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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姿对于国内广大读者来说，可能很陌生。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她已是享誉马华文坛的“第一女诗人”，是马来西亚华侨中很有影响的女作家。《莹姿诗文选集》选编了莹姿漂泊南洋时期、抗战前后、新中国成立后到她逝世前的诗歌、小说、剧本等主要作品，以作家漂泊南洋时期和抗战前后的作品更为重要。这些作品形象生动，深刻地记录了时代的声音、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危亡，以及人民奋起抗争、迎接光明的历程。 莹姿是我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她于1934年随丈夫林芳声去了马来西亚，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马六甲等地居住，任华文中学的文史教员。《选集》收集了莹姿漂泊南洋时期的近40首诗歌，这些诗歌表达了诗人目睹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蹂躏、掠夺吞食的痛苦心情。她饱含热泪，揭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罪行，写下《哭被暴敌掳去的五百儿童》《月之十六日敌机轰炸长沙死伤七百余人感而作此》《惊闻南京被日寇攻陷屠杀我军民十万人》《苦雨凄风中的儿童节》。诗人呼喊当时的富人《你们不要躲藏在后方》，应该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怒吼罢，全世界的母亲》表达母爱不应仅限于自己的儿女，而应加入战线，抢救还未遭毒手的广大儿女；《寄弟诗》则鼓励自己的弟弟从军卫国，挽救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厄运；《抗日歌——仿孟姜女哭长城调》描写了一个妇女支持丈夫走上抗日战场的故事，表达了妇女在抗战中的觉醒；《歌声》则颂扬武汉合唱团用歌声把游离的人心串连起来，筑成新的万里长城；《南洋儿女的回声》《卖血花》表达了漂泊海外的华人捐款捐物支援祖国的抗战。诗人还塑造了《雨中燕》《播种者》等艺术形象，表达诗人对抗战必胜的信念。 莹姿在这一时期写的散文、小说和戏剧，充分说明她是一位很具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关心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系列马华妇女的形象。《我的芳邻》中被生活所迫的舞女私娼，也愿为抗战义舞捐款；独幕剧《国布旗袍》则塑造了一个爱慕虚荣、向上爬、追求地位的城市妇女形象；《智与勇》塑造了一个原先屈从于汉奸丈夫、后来觉醒并同情支持华人罢工、断然与丈夫离婚的妇女陈亚芬，与当时有些以结婚为职业、以丈夫为靠山、谄媚争宠的所谓知识妇女相比，陈亚芬确是一个崭新的形象。 莹姿的创作是以笔作刀枪唤起民众，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她说，诗歌是我生命里的力和热，是我血脉里跳动的脉息，是我精髓里新生的细胞。她认为戏剧是抗战中的一支生力军、精神上的游击队。因此，她的创作形式多样，而且特别注意作品的艺术性，把艺术性和抗战意识结合起来，以便寓教育于艺术之中。她的作品结构严谨，短小精干，能起到匕首投枪的作用。她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在马华文坛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莹姿在南洋漂泊的7年，也是她渴望自由、追求光明、显示坚毅性格的7年。她把自己比喻为一棵营养不良的树，一定要挺起腰杆，立住脚跟，迎接暴风雨的洗礼。她在努力完成教学之余，尽力参加社会活动，与爱国华侨师生上街演讲、唱歌、演街头剧作宣传，唤起马华人们的觉醒，积极捐款，声援国内的抗日救亡事业。她还为把马华教育界组织起来而呐喊，希望马华教育界来一个大团结，配合祖国伟大的抗战，尽自己神圣的职责。 莹姿于1941年8月接到父亲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在思念双亲、思念祖国的驱动下，她力排阻挠，只身返国。谁知，该年年底，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交通阻隔，莹姿想再返回南洋已不可能，遂与丈夫儿子音信断绝。因思念丈夫和儿子，莹姿的诗中不时流露出淡淡的哀愁。她低吟“一幅罗巾分两半，可能两地拭泪痕”。并自我安慰：“浮生幸有相思种，乱世难开幸福花”。但是，莹姿绝不是始终沉浸在儿女私情中的女性，她的胸怀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在《书愤》一诗中，她写道：“家仇国难一肩挑，夜雨凄风路正遥。讯息曾从何处问，离魂经得几回消。自由只有黄金买，幸福全归战火烧。翘首问天天不语，睁睁泪眼盼明朝。” 在上世纪40年代贫病交加、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莹姿更显示出高贵品德。她坚守在清贫的教师岗位上，怡然自乐：“立己立人，勉作中流砥柱；有为有守，长明夜海塔灯”。她赞扬教师是最英勇的战士，斗争在最激烈的人生战场，为被绞杀的、被囚禁的、被窒息的人们呼喊控诉，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迫害，她被迫到寺庙带发为尼，以避灾祸。 莹姿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足迹和对时代的呼声，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国内已逐渐不为多数人知道。莹姿的作品在动荡的岁月中大多散失，在国内未曾出版过。现在其子林阿绵历经周折，费时3年，多方收集整理，结集为《莹姿诗文选集》予以出版，才使我们有幸看到，真是令人备感欣慰。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4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