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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充满魔力和梦幻色彩的小说，2008年在台湾出版后，迅速引起强烈震动，去年更获得香港第三届华语文学“红楼梦奖”首奖，并为作者骆以军赢得了“最近台湾十多年来最了不起、最有创造力的作家”的赞誉。它的题目、故事、写作历程乃至作者身份交混纠缠在一起，形成足以摧毁寻常阅读期待的合力。在最初的阅读迷惑和惶恐之后，读者禁不住要追问：小说究竟要说些什么？我的阅读能否解开其间并非环环相扣的谜团？ 似乎很难将“旅馆”与无数的毁灭、逃亡和早已湮灭的古西夏王国联系在一起，而这恰恰是文本的着力之处。“旅馆”这个现代社会流动中的人生旅途暂居地具有的不安定、瞬间感和无根状态与那个曾经繁盛两百年却瞬间覆灭的古王国彼此映照，其实传达着作者骆以军对其父辈和自身所属族群的现代漂流状态的浓重的存在焦虑和解读、书写历史的强烈冲动，以及对未来生存前景的魔幻式想象，正如本书封面题记所言：“以异邦人之名。迷离旅程探测灵魂的器量。已逝的，将逝的，‘我们’劫毁人生与时代的对镜猜疑秘戏。”在这部45万字的长篇中，作者继续着他以往关注家族史、性与暴力的书写习惯，却将这些要素打碎重组，操练浓缩得无比纯熟有力。古西夏王国的杀戮、争斗和毁灭的故事与现代的颠沛流离交错并置，互为背景，混合成旋律错综的复调，诉说着他内心积聚已久的情绪和感慨：“这部小说是我的抵达之谜，我的魔鬼诗篇，我的命运交织的城堡。” 现在，我们试着寻找这个迷离旅程的起点，或者说语言和想象的迷宫入口。小说各章节顺序均按照旅馆房间号码排列，沿着旅馆的甬道走去，就能找到每一个房间收纳的故事。能将古西夏国与旅馆联系到一起的其实是“图尼克”这个名字，由此划定了它所代表的人物与所谓“汉人”的分野。他被想象为生活在当下的西夏党项人后裔，在一座梦幻旅馆中展开奇异的旅程，这就是小说称得上有明确脉络可循的主线。这位有着外省第二代身份的男子进入这座每个房间都会拖出尸体、“没有人能走出去的旅馆”之后，立刻被充斥其间的一切幻象所包围，每个房间的故事叠加在一起，“后来住进来的故事无法将原先占据房间的故事赶走”，以至于它的形体在不断膨胀，“没有人确知这间旅馆的完整形状”，他听到和见到了数不清的奇幻故事和诡异情景，逐渐将所有的见闻与幻象整合成足以辨析身份和处境的经验。那些似真似幻的人与事都在这变幻莫测的旅馆中载浮载沉，两个女巫一样的人物给了图尼克关于“旅馆”的最初启蒙。那个“靠着出卖肉体得以赖住在这建筑物里不同的房间”、“见过、听过太多这个旅馆全盛时期进驻，然后搬走的那些鬼魂幽灵的幻异故事”，最终“变成了这座旅馆的回忆”的美兰嬷嬷，作为“这个世界(在旅馆外活跳跳仍在发生、进行的)和那些墓穴棺椁般的故事之间交叉隐喻的神秘中介”，向图尼克讲述了旅馆的今昔，以及西夏王国文明的突然消逝：“旅馆故事最大的悲剧即在于：当它在全盛时期，恰就是那第一批流亡者大举迁住进来的混乱年代”，而今却只剩下鬼魂和他们的故事占据着那些房间；而西夏文明“为了避免掉入那历史的周期(那些兴亡覆灭的周期轮替)，他们硬生生地，举族横移出历史所能覆写的国度之外”，他们无法逃避“若有一日灭绝时刻来临，意义的被抹消，历史的被篡改”的命运。还有那位自认为已经疯狂其实具有无比洞察力的酒吧小姐家羚，更直截了当地揭穿了旅馆中曾存在的“权力乱伦体系”：“老头子”和“夫人”，以及“老头子”的儿子，后来“老头子”死了，“‘夫人’和‘老头子’当初带来的老臣们结盟，儿子则和这旅馆的管理体系结盟”；“‘夫人’却活到非常老，但她早在儿子过世前，便带着她的人马，搬出了这间旅馆”。图尼克被告知“在这幢旅馆里长大的人，是没有‘历史’这个概念的。我们通常是在个人生命经历了蛮长一段时光之后，回头审视、归纳，才会轻微惊讶，喔，事情是在哪些时候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有哪些设计在一开始就出了问题……造成了这整座游乐园无法挽回的倾倒和故障……但是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如你眼见，这幢旅馆已变成一幢阴森森、发霉、崩坏的蜡像馆了”。这些几乎无一不在影射内战败退避走台湾的那个群体自被放逐那一刻开始的衰落势运，它们在现实台湾的原型清晰可辨；而那进入旅馆点“快乐儿童餐”、露出肚皮准备魔幻射击的人物，分明就是以骗术见长的前“总统”。 与图尼克的旅馆经验交叉浮现的，是西夏王国的想象图景。宫廷中的血雨腥风、蒙古人和吐蕃人的追杀、西夏国都兴庆府的攻守大战、国王李元昊的叙事黑洞、历史文献和研究著述的摘录，在真与幻的混杂中冲击着图尼克的思考，他意识到：“那个独立建国而致毁灭的西夏，在几个大国间用狡计、变貌、移形换位、挑拨离间、忽称臣忽寻衅的阿米巴草原部落，我隐约看出它像台湾。”而西夏王国为蒙古骑兵所灭及最后逃亡的旅程与民国时期图尼克父亲所在铁路测量队的溃退路线相重合，又分明昭示两者命运的共同性。然而“旅馆”与西夏之外，还有以文明湮没西夏、令“旅馆”走向衰亡的“汉人社会”，党项羌人中幸存下来的一支最终混入其间，渐渐在“汉人社会”的压力下失去了自己的记忆。 这里，我们慢慢摸索到文本各个梦幻图景之间穿越时空的联系：“旅馆”就是那群流亡到台湾的外省人存在状况的寓言，在它盛极之时，“旅馆里的繁华盛景是你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每一间房都住了人，大江南北各省口音，各种行业的人都有”。而今就如同西夏王国的灭亡一样，“原来那座装腔作势、奢华陈旧，如同时光与故事迷宫的魔幻大旅馆，此刻已经变成这些迁移老人们冰冷的墓窖”。流亡切断了这个族群原来的历史，又使他们在阴差阳错间失去了在新寄居地重建历史的可能，他们未能在“汉人”的土地上获得安宁。西夏王国的意义比较多面，多数情况下，它以曾经的盛景和惨烈的逃亡与毁灭折射出现代流亡者的命运；有时又以其历史处境暗示着台湾的现实境遇。“汉人社会”则带有明显反讽意味，它因区隔和排斥“非我族类”，让图尼克在“旅馆”内外往返奔突却找不到出路，它就是当下台湾强调本土正宗、扭曲族群关系的现实势力的幻影；这个“汉人社会”与党项人后裔的区隔，其实是台湾本土势力与外省族群存在隔阂、难以相互融合的象征。图尼克本来只是困惑于自己的父辈为什么总是处于不断的被遗弃和被放逐的旅途之中，直到美兰嬷嬷如神谕般的启示之后：“您似乎在暗示我就是那最后一个西夏人，我是那许多流亡版本的流亡者后裔”；而西夏王国历经辉煌而骤然覆灭，似乎早已预示着它的后人今天的宿命，于是他在旅馆中想象着自己的祖先怎样“脱汉入胡”，形成不见容于汉人的孤绝族群，进而他要去寻找和重建自己族群的记忆。他开始逆流而上，在西夏王国遗迹的追寻与想象中构建自己的身份，并以此解释这一身份在当代台湾面临的困境，这一追寻与解释充满了决绝的痛苦：“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变成另一种人”；“只因我是迁移者幽灵部队的后裔，只因我的族人形单影只颜色模糊，我体内记忆的品德和教养全成了邪恶与藏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外省人’，那些政客们炒作的‘二二八大屠杀’或政治迫害者原罪或所谓认同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不是汉人。我们这种人早该在这个世界消失。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早已灭族灭种”。“想象那些西夏遗民，在他们的国族彻底在这世界覆灭消失后的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间，仍像黑影般静默地蛰伏在周遭全是汉人和他们的家族们的社会里……他们就是不会融解，只是缓慢地流失。在那些地方：河北、安徽、河南……”图尼克仿佛赌气般的愤激之语将台湾纠缠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族群矛盾引向人与人、族群与族群无法沟通的生存困境，以抒发那挥之不去的孤绝感。他更对台湾一部分人以被殖民为自傲，以制造族群对立的行为做出如下说明：“那些被神圣化的‘我们’，其实是之前某些强暴或实验室控管程序出问题而被污染植入的别的人种基因序列。但他们现在坚持那些保存下来的污染后变种基因才是好的、进化的、真正的‘我们’。他们把强暴之前原生种的我们在强暴后萎缩挤压削减的残余视为可憎的、欲除之而后快的‘他们’。问题是这些被称为‘他们’的我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他们’，他们也知道，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个新称谓：‘你们’”。如果对当代台湾“去中国”化思潮略有所知，就绝对明了这些话语意味着什么。 不过，为什么我们并不觉得图尼克痛彻心扉的慷慨陈词是一种乏味的说教或空虚的申辩？因为西夏王国灭亡和“旅馆”日渐颓败的惨烈让我们感到他的痛苦、他的表达是有理由的，而这除了情感和思考的力度，也得益于文本的叙事力量和叙事策略，当然也要依赖读者对台湾现实的认知程度。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蓄积了太多能量，辐射出极强震撼力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乾坤大挪移和暴力血腥叙述，数不清的已解未解之谜，台湾纷繁乱象的再现与隐喻，大量梦境、亡灵、巫术的穿梭往返，众多后设和魔幻技法的层出不穷，构成奇异诡谲之图景，带给读者风暴般的阅读经验，令人在对历史与现实的陌生化过程和讲述者的亲历感受中生发迷离错乱之感，以至于文本完成之后，还需附上“情节小引”，将各个房间的故事梗概串联到一起，以便阅读不至陷入混乱和遗忘。事实上，试图理清所有梦幻的脉络、解读其全部寓意是非常困难的，以图尼克的杀妻之举为例，那妻子的“汉人”身份、一干“外省人”的寻爱与失爱，似乎是图尼克的直白背后的更复杂情绪的侧影。文本中随处可见的长句子中也密布着众多色彩、声音、动作和情绪，时常令人首尾不能相顾。然而也正是各路梦幻图景的交错往复逐渐会聚着文本设置迷局和自我解码的冲动，并为图尼克的梦幻之旅提供了一个爆发式的结尾： 图尼克要自造一种新的语言文字，以保留族群基因和记忆。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即“旅馆”的第41号房间内，如同一套武功的最后一个招式，图尼克宣布：“我们，这间旅馆的创建者，要解决这个单一植株在单一形态记忆黑死病侵袭下灭种的恐怖危机，只有重新创作一套独立于他们之外的语言系统。”在这最后的房间里，图尼克追忆了他的成长历程、他的家族、他的祖先，注视着周遭的世事变迁，也继续着自己的梦幻旅行。他试图通过“造字”画出那些暗夜迷宫的记忆路线，解开西夏旅馆的谜团，挣脱“他们”设定的叙述模式，接续族群基因链上断裂的密码，释放重新书写历史的强烈欲望。 这是一个寻找父亲、重建记忆的故事，也是台湾新世代以降外省族群作家感应20余年来台湾社会变迁、萌生存在危机意识的产物。当他们像图尼克一样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无父之人”的时候，他们开始寻找和建构父亲和祖先的形象，家族书写、记忆书写、移民与遗民论述因此盛行。只是，与“难道，我的记忆都不作数……”式的幽怨不同，骆以军以搏杀和咆哮的姿态，抢在西夏旅馆轰然劫毁之前，让记忆重生。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