而与作者风格化强烈的文字产生化学反应，至于读者是被醉倒还是被毒害，事关各自造化。 不断变换叙事主体尚在理解范围内，用浓郁椎名林檎风格的歌词承启各章节节奏也属顺理成章，可是，当书信、日记、聊天记录、电邮、留言条、演唱会台本和答辩论文一股脑泛滥在文本里，惟有不忽略、不混乱地从中捡拾线索，拼贴出贝贝和不是苹果的轮廓，才不致迷失在作者苦心构筑的语词密林里。他在密林之外，野心满满，远不止停留在讲述两个女孩的青春故事层面，“我极力避免它落入理想的追寻和幻灭的俗套，或者变成对青春的滥情颂赞和怀缅”，于是这部以香港、校园、青春、流行文化为背景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与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言情文学分道扬镳，纵使贝贝与不是苹果同时下都市文艺青年类似，诗歌和摇滚乐亦是她们生活中和吃饭、睡觉一样重要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书中没怎么沉溺在香港的华洋杂处与浮世繁华上，倒有相当笔墨落在当今香港高校的学界腐败、大学精神沦落话题，由此引发的学生运动也被活灵活现地写出来，而贝贝和黑骑士老师在多封往来邮件中谈到高行健和他的《灵山》，贝贝还在论文练习中专章解读葡萄牙大诗人佩索阿，对于文学，书中有相当黑色幽默的揶揄，“在这个城市，文学变成了一种罪，是令人悔疚的、要用人生来补赎的罪，而进文学圈就相等于加入犯罪集团或者黑社会了”……这里可有作者个人的好恶与寄托？也因于此，董启章的香港不是亦舒的香港，也不是西西的香港。 架构之外，董启章用以填满《体育时期》的血肉丰满得几近铺张。大量形容词的使用、细腻入微的场景描摹、动辄逻辑跳转的欧化长句，使两位主角反差强烈又彼此暗合的残酷青春在有温度的血脉贲张中成形、碎裂。所以，从始至终，整部作品都笼罩着一层宿命、沮丧的氛围。“贝贝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理解不是苹果的感受，从事实方面讲，她们的经历是那么的天南地北。可是，在表面的差异底下，是存在着早前提过的隐晦的共同感这种东西吧”，诚如贝贝这段心迹，她的阳光和不是苹果的反叛都只是各自的一面，她们身上具有对方缺失或隐藏的部分，这些恰好成为拉近距离的动力，只不过她们永远无法真正走近，更无法简单地互补。作者的无奈投射在人物身上，也蔓延到读者心里。 至于间杂为数不少的粤语词汇，算是这本书的又一特色兼解读难点(对非粤语区读者而言)，作者在书中某页曾明示，自己用方言写作就是同销售作对，做好了这本书不会在香港之外华语地区出版的心理准备。他没有全部猜对。好在粤语怎么说也是汉语的一种，我的办法是根本不看书后“现汉”般附上的“粤语普通话对照表”，就连贯地读下去。有了上下文，粤语也不再是“外语”，同字句间浓浓的香港风物痕迹一道给这部作品打上港味的地域烙印。还是忘掉坊间媒体们不时对他冠以“香港卡尔维诺”的称谓吧，这对他对卡尔维诺都不怎么公平，我宁愿相信这么叫的出发点是把他的作品中不好言述的部分偷懒概括出来。 《体育时期》 董启章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原载：《北京晚报》 2010年05月18日 原载：《北京晚报》2010年05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