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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巴金”这个悦耳的名字上，内心充满深深的怀念和忧伤—秋风萧瑟，寒怠袭来，巴金走了。 但是，死亡的是他的肉体，而不是他的精神。人的肉体是必然要腐烂的，无论水品棺材，还是福尔马林，都无法让人类的肉体永世长存。能够不朽的，只能是人的精神—谁都无法扑火精神的火焰，谁都无法遮蔽心灵的光芒，无论他用水还是用土，用刀剑还是用牢笼。 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爱这个人？为什么会如此尊敬他？仅仅因为他写出了《家》、《春》、《秋》吗？仅仅因为他是《憩园》、《寒夜》、《随想录》的作者吗？仅仅因为他用自己的文字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吗？ 这些只不过是他赢得人们爱戴的部分原因。虽然有了这些，一个人足以赢得人们的赞赏甚至仰慕，但似乎还很难让人们像爱亲人一样爱他。 作品是心灵的镜像。人们爱戴一个作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心地淳朴善良，是因为他像爱亲人一样爱自己的读者，是因为他毫无保留地把心交给了读者。在巴金的作品里，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心灵的温热和美好。人如其名，巴金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虽然，就精神气质而言，巴金是一个敏感而温情的人，有时甚至是一个隐忍而脆弱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自私、狭隘的人，而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怜悯心的人。他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他赋予爱以近乎宗教的神圣感。这是一种丰富的爱，其中既有西方的“博爱”精神，也有中国的“泛爱”情怀。他总是用充满爱意和悲悯的眼光看世界，仿佛所有人的痛苦和幸福都与他息息相关。他说：“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基督的慈悲，是杜甫的柔情，是一颗真诚而善良的心。巴金在题为《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说：“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事实上，巴金的心也有火的光和热。在这样一个价值脱序、文化拔根的时代，他的心灵之火，也在向我们照亮前行的路途。 长期以来，强调文学与道德的天然关系，强调精神的“伟大”对于文学的意义，要么被当作一种叫做“道德癫痫”的病症，要么被当作面对“先锋”文学表现出来的“怯懦”。文学于是便被姿态“先锋”、观念“前卫”的时髦批评家仅仅当作一种审美的“形式”，或仅仅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在他们看来，冷漠和残酷似乎离文学更近，而爱、怜悯、善念则几乎是一些反文学的落后而可笑的原始情感。而在他们的文学法典里，“才华”是高于一切的——它凌驾于意义、情感、道德和价值观之上，凭借着作者放纵的想象对世界和人物进行话语施暴。就这样，对人物的怪异的物化性描写，对情节的任性的冷漠化处理，最终使文学由有情之物变成无情之物。然而，在巴金看来，文学从来就是心灵的事业，就是与人的爱、同情、救助等善良的情感密切相关的，而作家则应该通过充满道德诗意和伦理自觉的写作，对读者的心灵生活发生积极的影响：“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来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同样，与我们时代的时髦作家和批评家不同，在巴金看来，对写作具有首要意义的不是所谓的“才华”，而是真诚而丰富的情感。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们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爱，仍然是金子一样美好的心灵。他的心灵是一面镜子，有助于我们看清自己时代文学的残缺和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寻找摆脱困境的方向和出路。 巴金之所以赢得普遍的尊敬，还因为他的人格境界。一个简单而朴素的真理是，与一个人的作品比起来，他的人格更为重要。因为，伟大的作品，是靠伟大的人格支撑起来的。有伟大的人格，不必一定会有伟大的作品，但伟大的作品，必然出自伟大的人格。巴金曾经高度评价鲁迅的人格：“鲁迅先生的人格是比他的作品更伟大的。”事实上，这句话也适合用来评价巴金。 巴金的人格，是崭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他是“五四”之子，是鲁迅精神的传人。这决定了他的人格，必然是一种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型人格。他戒除了旧文人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坏毛病：腐朽浅薄的浪漫情调，轻狂傲慢的自我标榜，自哀自恋的怨天尤人。巴金虽然也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但却努力让自己从狭小的个人生活领域里超越出来，关注那些普遍而重大的问题。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受“五四”精神影响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追求：他们具有高度发达的责任意识，把追求真理、平等、民主、自由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们充满热情的利他精神，谋求大众的幸福，关心所有人的精神解放和价值实现。巴金说：“我的生活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这绝不是空洞无物的大话，而是一盏伟大的人格之灯发出灿烂光芒。虽然，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朴实而伟大的人文情怀，先是被暴力倾向和“斗争”哲学所隳损，而后又在功利主义生活理念大行其道的时代，被当作一种过时的价值观受到质疑，然而，我们的社会倘若不想沦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我们倘若不想生活在恐惧的煎熬和绝望的折磨中，我们就必须把对狼的“怀念”当作一种消极的情感，就必须放弃对“狼图腾”的错误的崇拜，就必须让巴金式的新型人格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宰人格，就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巴金对于我们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是的，巴金的人格即使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新”的性质，仍然具有值得肯定的伟大价值。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社会的人格生态是极为恶劣的。残酷的“改造”不仅伤害了我们的尊严，而且还严重地扭曲了我们的人格，导致了普遍的人格病变的发生。我们不再有探求真理的激情，不再有发现真理的自信。为了远祸全身，我们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随时准备接受被给予的结论。我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独立个性和自由意志。“五四”以来的现代知识人格，终于被成功地转化为一种似新而实旧的畸形人格。如果说，现代知识人格是给予型人格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占据主宰地位的畸形人格则是占有型人格。这种畸形人格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权力型人格，一种是市场型人格。这是两种在我们的时代颇为流行的人格模式。世故圆滑和唯利是图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自己当下的利害得失，而对抽象的意义和普遍的真理缺乏信心。与之不同，巴金的人格乃是一种给予型人格，是一种鲁迅所说的“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的人格。它与我们时代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人格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巴金用一颗“现代”的心灵感受着当代的痛苦，我们的一些“著名作家”却把目光从自己的时代移到遥远的过去，移到老庄的静虚境界；巴金把通过写作帮助“每一个人”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我们的一些自哀自恋的“著名作家”却只想着如何“安妥”自己的心灵；巴金要用文学给人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我们的一些“著名作家”却通过“私有形态”的“消极写作”把读者拖入黑暗中，让他们陷入被羞辱的境地，使他们丧失生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巴金关注那些与我们民族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大问题，我们时代的一些“著名作家”却只关心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毫无根据地想象着谁曾送过自己“吃物”，俗不可耐地怀疑谁是不是想通过骂自己“出名”；巴金身体力行地“说真话”，我们的许多“著名作家”却投其所好地说假话、说废话、说空话、说好听话；巴金从来不吹嘘自己，不说自己的作品有多么好，不认为自己的作品会在未来多少年“大放光芒”，我们的一些可怜的“著名作家”却习惯于自吹自擂、自卖自夸、自满自得、自娱自乐。人世间有真作家，也有假作家，有大作家，也有小作家。小作家追求一己之利益，大作家追求大众之利益；小作家只看见眼前的微不足道的利害得失，大作家却懂得为民族和人类的前途深计远虑。与心胸狭窄的“小”作家比起来，大作家的心胸宽广如辽阔的平原；与像伪钞一样的假作家比起来，真作家是色正质纯的赤金。占有型人格只能造就患得患失、鼠目寸光、妄自尊大的小作家，只有给予型人格才能造就像巴金这样的纯真善良、谦光自抑的大作家。 名副其实的真作家情感和人格上的根本特点，全都见之于一个“真”字上。说真话，求真理，表真情，做真人，是真作家所尊奉的最基本的人生信条和道德命令。其中说真话既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艰难的。也许是知其难为而又不可不为，“说真话”乃是晚年巴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这近乎流口常谈的三个字显得平淡无奇，但却包含着重要的伦理原则，意味着极大的实践难度。尽管由于复杂的外部原因导致的形格势禁，使得巴金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表达他的情感和思考，尽管由于性格的柔弱导致的敛抑和忍耐，使得巴金未能在严峻的“考验情境”里像鲁迅那样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像闻一多那样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但是，他竭尽全力践行自己的道德主张，尤其对那些与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他从来就不回避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例如，对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巴金的反思就是勇敢而深刻的。他在写于1986年6月15日的《“文革”博物馆》中说：“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于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批判和反思的锋芒不仅指向残缺的外部现实，而且也指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巴金有很强的自省精神和自我解剖的勇气。在《二十年前》这篇短文中，他怀着痛苦的忏悔心情，回忆批判叶以群的时候自己的怯懦表现：他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到叶以群！”晚上睡前，在日记里他也没有表达出对叶以群的同情，“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这样的行为，让他许多年后，仍然强烈地体验着良心的不安和道德的谴责。他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脆弱和自私：“为了寻找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鲁迅说过中国人是习惯于“瞒和骗”的。是的，我们的确缺乏直面罪恶和灾难的勇气。面对残缺和问题，我们惯常的做法是文过饰非，敷衍推卸。巴金身体力行地“讲真话”，毫不虚假地解剖自己，体现的是一种敢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责任的伦理精神，显示出的是一种具有启蒙性质和表率意义的道德境界。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人只要仅仅是感觉自然，他就是自然的奴隶；而一旦他思考自然，他就立即从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立法者。”现在，我们要说，一个作家如果把写作仅仅当做写作，仅仅当做写作者一个人的事业，仅仅当做冷漠的、“纯粹”的“艺术”，那么，他就是写作的奴隶，而一旦他像巴金一样把爱和人格当做根本，把“说真话”当做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那么，他就是写作的体面而高贵的主人，就把写作变成了与人类的幸福密切相关的伟大的事业。巴金不仅成功地让自己成为写作的主人，而且还通过充满温柔爱意和具有人格境界的写作，而使自己成为对当代文学具有垂范意义的立法者。 斯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巴金去了，但他的文字不会死，他的心灵不会死，他的人格不会死——他的精神之火明亮而纯净，将为所有在寒夜里前行的人带来温暖和光明。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6期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